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之间高下似已 分明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斯·韦伯分别以“以学术为业 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 和“以政治为业”为题,发表了在德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 响的演说。就严格意义而言,韦伯在此所谓的“学术”主 要是指客观性的“科学”,以“学术为业”即指涉以客观 性科学为业的学术人,而不涵盖人文知识分子;他所谓的 政治”,如他所言,则是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 种支配权,“以政治为业”就是指把政治作为“事业”,以 “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来行使支配权的政治家。尽 管在两篇演说中,韦伯并没有对“学术”与“政治”、“学 术人”与“政治人”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的阐释,但是,从演 说中,我们不难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或者不妨说是他对两个 角色的期待:学术人因为不涉终极关怀,不应过问价值 更不应该卷入政治,而政治家则不同,他们必备三种“前 提性”素质,即“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 种素质其实比对学术人的要求要高得多,因为他们不仅要 遵从“信念伦理”(不在意于行为的后果),而且要恪守“责 任伦理”(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世事难料,百年之间,二战、冷战、苏东解体、全球化、 反恐和金融危机等足以引发全球政治格局震荡的事件频 频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和贫富分化等 系列关涉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问题频现,且不对这世界的 变化是向好还是向坏做价值判断,但至少可以做出一个肯 定的回答就是:向坏也好,向好也罢,百年间的风云流转、 世事变迁,大凡由人所带来的变故,也多与韦伯所提到的 这两类精英脱不了干系。也就是说,韦伯所期待的学术人, 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精英,即使真的实现了韦伯的期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4 近百年前，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之间高下似已 分明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斯·韦伯分别以“以学术为业” 和“以政治为业”为题，发表了在德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 响的演说。就严格意义而言，韦伯在此所谓的“学术”主 要是指客观性的“科学”，以“学术为业”即指涉以客观 性科学为业的学术人，而不涵盖人文知识分子；他所谓的 “政治”，如他所言，则是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一 种支配权，“以政治为业”就是指把政治作为“事业”，以 “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来行使支配权的政治家。尽 管在两篇演说中，韦伯并没有对“学术”与“政治”、“学 术人”与“政治人”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的阐释，但是，从演 说中，我们不难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或者不妨说是他对两个 角色的期待：学术人因为不涉终极关怀，不应过问价值， 更不应该卷入政治，而政治家则不同，他们必备三种“前 提性”素质，即“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 种素质其实比对学术人的要求要高得多，因为他们不仅要 遵从“信念伦理”（不在意于行为的后果），而且要恪守“责 任伦理”（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世事难料，百年之间，二战、冷战、苏东解体、全球化、 反恐和金融危机等足以引发全球政治格局震荡的事件频 频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和贫富分化等一 系列关涉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问题频现，且不对这世界的 变化是向好还是向坏做价值判断，但至少可以做出一个肯 定的回答就是：向坏也好，向好也罢，百年间的风云流转、 世事变迁，大凡由人所带来的变故，也多与韦伯所提到的 这两类精英脱不了干系。也就是说，韦伯所期待的学术人， 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精英，即使真的实现了韦伯的期 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阎光才
