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研究》：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任琳、龚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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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4X(2015) 04-000X-00 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没变。理论上,迫于体系压力的国家出于对安全的追求,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网络安全领域,由于文化、意图综合实力,地理位置等原因,制衡战略经常缺位或迟到。由于其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属性的限制,网络资源大国选择合作战略则更具获益可能。制衡是安全领域中的最重要战略选择战略学中几种常见的策略有:制衡、追随和合作,国家的行为也常常表现出对某种战略方式的偏好。在网络空间战略中,各国的战略偏好可能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本节首先回顾传统战略领域的国家偏好,为分析网络空间战略偏好提供参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当国家面临他国权力急剧上升的情境时,往往倾向于采取制衡战略以确保自身安全。现实主义主张无政府状态下,制衡策略是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确保其安全乃至生存而采取的常见战略回应。2正如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认为的,美国的安全来自制衡战略,即通过在各种力量之间谋求平衡, 遏制敌对和其他不可靠力量。所谓制衡策略就是让这些力量“在彼此的争斗中消耗它们的偏执、暴力和狂热,否则它们也许会用这些来对付我们”“挑动它们之间的斗争,使得它们相互毁灭,在自相残杀中筋疲力尽,从而让致力于实现世界稳定的建设性力量保有生存下去的可能”。3 (一)传统安全领域中制衡战略的逻辑国际体系压力,迫使国家选择权力制衡战略。肯尼思·华尔兹《 enneth waltz) *本研究接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安全观视野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建构及其路径选择”(项目编号为:14CGJ012)的资助。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2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 view, 1997, p 165 3享利·基辛格:《凯南的时代》,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1年11月10日文章。 Suwww.nytimes.com,nOv10th2011,lastaccessedon15febuRary2015

2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4X（2015） 04-000X-00 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没变。理论上，迫于体系压力的国家出于对安全的追求，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网络安全领域，由于文化、意图；综合实力，地理位置等原因，制衡战略经常缺位或迟到。由于其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属性的限制，网络资源大国选择合作战略则更具获益可能。一制衡是安全领域中的最重要战略选择战略学中几种常见的策略有：制衡、追随和合作，国家的行为也常常表现出对某种战略方式的偏好。在网络空间战略中，各国的战略偏好可能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本节首先回顾传统战略领域的国家偏好，为分析网络空间战略偏好提供参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当国家面临他国权力急剧上升的情境时，往往倾向于采取制衡战略以确保自身安全。现实主义主张无政府状态下，制衡策略是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确保其安全乃至生存而采取的常见战略回应。 2 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认为的，美国的安全来自制衡战略，即通过在各种力量之间谋求平衡，遏制敌对和其他不可靠力量。所谓制衡策略就是让这些力量“在彼此的争斗中，消耗它们的偏执、暴力和狂热，否则它们也许会用这些来对付我们”“挑动它们之间的斗争，使得它们相互毁灭，在自相残杀中筋疲力尽，从而让致力于实现世界稳定的建设性力量保有生存下去的可能”。 3 （一）传统安全领域中制衡战略的逻辑国际体系压力，迫使国家选择权力制衡战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 本研究接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安全观视野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建构及其路径选择”（项目编号为：14CGJ012）的资助。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2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 view, 1997, p. 169. 3 亨利·基辛格：《凯南的时代》，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1 年 11 月 10 日文章。参见 www. nytimes.com, Nov10th 2011, last accessed on 15Feburary 2015

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以维持生存为基本目标,必须考虑其在国际体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过度的权力优势,威胁本国的生存与安全。‘每当某一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权力增长从体量和增速上来说都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之际,国际体系内其他相关度、脆弱度较高的国家就倾向于单独或联合起来对该国发起制衡,因为仅仅指望霸权的自我克制是不可靠的,。所以国际格局中的均势( balance of power)现象一再出现。而“制衡” ing)和遏制权力挑战者,则是国家为实现“均势”( balance of power) 而采取的重要策略。因此,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无论平衡的权力是不是行为体的目的,国家都会采取制衡的策略。国家采取“制衡而非追随”的策略是体系压力所诱导。。在国际安全领域经常采取制衡的策略,汉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曾经归纳了常见的制衡手段,“这些方式主要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这些都是制衡的具体表现形式”。制衡往往是区域性的战略设计。制衡主要是基于地理临近性和投放能力的限制,或是作为不具备地理毗邻性的国家在该区域内建立同盟关系,从而增加制衡战略的“辐射”范围。例如亚太地区向来是美国制衡战略的重心之一。后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亚太地区,长期在该地区贯彻制衡战略。克林顿执政时期,主要表现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上的东移;小布什执政时期,制衡主要是在政治军事领域内展开,表现为“(军事)战略东移”;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高度敏感和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即便是实力不及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页。 5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杰克·利维( Jack Levy)认为,均势生成有三种途径:霸权的自我克制;霸权遭遇制衡联盟而收缩:霸权在战争中被打败。参见 Colin Elman,“ ntroduction: Appraising Balance of Powe Theory,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 10-12 7 Jack S. Levy,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 128-153; Susan B. Martin, "From Balance of power to Balancing Behavior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in Andrew K. Hanami, ed.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 61-82.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页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一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244页: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112页

