度,就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当做制衡对象,因此容易招致针对它的制衡联盟出现 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可能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它的对外行为容易给别国带来直 接威胁,则受到威胁的国家也会与其他相对强国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 这种行为就是战略上的制衡而非战略追随。沃尔特指出,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 有:权力总量( aggregate power)、地理位置邻近( geographic proximity)、 攻击能力( offensive power)和侵略意图( aggressive intentions)。具体来 说,国家的权力大小,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他国毗邻,攻击能力强弱,或侵略意图 显露的程度增加,都可能成为威胁源,从而使该国成为制衡的对象国。1 沃尔特运用威胁制衡论研究了冷战后制衡美国的联盟缺位现象,他认为,尽 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 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 倾向”,从而解释了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缺位现象 2.利益制衡缺位论及追随偏好, 除了考虑国际体系的压力,以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 l. Schweller)为 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认为追随是一种更普遍 的行为偏好。在施韦勒看来,仅仅假定无政府状态的外部因素和国家因此追求自 保的内部反应是不够的,这会导致强烈的现状偏见( the status quo bias)。16于 是,他从行为体的偏好出发,提出了利益制衡论。行为体并不总是从保证生存的 角度,预设体系中存在掠夺性的国家,去制衡那些威胁其安全和体系稳定的国家 和联盟。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稳定是最基本的需要,因为现状是 其获得好处的外部环境保障。但对于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言,安全并非其 首要目标,如何确保利益更大化才是它们所需。因此,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常常会 选择追随策略,而不是制衡战略,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 秩序的国家,能够确保获得更多的利益。 施韦勒认为,制衡和追随拥有不冋的动机,制衡是为了谋求安全,而追随是 13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 1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8. See also,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Spring 1985), pp. 9-13 15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112页 京:美]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一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等译,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38、6163页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5 度，就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当做制衡对象，因此容易招致针对它的制衡联盟出现。 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可能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它的对外行为容易给别国带来直 接威胁，则受到威胁的国家也会与其他相对强国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 这种行为就是战略上的制衡而非战略追随。13 沃尔特指出，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 有：权力总量（aggregate power）、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 proximity）、 攻击能力（offensive power）和侵略意图（aggressive intentions）。具体来 说，国家的权力大小，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他国毗邻，攻击能力强弱，或侵略意图 显露的程度增加，都可能成为威胁源，从而使该国成为制衡的对象国。14 沃尔特运用威胁制衡论研究了冷战后制衡美国的联盟缺位现象，他认为，尽 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 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 倾向”， 15 从而解释了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缺位现象。 2. 利益制衡缺位论及追随偏好。 除了考虑国际体系的压力，以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为 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认为追随是一种更普遍 的行为偏好。在施韦勒看来，仅仅假定无政府状态的外部因素和国家因此追求自 保的内部反应是不够的，这会导致强烈的现状偏见（the status quo bias）。 16 于 是，他从行为体的偏好出发，提出了利益制衡论。行为体并不总是从保证生存的 角度，预设体系中存在掠夺性的国家，去制衡那些威胁其安全和体系稳定的国家 和联盟。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稳定是最基本的需要，因为现状是 其获得好处的外部环境保障。但对于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言，安全并非其 首要目标，如何确保利益更大化才是它们所需。因此，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常常会 选择追随策略，而不是制衡战略，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 秩序的国家，能够确保获得更多的利益。17 施韦勒认为，制衡和追随拥有不同的动机，制衡是为了谋求安全，而追随是 13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3 期，第 58 页。 1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8. See also,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9-13. 15 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16 [美] 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等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38、61-63 页。 17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3 期，第 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