待,因为其秉持所谓的价值无涉原则,也很可能是在无心中做了好事或者 坏事(以后果来评价)。这种无心的行为后果之于人类福祉自不待言,正如 当代社会中人们所体会到的技术便利、生活安逸和物质上的富足;不过, 无心也有可能办成坏事,如贝克尔和吉登斯通过对专业化的科学人所建 立起来的抽象知识系统的后果分析,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十分令人不安的 当代风险社会图景。其实,贝克尔等还是从“专业”的和抽象的学理角度, 揭示了不为常人所能理解的科学知识进入人类社会和物质环境后所留 下的隐患。而我们就是以常人的反思性思维,恐怕也不难体会到科学连 带技术,已经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并不能让人偷悦和心安的东 西,譬如核辐射,譬如各种不断翻新、名目繁多的技术产品污染。 当然,即便是无心,也未必就能脱离政治。如贝克尔对韦伯式的科 学以一种略带嘲讽的口吻说道:“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手里,自 然都变成了政治性的”,因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被以所谓极端客观性的 数字所控制,“自然科学家就工作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魔 法领域中…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已经成为在数字掩饰下的政治性、伦 理学、商业和司法实践的分支,尽管它们处在所有的表面客观性的保护 下”。贝克尔的说法多少有些含混不清,而且主要从科学的文化批判角 度来揭示科学以及科学家行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多 多少少地带着一点后结构主义的风格,因为“政治”行动主体的缺席以 及政治运作机制的隐而不显,很容易给人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鸡蛋里挑 骨头之感,虽然不乏深刻,但恐怕很难让“无心”的科学人折服。 因此,要理解韦伯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恐怕还要回到真实状态中 的“以学术为业者”和“以政治为业者”的各自行动角色和相互关系内涵 的角度来解读,即现实中的科学是否真的是价值无涉(无心)?现实中作 为领导行为的宏观政治而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痴迷的微观政治,又是否 能够真正对价值无涉的科学以及科学人无动于衷?换言之,因为权力政 治的强势,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情怀,是否也如他的前辈洪堡一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5 待，因为其秉持所谓的价值无涉原则，也很可能是在无心中做了好事或者 坏事（以后果来评价）。这种无心的行为后果之于人类福祉自不待言，正如 当代社会中人们所体会到的技术便利、生活安逸和物质上的富足；不过， 无心也有可能办成坏事，如贝克尔和吉登斯通过对专业化的科学人所建 立起来的抽象知识系统的后果分析，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十分令人不安的 当代风险社会图景。其实，贝克尔等还是从“专业”的和抽象的学理角度， 揭示了不为常人所能理解的科学知识进入人类社会和物质环境后所留 下的隐患。而我们就是以常人的反思性思维，恐怕也不难体会到科学连 带技术，已经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并不能让人愉悦和心安的东 西，譬如核辐射，譬如各种不断翻新、名目繁多的技术产品污染。 当然，即便是无心，也未必就能脱离政治。如贝克尔对韦伯式的科 学以一种略带嘲讽的口吻说道：“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手里，自 然都变成了政治性的”，因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被以所谓极端客观性的 数字所控制，“自然科学家就工作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魔 法领域中……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已经成为在数字掩饰下的政治性、伦 理学、商业和司法实践的分支，尽管它们处在所有的表面客观性的保护 下”。贝克尔的说法多少有些含混不清，而且主要从科学的文化批判角 度来揭示科学以及科学家行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多 多少少地带着一点后结构主义的风格，因为“政治”行动主体的缺席以 及政治运作机制的隐而不显，很容易给人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鸡蛋里挑 骨头之感，虽然不乏深刻，但恐怕很难让“无心”的科学人折服。 因此，要理解韦伯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恐怕还要回到真实状态中 的“以学术为业者”和“以政治为业者”的各自行动角色和相互关系内涵 的角度来解读，即现实中的科学是否真的是价值无涉（无心）？现实中作 为领导行为的宏观政治而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痴迷的微观政治，又是否 能够真正对价值无涉的科学以及科学人无动于衷？换言之，因为权力政 治的强势，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情怀，是否也如他的前辈洪堡一