3 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以维持生存为基本目标，必须考虑其在国际体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过度的权力优势，威胁本国的生存与安全。 4 每当某一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权力增长从体量和增速上来说都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之际，国际体系内其他相关度、脆弱度较高的国家就倾向于单独或联合起来对该国发起制衡， 5 因为仅仅指望霸权的自我克制是不可靠的，6 所以国际格局中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现象一再出现。而“制衡” （balancing）和遏制权力挑战者，则是国家为实现“均势”（balance of power）而采取的重要策略。7 因此，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无论平衡的权力是不是行为体的目的，国家都会采取制衡的策略。国家采取“制衡而非追随”的策略是体系压力所诱导。 8 在国际安全领域经常采取制衡的策略，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经归纳了常见的制衡手段,“这些方式主要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这些都是制衡的具体表现形式”。 9 制衡往往是区域性的战略设计。制衡主要是基于地理临近性和投放能力的限制，或是作为不具备地理毗邻性的国家在该区域内建立同盟关系，从而增加制衡战略的“辐射”范围。例如亚太地区向来是美国制衡战略的重心之一。后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亚太地区，长期在该地区贯彻制衡战略。克林顿执政时期，主要表现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上的东移；小布什执政时期，制衡主要是在政治军事领域内展开，表现为“（军事）战略东移”；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高度敏感和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即便是实力不及 4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 页。 5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3 期，第 56-57 页。 6 杰克·利维（Jack Levy）认为，均势生成有三种途径：霸权的自我克制；霸权遭遇制衡联盟而收缩；霸权在战争中被打败。参见 Colin Elman,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Balance of Power Theory,”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 10-12。 7 Jack S. Levy,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 128-153; Susan B. Martin, “From Balance of Power to Balancing Behavior: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in Andrew K. Hanami, ed.,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 61-82. 8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 页。 9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2-244 页；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的地方也要实现“离岸制衡”。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与往届美国政府的“亚太制衡”战略有所区别,其亚太战略表现为“多层次再平衡”,包括安全领域经济政策和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多维度制衡战略,这在侧面说明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近年来,在全球公域(极地、海洋、网络和太空)等新生领域内,美国也没少论证其制衡战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10 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制衡战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制衡的种类很多,以离岸制衡”为例,第一,制衡可以增强霸权国(美国)的相对实力,通过制衡消耗其他大国的实力,一旦东亚、欧洲陷入安全竞赛,处于离岸位置的霸权国(美国)免于争端的同时,还“隐形”地增加了自身实力。第二,制衡战略可以使大国免于被永久性联盟关系所捆绑,获得更大的政策灵活度。第三,产生威慑效果, 震慑潜在挑战者。Ⅱ制衡的核心在于均势,均势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制衡手段最终达成。制衡的目的是权力或者说是相对的实力优势。 (二)制衡战略在实际应用中的修正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情境中,制衡的缺位( Absence of Balancing)与迟到现象经常发生,在面对体系中其他国家谋求权力或扩张权力的局面,国家有时会选择制衡,有时则会放弃制衡。1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制衡的缺位进行了研究, 使制衡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更具现实操作意义,而非停留在纸面。威胁制衡论国际体系的失衡并不必然导致结构性压力。据此,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Walt)修订了华尔兹的均势理论,提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即国家制衡的目标对象是威胁源,而非一定是权力体量庞大的实体国家。威胁一国安全的并非总是权力体量上占优的国家,增量权力只代表产生威胁能力的上升,并非权力必然导致威胁。正如在传统意义上,实力也不等同于影响力。沃尔特认为,制衡行为的产生并非单纯出于权力的考虑,而是基于对威胁的权衡,即某个国家或联盟出于战略考虑,显示出进攻性现实主义意图,那么它就具备了较高的威胁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2期,第49-54页。 Ⅱ1孔小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理论涵义及其实践》,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第71-77页 12埃姆雷·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的精致的伪证主义认为,接受检验的理论是一个整体结构,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单个异例的存在并不能证伪理论(证明理论是错误的),反而通过正面启发法对辅助保护带的修正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参见匈牙利]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8页

4 的地方也要实现“离岸制衡”。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与往届美国政府的“亚太制衡”战略有所区别，其亚太战略表现为“多层次再平衡”，包括安全领域、经济政策和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多维度制衡战略，这在侧面说明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近年来，在全球公域（极地、海洋、网络和太空）等新生领域内，美国也没少论证其制衡战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10 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制衡战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制衡的种类很多，以 “离岸制衡”为例，第一，制衡可以增强霸权国（美国）的相对实力，通过制衡消耗其他大国的实力，一旦东亚、欧洲陷入安全竞赛，处于离岸位置的霸权国（美国）免于争端的同时，还“隐形”地增加了自身实力。第二，制衡战略可以使大国免于被永久性联盟关系所捆绑，获得更大的政策灵活度。第三，产生威慑效果，震慑潜在挑战者。11 制衡的核心在于均势，均势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制衡手段最终达成。制衡的目的是权力或者说是相对的实力优势。（二）制衡战略在实际应用中的修正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情境中，制衡的缺位（Absence of Balancing）与迟到现象经常发生，在面对体系中其他国家谋求权力或扩张权力的局面，国家有时会选择制衡，有时则会放弃制衡。 12 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制衡的缺位进行了研究，使制衡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更具现实操作意义，而非停留在纸面。 1. 威胁制衡论国际体系的失衡并不必然导致结构性压力。据此，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修订了华尔兹的均势理论，提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即国家制衡的目标对象是威胁源，而非一定是权力体量庞大的实体国家。威胁一国安全的并非总是权力体量上占优的国家，增量权力只代表产生威胁能力的上升，并非权力必然导致威胁。正如在传统意义上，实力也不等同于影响力。沃尔特认为，制衡行为的产生并非单纯出于权力的考虑，而是基于对威胁的权衡，即某个国家或联盟出于战略考虑，显示出进攻性现实主义意图，那么它就具备了较高的威胁程 10 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第 49-54 页。 11 孔小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理论涵义及其实践》，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71-77 页。 12 埃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精致的伪证主义认为，接受检验的理论是一个整体结构，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单个异例的存在并不能证伪理论（证明理论是错误的），反而通过正面启发法对辅助保护带的修正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参见[匈牙利] 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9-58 页

度,就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当做制衡对象,因此容易招致针对它的制衡联盟出现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可能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它的对外行为容易给别国带来直接威胁,则受到威胁的国家也会与其他相对强国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就是战略上的制衡而非战略追随。沃尔特指出,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有:权力总量( aggregate power)、地理位置邻近( geographic proximity)、攻击能力( offensive power)和侵略意图( aggressive intentions)。具体来说,国家的权力大小,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他国毗邻,攻击能力强弱,或侵略意图显露的程度增加,都可能成为威胁源,从而使该国成为制衡的对象国。1 沃尔特运用威胁制衡论研究了冷战后制衡美国的联盟缺位现象,他认为,尽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倾向”,从而解释了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缺位现象 2.利益制衡缺位论及追随偏好, 除了考虑国际体系的压力,以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 l. Schweller)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认为追随是一种更普遍的行为偏好。在施韦勒看来,仅仅假定无政府状态的外部因素和国家因此追求自保的内部反应是不够的,这会导致强烈的现状偏见( the status quo bias)。16于是,他从行为体的偏好出发,提出了利益制衡论。行为体并不总是从保证生存的角度,预设体系中存在掠夺性的国家,去制衡那些威胁其安全和体系稳定的国家和联盟。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稳定是最基本的需要,因为现状是其获得好处的外部环境保障。但对于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言,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如何确保利益更大化才是它们所需。因此,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常常会选择追随策略,而不是制衡战略,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秩序的国家,能够确保获得更多的利益。施韦勒认为,制衡和追随拥有不冋的动机,制衡是为了谋求安全,而追随是 13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 1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8. See also,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Spring 1985), pp. 9-13 15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112页京:美]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一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等译,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38、6163页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