样,陷入既要学者的研究自由又要国家包养的悖论之中?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激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乔姆斯 基,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 了《冷战和大学: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 角度,就冷战期间的大学、大学内部的具体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 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予以细致、生动的描述。 哈佛教授雷蒙德·塞维尔认为,二战可谓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变革的 开端,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上世纪四十年代,MIT、芝加 哥和哈佛等大学中一大批科学精英都被调集和组织起来,开始组建各种 联邦实验室,如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 冶金实验室等,承担各种与战争有关的研究项目。战争赋予学术配合政 治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即所谓““科学为战争效力与武器没有任何关 系,而不过是为战时经济做贡献”。然而,问题在于,二战结束后,这种 战时学术配合政治的科研合作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 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哉后尽管美国 创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National Scient foundation),以体现政府 对纯粹研究的支持,然而,最大的资助部门依旧是与军事相关的部广 如国防部、能源部和后来的航空航天局等,获得大量资助的也主要是有 关军事或者存在潜在军事价值的项目。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对军事研究 以及与军事相关的研究机构进入大学,也少有异见,因为他们深信为了 抗衡苏联,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这种冷战时期所特有的“战时科研体 制”,直到六十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才略有改观。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科学家们 要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塞维尔指出,在今天地质学和矿物学 结构化学和材料研究领域,有一种处于核心地位、用于探测晶体结构的 Ⅹ光衍射仪器,早年一位年轻的矿物学家曾求助于芝加哥大学的联邦研 究实验室,希望使用该仪器做纯粹研究时得到的回答是:“自己去筹钱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6 样，陷入既要学者的研究自由又要国家包养的悖论之中？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激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乔姆斯 基，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 了《冷战和大学：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 角度，就冷战期间的大学、大学内部的具体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 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予以细致、生动的描述。 哈佛教授雷蒙德·塞维尔认为，二战可谓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变革的 开端，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上世纪四十年代，MIT、芝加 哥和哈佛等大学中一大批科学精英都被调集和组织起来，开始组建各种 联邦实验室，如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 冶金实验室等，承担各种与战争有关的研究项目。战争赋予学术配合政 治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即所谓“‘科学为战争效力’与武器没有任何关 系，而不过是为战时经济做贡献”。然而，问题在于，二战结束后，这种 战时学术配合政治的科研合作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 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战后尽管美国 创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u Foundation），以体现政府 对纯粹研究的支持，然而，最大的资助部门依旧是与军事相关的部门， 如国防部、能源部和后来的航空航天局等，获得大量资助的也主要是有 关军事或者存在潜在军事价值的项目。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对军事研究 以及与军事相关的研究机构进入大学，也少有异见，因为他们深信为了 抗衡苏联，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这种冷战时期所特有的“战时科研体 制”，直到六十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才略有改观。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科学家们 要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塞维尔指出，在今天地质学和矿物学、 结构化学和材料研究领域，有一种处于核心地位、用于探测晶体结构的 X光衍射仪器，早年一位年轻的矿物学家曾求助于芝加哥大学的联邦研 究实验室，希望使用该仪器做纯粹研究时得到的回答是：“自己去筹钱