5 度，就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当做制衡对象，因此容易招致针对它的制衡联盟出现。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可能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它的对外行为容易给别国带来直接威胁，则受到威胁的国家也会与其他相对强国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就是战略上的制衡而非战略追随。13 沃尔特指出，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有：权力总量（aggregate power）、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 proximity）、攻击能力（offensive power）和侵略意图（aggressive intentions）。具体来说，国家的权力大小，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他国毗邻，攻击能力强弱，或侵略意图显露的程度增加，都可能成为威胁源，从而使该国成为制衡的对象国。14 沃尔特运用威胁制衡论研究了冷战后制衡美国的联盟缺位现象，他认为，尽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倾向”， 15 从而解释了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缺位现象。 2. 利益制衡缺位论及追随偏好。除了考虑国际体系的压力，以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认为追随是一种更普遍的行为偏好。在施韦勒看来，仅仅假定无政府状态的外部因素和国家因此追求自保的内部反应是不够的，这会导致强烈的现状偏见（the status quo bias）。 16 于是，他从行为体的偏好出发，提出了利益制衡论。行为体并不总是从保证生存的角度，预设体系中存在掠夺性的国家，去制衡那些威胁其安全和体系稳定的国家和联盟。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稳定是最基本的需要，因为现状是其获得好处的外部环境保障。但对于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言，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如何确保利益更大化才是它们所需。因此，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常常会选择追随策略，而不是制衡战略，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秩序的国家，能够确保获得更多的利益。17 施韦勒认为，制衡和追随拥有不同的动机，制衡是为了谋求安全，而追随是 13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3 期，第 58 页。 1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8. See also,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9-13. 15 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16 [美] 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38、61-63 页。 17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3 期，第 58 页

为了获取收益。根据利益偏好,利益制衡论者将国家划分成两类:一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以谋求最大化的安全为战略目标;另一种是修正主义的国家,以谋求最大化的权力为目标。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会追随更强大的、上升中的、具有修正主义意识的国家,只有对现状满意而不乐意谋求改变的国家才会采取制衡行为。1“利益平衡理论”在解析冷战后的联盟实践时无疑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施韦勒认为,国家的行为由其所认定的利益所决定,而不仅仅由权力分布或所谓的威胁所决定,“国家更关注谁拥有权力,而非权力的不平衡。利益而非权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2 在这个意义上,从利益制衡论出发,最优选择并非制衡战略,而是追随或其他应对战略。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不愿意制衡,而是偏好于追随或不作为、不介入? 利益论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但是施韦勒的论述仅仅解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行为倾向,没有涵盖更广泛的国家类型。在现实情境中,并非仅存一种具有修正主义国家性质的国家类型,也并非是仅仅限于修正主义国家会偏好于非制衡的追随、不作为或不介入。究其原因而言,系统环境压力等也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 3.实力门槛论在国际体系中权力的集中程度与制衡的实力门槛成正比,即当权力集中程度提高时,制衡的实力门槛将会随之提高,尽管制衡的动机很强烈,但制衡成本过高,从而造成了制衡的缺位。威廉·华尔福思( 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 “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 threshold),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制衡的门槛表现为国家之间实力的差距,制衡的实施需要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只有实力差距不大时才有实施制衡战略的可能,只有具备相当的实力才能够担当起系统内制衡者的重任。中国学者刘丰认为,“在多极体系下,权力集中 18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3期,第35页。 19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3期,第29页 20汪伟民、张爱华:《单极体系下的联盟理论与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 年第2期,第89页 21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litt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nclusion 22 William C. WoMforth, "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John Ikenberry, ed,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3 23刘丰:《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5页

6 为了获取收益。根据利益偏好，利益制衡论者将国家划分成两类：一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以谋求最大化的安全为战略目标；另一种是修正主义的国家，以谋求最大化的权力为目标。18 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会追随更强大的、上升中的、具有修正主义意识的国家，只有对现状满意而不乐意谋求改变的国家才会采取制衡行为。19 “利益平衡理论”在解析冷战后的联盟实践时无疑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施韦勒认为，国家的行为由其所认定的利益所决定，而不仅仅由权力分布或所谓的威胁所决定，20 “国家更关注谁拥有权力，而非权力的不平衡。利益而非权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 21 在这个意义上，从利益制衡论出发，最优选择并非制衡战略，而是追随或其他应对战略。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不愿意制衡，而是偏好于追随或不作为、不介入？利益论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但是施韦勒的论述仅仅解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行为倾向，没有涵盖更广泛的国家类型。在现实情境中，并非仅存一种具有修正主义国家性质的国家类型，也并非是仅仅限于修正主义国家会偏好于非制衡的追随、不作为或不介入。究其原因而言，系统环境压力等也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 3. 实力门槛论在国际体系中权力的集中程度与制衡的实力门槛成正比，即当权力集中程度提高时，制衡的实力门槛将会随之提高，尽管制衡的动机很强烈，但制衡成本过高，从而造成了制衡的缺位。威廉·华尔福思（William C．Wohlforth）认为， “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threshold），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 22 制衡的门槛表现为国家之间实力的差距，制衡的实施需要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只有实力差距不大时才有实施制衡战略的可能，只有具备相当的实力才能够担当起系统内制衡者的重任。23 中国学者刘丰认为，“在多极体系下，权力集中 18 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35 页。 19 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29 页。 20 汪伟民、张爱华：《单极体系下的联盟理论与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 年第 2 期，第 89 页。 21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Iiitt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nclusion. 22 William C. WoM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3. 23 刘丰：《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载《欧洲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5 页

程度最低,国家制衡的方式多样且灵活,国家制衡的实力门槛最低。在两极体系下,只存在两个主导性的大国,制衡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这对制衡的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单极是一种国家实力差距太大以至于很难制衡的结构,对于国家采取制衡行为的门槛最高。”“华尔兹也认为:“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大,拉近距离所需的时间就越长。”3在这种情况下, 制衡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缺位。讨论完传统安全领域内制衡的逻辑、方式与修正情况,我们看到制衡战略在具有重要影响力、为大国所青睐的同时,也常常存在缺位与迟到的现状,也有被国家行为体摒弃的时候。那么在一些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内,地缘战略里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是否会出现可以替代制衡的其他战略选择呢?例如,大国会选择追随、不介入或者再进一步选择抛弃过度的彼此战略警戒和不信任,转而选择持合作姿态?下面,我们将以网络安全问题为例,对于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网络安全领域中的制衡问题网络环境具有无地理概念、多元行为体、国家能力再分级等诸多特性,重构了安全问题的结构,进而造成网络安全领域下博弈机制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归因困难、意图沟通困难、冲突易发等。 (一)网络环境对安全问题的重构网络环境的特性改变了传统的安全思维。权力在网络环境中传递,更容易失真。相比传统安全领域,行为体在网络安全领域内,更加脆弱、更加敏感。按照这种逻辑,行为体应该有更强烈的意愿对安全威胁做出反应,例如通过采取制衡战略寻求安全。那么现实情况又是如何?如果国家在网络空间里修正制衡战略, 也无法改进战略效果,它们的战略选择偏好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剖析网络安全环境的特性及其对安全问题的重构。网络世界无地理概念不受投放能力的限制在现实世界的战略博弈中,制衡的重要实现手段是能够通过权力的投射,而 24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3期,第32页 [美]肯尼思·华尔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与美国对外政策》,2004年10月15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第3页

7 程度最低，国家制衡的方式多样且灵活，国家制衡的实力门槛最低。在两极体系下，只存在两个主导性的大国，制衡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这对制衡的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单极是一种国家实力差距太大以至于很难制衡的结构，对于国家采取制衡行为的门槛最高。” 24 华尔兹也认为：“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大，拉近距离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25 在这种情况下，制衡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缺位。讨论完传统安全领域内制衡的逻辑、方式与修正情况，我们看到制衡战略在具有重要影响力、为大国所青睐的同时，也常常存在缺位与迟到的现状，也有被国家行为体摒弃的时候。那么在一些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内，地缘战略里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是否会出现可以替代制衡的其他战略选择呢？例如，大国会选择追随、不介入或者再进一步选择抛弃过度的彼此战略警戒和不信任，转而选择持合作姿态？下面，我们将以网络安全问题为例，对于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二网络安全领域中的制衡问题网络环境具有无地理概念、多元行为体、国家能力再分级等诸多特性，重构了安全问题的结构，进而造成网络安全领域下博弈机制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归因困难、意图沟通困难、冲突易发等。（一）网络环境对安全问题的重构网络环境的特性改变了传统的安全思维。权力在网络环境中传递，更容易失真。相比传统安全领域，行为体在网络安全领域内，更加脆弱、更加敏感。按照这种逻辑，行为体应该有更强烈的意愿对安全威胁做出反应，例如通过采取制衡战略寻求安全。那么现实情况又是如何？如果国家在网络空间里修正制衡战略，也无法改进战略效果，它们的战略选择偏好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剖析网络安全环境的特性及其对安全问题的重构。 1. 网络世界无地理概念不受投放能力的限制在现实世界的战略博弈中，制衡的重要实现手段是能够通过权力的投射，而 24 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32 页。 25 [美] 肯尼思·华尔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与美国对外政策》，2004 年 10 月 15 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第 3 页