建造吧。”塞维尔认为,在美国战后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体制形成后,美国 科学家受益群体在扩大,但是哪些领域收益最大并能够取得长足发展, 却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资助导向。譬如凝聚态物理和原子物理是美国战后 发展最快的两个研究领域,主导美国物理学界几十年,它们之所以能够 处于物理学科的主导地位,主要源于国防部基于武器系统、电子监控系 统和其他诊断控制系统开发需要而提供的大量资助。塞维尔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表达了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科学家(不参与军事研究也不参与五十年 代忠诚宣誓)的无奈:他在一九五六年获得哈佛校方资助,建立了一个地 球化学实验室,但不久发现校方资助实在有限,工作很难进展下去,为 此也不得不正视现实,成为与军事有关项目的参与者 成为参与者就意味着要通过政治和保密考察,需要在读过间谍法文 本后签署清白书,否则就不能进入核心研究机构。塞维尔讲述了自己的一 段经历。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他与一位海军项目主管在酒吧闲聊,谈论 战”成为“热战”的可能性,该主管告知,政府需要所有海洋学者来 为战争服务,需要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他们,并提供一个资助名单。塞维 尔反感地表示,他本人是不清白的,不适合参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不料 对方大笑并喑示塞维尔,不知他是否知道,他已经被调查过并被“特别关 照”过。作为一位希望从事“纯研究”的海洋学家,塞维尔在良心上一直 为此挣扎。正如他所说,尽管他可以不直接参与国防部的项目,不接受国 防部的资助,但是,因为所有海洋研究领域都已经为国防部所直接或间接 控制,如果要做到彻底的清白,除非他完全离开海洋学这个领域。 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 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但 是,这种诚实却未必符合政治原则。塞维尔提起,在他们发现并绘测了 新英格兰海岭后,因为考虑到该发现对于海岭起源的一般性理论,尤其 对了解西北大西洋的地史有重要价值,海洋学家试图发表他们的成果, 但是,因为海军方面担心发表后可能会为苏联潜艇提供精确定位而拒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7 建造吧。”塞维尔认为，在美国战后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体制形成后，美国 科学家受益群体在扩大，但是哪些领域收益最大并能够取得长足发展， 却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资助导向。譬如凝聚态物理和原子物理是美国战后 发展最快的两个研究领域，主导美国物理学界几十年，它们之所以能够 处于物理学科的主导地位，主要源于国防部基于武器系统、电子监控系 统和其他诊断控制系统开发需要而提供的大量资助。塞维尔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表达了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科学家（不参与军事研究也不参与五十年 代忠诚宣誓）的无奈：他在一九五六年获得哈佛校方资助，建立了一个地 球化学实验室，但不久发现校方资助实在有限，工作很难进展下去，为 此也不得不正视现实，成为与军事有关项目的参与者。 成为参与者就意味着要通过政治和保密考察，需要在读过间谍法文 本后签署清白书，否则就不能进入核心研究机构。塞维尔讲述了自己的一 段经历。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他与一位海军项目主管在酒吧闲聊，谈论 “冷战”成为“热战”的可能性，该主管告知，政府需要所有海洋学者来 为战争服务，需要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他们，并提供一个资助名单。塞维 尔反感地表示，他本人是不清白的，不适合参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不料 对方大笑并暗示塞维尔，不知他是否知道，他已经被调查过并被“特别关 照”过。作为一位希望从事“纯研究”的海洋学家，塞维尔在良心上一直 为此挣扎。正如他所说，尽管他可以不直接参与国防部的项目，不接受国 防部的资助，但是，因为所有海洋研究领域都已经为国防部所直接或间接 控制，如果要做到彻底的清白，除非他完全离开海洋学这个领域。 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 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但 是，这种诚实却未必符合政治原则。塞维尔提起，在他们发现并绘测了 新英格兰海岭后，因为考虑到该发现对于海岭起源的一般性理论，尤其 对了解西北大西洋的地史有重要价值，海洋学家试图发表他们的成果， 但是，因为海军方面担心发表后可能会为苏联潜艇提供精确定位而拒