权力的远程投放会导致成本的上升,随着投射距离的增加,投送成本也会随之递增,与此同时权力效能却呈递减趋势,帕特里克·奥沙利文￠ trickσ Sullivan) 指出,力量投射离本国越远,“摩擦损耗”越大,投送的费用就越高,抵达目的地的有效实力也就越少。肯尼斯·博尔丁( Kenneth N. Boulding)也提出了“力量损失梯度”( 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的概念,指出一国的力量向外扩张时随着辐射范围的扩大,力量损耗也越大,投射成本不断增加。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所说,地理上的限制导致全球霸权极具稀缺性。因为地区上水体等地理因素遏制了大国权力的有效投射。在这个意义上讲,区域性的霸权成为替代全球霸权的重要选择。大国受制于地理限制只能在可以到达的区域内投射能力,具有进攻性的军队能够到达的范围即是大国能力投放的范围边界网络世界并没有地理的概念。以空间信息技术为例,“卫星网络具有覆盖面广、组网灵活、建网快、不受地理环境限制等突出特点”。网络能力的投放可以是随时随地的,也可以跨越大洋、大洲,同时又没有射程等能力限制的影响。但是,没有边界的能力投递并没有想当然地带来战略制衡。 2.网络环境中各行为体都有能力发动袭击在网络环境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各行为体都有能力发动袭击,行为主体更为丰富。传统意义上,我们谈战略制衡,常常是假定战略互动是在实力、身份大致对等的国家之间发生。当战略互动的国家并非实力对等时,国家将会青睐结盟的方式来实现战略制衡的目的。现实的威胁来自对等行为体即国家,但网络空间里的攻击则可能是民间行为体,例如黑客高手或者恐怖组织。袭击来自非政府行为体并不意味着杀伤力和破坏性就降低了,相反,通过低廉的工具和攻击手段,例如运用信息炸弹、病毒程序和木马发动网络攻击,却足以有能力瘫痪一国的金融、水利和供电系统。此外,网络数据的泄漏可以带来极高的经济损失。通过植入或损害程序,使机器服从于攻击者的操作口令,此类的网络攻击具有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但损害性高的特点。谁都可以发起袭击,攻击行为又可以极度隐蔽,但这 26[英]帕特里克·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一一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7073页 27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2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151,169-170页

8 权力的远程投放会导致成本的上升，随着投射距离的增加，投送成本也会随之递增，与此同时权力效能却呈递减趋势，帕特里克·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指出，力量投射离本国越远，“摩擦损耗”越大，投送的费用就越高，抵达目的地的有效实力也就越少。 26 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N. Boulding）也提出了“力量损失梯度”（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的概念，指出一国的力量向外扩张时随着辐射范围的扩大，力量损耗也越大，投射成本不断增加。27 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说，地理上的限制导致全球霸权极具稀缺性。因为地区上水体等地理因素遏制了大国权力的有效投射。在这个意义上讲，区域性的霸权成为替代全球霸权的重要选择。大国受制于地理限制只能在可以到达的区域内投射能力，具有进攻性的军队能够到达的范围即是大国能力投放的范围边界。28网络世界并没有地理的概念。以空间信息技术为例，“卫星网络具有覆盖面广、组网灵活、建网快、不受地理环境限制等突出特点”。网络能力的投放可以是随时随地的，也可以跨越大洋、大洲，同时又没有射程等能力限制的影响。但是，没有边界的能力投递并没有想当然地带来战略制衡。 2. 网络环境中各行为体都有能力发动袭击在网络环境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各行为体都有能力发动袭击，行为主体更为丰富。传统意义上，我们谈战略制衡，常常是假定战略互动是在实力、身份大致对等的国家之间发生。当战略互动的国家并非实力对等时，国家将会青睐结盟的方式来实现战略制衡的目的。现实的威胁来自对等行为体即国家，但网络空间里的攻击则可能是民间行为体，例如黑客高手或者恐怖组织。袭击来自非政府行为体并不意味着杀伤力和破坏性就降低了，相反，通过低廉的工具和攻击手段，例如运用信息炸弹、病毒程序和木马发动网络攻击，却足以有能力瘫痪一国的金融、水利和供电系统。此外，网络数据的泄漏可以带来极高的经济损失。通过植入或损害程序，使机器服从于攻击者的操作口令，此类的网络攻击具有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但损害性高的特点。谁都可以发起袭击，攻击行为又可以极度隐蔽，但这 26 [英] 帕特里克•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2、70-73 页。 27 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 页。 28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9-151，169-170 页

些破坏行动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巨大。网络安全事件频频发生,计算机硬件企业莱斯( Lacie)的数据泄漏事件、亿贝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eBay)数据泄漏事件、比特币交易破产事件等等。2014 年4月,莱斯公司发出警告,由于网络黑客利用 Adobe Cold fusion的安全漏洞而发起的攻击,致使僵尸网络的形成,导致部分用户的名字、住址、邮箱地址、银行卡号、卡片有效期与密码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2014年5月22日,亿贝公司正要求近1.28亿用户重置密码,原因是黑客可以从亿贝公司网站获取用户密码电话号码、用户地址等个人数据。比特币交易作为一件新事物刚刚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然而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M.Gox却于2014年就申请破产,原因是比特币软件存在漏洞,黑客透过该漏洞可以修改交易信息。各国虽然可以推动网络技术的进步,提高防护网络安全的级别,但网络攻击仍然可能是来源于各处各方和各种行为体。虚拟世界缺乏可知性、可控性和规律性, 网络攻击无孔不入,打击起来无从下手,如果要采取制衡战略,制衡对象同样不明 3.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安全领域中对国家的级别分类方法互联网大国即使掌握了较之其他国家更雄厚的资金、技术和策略,在发起网络攻击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但在优势的生命周期和覆盖广度上都大大减少。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更迭,在网络空间里,很难给出区分大国的制衡与小国或其他行为体制衡差异的标尺,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是某一个互联网领域的大国。国家级别和制衡难度之间的联系并非直线的,而是错综复杂的。网络具有开放性、跨境性、隐蔽性和自由性的特点,网络技术和应用的普及一方面增加了自由度,另方面也对网络安全的维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发起网络攻击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低门槛、极其隐蔽的,并非单纯的网络攻防战形式所能描述的。隐蔽了互联网协议地址(IP地址)的网络攻击成本极低、难以溯源,甚至社交网站都可能成为发起网络战的平台。正如英国《卫报》所披露的美国“真诚声音行动”(OEV),它属于舆论战的方式。OEV通过借助“在线个人管理服务”使美国士兵拥有多个显示不同国家IP地址的“身份”。“美国士兵借助这些“马甲”在中东国家的社交网站上发布舆论,对抗反美舆论,试图控制当地的舆论阵地。发起攻击的行为体也远不止国家行为体,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是个人,这些行为体在实力上是“非 29张笑容:《第五空间战略:大国间的网络博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9 些破坏行动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巨大。网络安全事件频频发生，计算机硬件企业莱斯（LaCie）的数据泄漏事件、亿贝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eBay）数据泄漏事件、比特币交易破产事件等等。2014 年 4 月，莱斯公司发出警告，由于网络黑客利用 Adobe Cold Fusion 的安全漏洞而发起的攻击，致使僵尸网络的形成，导致部分用户的名字、住址、邮箱地址、银行卡号、卡片有效期与密码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2014 年 5 月 22 日，亿贝公司正要求近1.28亿用户重置密码，原因是黑客可以从亿贝公司网站获取用户密码、电话号码、用户地址等个人数据。比特币交易作为一件新事物刚刚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然而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 Mt.Gox 却于 2014 年就申请破产，原因是比特币软件存在漏洞，黑客透过该漏洞可以修改交易信息。各国虽然可以推动网络技术的进步，提高防护网络安全的级别，但网络攻击仍然可能是来源于各处各方和各种行为体。虚拟世界缺乏可知性、可控性和规律性，网络攻击无孔不入，打击起来无从下手，如果要采取制衡战略，制衡对象同样不明。 3. 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安全领域中对国家的级别分类方法互联网大国即使掌握了较之其他国家更雄厚的资金、技术和策略，在发起网络攻击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但在优势的生命周期和覆盖广度上都大大减少。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更迭，在网络空间里，很难给出区分大国的制衡与小国或其他行为体制衡差异的标尺，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是某一个互联网领域的大国。国家级别和制衡难度之间的联系并非直线的，而是错综复杂的。网络具有开放性、跨境性、隐蔽性和自由性的特点，网络技术和应用的普及一方面增加了自由度，另一方面也对网络安全的维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发起网络攻击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低门槛、极其隐蔽的，并非单纯的网络攻防战形式所能描述的。隐蔽了互联网协议地址（IP 地址）的网络攻击成本极低、难以溯源，甚至社交网站都可能成为发起网络战的平台。正如英国《卫报》所披露的美国“真诚声音行动”（OEV），它属于舆论战的方式。OEV 通过借助“在线个人管理服务”使美国士兵拥有多个显示不同国家 IP 地址的“身份”。 29美国士兵借助这些“马甲”在中东国家的社交网站上发布舆论，对抗反美舆论，试图控制当地的舆论阵地。发起攻击的行为体也远不止国家行为体，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是个人，这些行为体在实力上是“非 29 张笑容：《第五空间战略：大国间的网络博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版，第 68 页

对称的”,却具有发起破坏性极强的网络攻击能力。网络黑客可以使政府网络瘫痪,攻击用水、用电、金融等基础设施。2013年3月,黑客对韩国发起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攻击,韩国主要银行系统计算机网络瘫痪,大量企业、电视台及其他通讯媒体资料泄露,不得不中止提供服务。 (二)网络安全领域下博弈机制的变化做出面对安全威胁博弈的策略,依靠的是信息机制、传递机制,威慑机制等战略工具。但是,当这些战略工具在网络空间内变得缺失或者无效的情况下,制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 1.不能快速有效归因只有做出有效的归因,才能迅速决策。归因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起初源自社会心理学,归因是观察者掌握被观察者行为的重要途径,对外部环境加以控制,对被观察者的行为进行因果解释。很多情况下,无法对行为体的行为进行归因,还可能会产生误判,特别是受制于时间限制,必须迅速做出归因,进行战略反应。所谓“误判”即观察者观察到的情境偏离了被观察者原有的预期、意图和打算卢卡斯凯拉( Lucas kella)认为,由于网络空间里存在高度虚拟性,导致无法溯源、归因更加困难、误判高发、信任缺失,也由此使之具有“战略不稳定性”( strategic instability)。网络空间里难以进行有效归因具有客观技术性原因。网络技术非常新颖,各类网络漏洞客观存在着,针对各类网络漏洞的攻击行为常常千变万化、难以捉摸,加之诸多行为体和鱼龙混杂的信息都充斥在网络空间中,这就加剧了网络空间战略不稳定性的程度。而网络空间在严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之下,对迅速反应( instant response)战略的偏好和诉求却非常强烈。3行为体如果不及时对网络攻击做出战略反应,则会被认为是战略无能,反而可能会招致更多的网络攻击。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资深科学家戴维·克拉克( David d. Clark)明确表示“归因是威慑的核心”。系统规划与分析公司( System Planning and Analysis)的系统与技术分析员乔纳森·所罗门( Jonathan Solomon)明确 30 Lucas Kella, " The Meaning of The Cyber Revolution: Perils to Theory and Statecraf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2( Fall 2013), pp. 7-40 Keith B. Alexander to the U. 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pril 15, 2010, p 218-219

10 对称的”，却具有发起破坏性极强的网络攻击能力。网络黑客可以使政府网络瘫痪，攻击用水、用电、金融等基础设施。2013 年 3 月，黑客对韩国发起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攻击，韩国主要银行系统计算机网络瘫痪，大量企业、电视台及其他通讯媒体资料泄露，不得不中止提供服务。（二）网络安全领域下博弈机制的变化做出面对安全威胁博弈的策略，依靠的是信息机制、传递机制，威慑机制等战略工具。但是，当这些战略工具在网络空间内变得缺失或者无效的情况下，制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 1. 不能快速有效归因只有做出有效的归因，才能迅速决策。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起初源自社会心理学，归因是观察者掌握被观察者行为的重要途径，对外部环境加以控制，对被观察者的行为进行因果解释。很多情况下，无法对行为体的行为进行归因，还可能会产生误判，特别是受制于时间限制，必须迅速做出归因，进行战略反应。所谓“误判”即观察者观察到的情境偏离了被观察者原有的预期、意图和打算。卢卡斯•凯拉（Lucas Kella）认为，由于网络空间里存在高度虚拟性，导致无法溯源、归因更加困难、误判高发、信任缺失，也由此使之具有“战略不稳定性”（strategic instability）。网络空间里难以进行有效归因具有客观技术性原因。网络技术非常新颖，各类网络漏洞客观存在着，针对各类网络漏洞的攻击行为常常千变万化、难以捉摸，加之诸多行为体和鱼龙混杂的信息都充斥在网络空间中，这就加剧了网络空间战略不稳定性的程度。30 而网络空间在严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之下，对迅速反应（instant response）战略的偏好和诉求却非常强烈。31 行为体如果不及时对网络攻击做出战略反应，则会被认为是战略无能，反而可能会招致更多的网络攻击。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资深科学家戴维·克拉克（David D. Clark）明确表示“归因是威慑的核心”。系统规划与分析公司（System Planning and Analysis）的系统与技术分析员乔纳森·所罗门（Jonathan Solomon）明确 30 Lucas Kella, “The Meaning of The Cyber Revolution: Perils to Theory and Statecraf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2 (Fall 2013), pp. 7-40. 31 Keith B. Alexander to the U. 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pril 15, 2010, p.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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