绝。在一番讨价还价后,军方同意发表但要求必须对海岭的位置进行错 误地标绘,这无疑是最典型的恶意学术篡改( falsification)。即使在冷战 结束之后的一九九五年,为便于研究者研究地质变化过程、板块结构以 及与全球变暖相关的冰川融化程度,尽管许多由美国卫星侦测的资料被 解密,但是,直到今天,更多的依旧作为绝密信息被封存在国防部和中 央情报局的档案柜中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为政治所主宰的时代,塞维尔指出,美国科 学界却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和科学家的黄金时代。因为政府至少出于冷 战政治和安全的考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金,“极少有人会把政府视 为邪恶(evi)”。在政府大量资助下,科学精英们的“以学术为业”生涯 也因为政治性的输血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元气。塞维尔如此描绘了他熟 识的一位哈佛知名科学家的研究生涯:上世纪三十年代,获哈佛资助得 到了研究矿石晶体结构的X光衍射设备;战时参与作为武器和通信系统 核心元件的晶体生长与合成研究;战后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开始从事 与原子武器和核反应堆有关的大量铀矿研究;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开 展高温高压下的矿物反应研究;然后接受美国航空航天局资助,从事月 球岩石研究,直至荣休。 与作为科学家的塞维尔冷战政治分析视角不同,MIT的哈特( David M.Hart)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维克多( David G. Victor),他们的学 术背景是科技政策和区域研究领域,两人试图从温室效应——个当下 的全球性的政治主题角度,来分析科学精英与政治(政策形成)之间是如 何互动的。 哈特与维克多关注的是科学精英的三种行为:第一,为争取到资助 和引起关注,他们是如何运用有关科学信息的?第二,在政策形成过程 中,他们如何根据其他人的行动来采取不同策略?第三,他们采取何种 控制方法对其他相对缺乏政治力量的科学家施加影响?众所周知,所 谓温室效应主要是指由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所带来的气候变暖现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8 绝。在一番讨价还价后，军方同意发表但要求必须对海岭的位置进行错 误地标绘，这无疑是最典型的恶意学术篡改（falsification）。即使在冷战 结束之后的一九九五年，为便于研究者研究地质变化过程、板块结构以 及与全球变暖相关的冰川融化程度，尽管许多由美国卫星侦测的资料被 解密，但是，直到今天，更多的依旧作为绝密信息被封存在国防部和中 央情报局的档案柜中。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为政治所主宰的时代，塞维尔指出，美国科 学界却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和科学家的黄金时代。因为政府至少出于冷 战政治和安全的考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金，“极少有人会把政府视 为邪恶（evil）”。在政府大量资助下，科学精英们的“以学术为业”生涯 也因为政治性的输血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元气。塞维尔如此描绘了他熟 识的一位哈佛知名科学家的研究生涯：上世纪三十年代，获哈佛资助得 到了研究矿石晶体结构的X光衍射设备；战时参与作为武器和通信系统 核心元件的晶体生长与合成研究；战后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开始从事 与原子武器和核反应堆有关的大量铀矿研究；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开 展高温高压下的矿物反应研究；然后接受美国航空航天局资助，从事月 球岩石研究，直至荣休。 与作为科学家的塞维尔冷战政治分析视角不同，MIT的哈特（David M. Hart）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维克多（David G. Victor），他们的学 术背景是科技政策和区域研究领域，两人试图从温室效应——一个当下 的全球性的政治主题角度，来分析科学精英与政治（政策形成）之间是如 何互动的。 哈特与维克多关注的是科学精英的三种行为：第一，为争取到资助 和引起关注，他们是如何运用有关科学信息的？第二，在政策形成过程 中，他们如何根据其他人的行动来采取不同策略？第三，他们采取何种 控制方法对其他相对缺乏政治力量的科学家施加影响？众所周知，所 谓温室效应主要是指由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所带来的气候变暖现
而在当代,人们之所以对其表示关注,使之成为一个全球性政治话 原因在于精英科学家认为,大气圈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并非是简单的 自然现象,而是与人为排放有关。关于温室效应的理论假设最早出现于 八二四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开始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辐射强 度进行计算,一九○○年有科学家提出无论是自然生成还是人类排放, 大气中二氧化碳达到足够量,地球气温就会升高。然而,一直到上世纪 五十年代,人类行为会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效应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 注,即使在科学界也少有人关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科学家冯·诺伊曼和有关政界人士认为,核 试验所带来的放射性粉尘可能会引起气候变化,于是,在联邦政府有 关部门以及军方支持下,科学家发明了相关大气检测仪器。虽然最终放 射性粉尘能够带来气候变化的推断被否定,但是,该仪器的发明却为后 期用于大气中碳循环的追踪和检测创造了条件。随后,在美国,关于大 气变化研究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碳循环(关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否在增 加)与大气模拟(如果二氧化碳增加到一定程度,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气候变化) 两个阵营最初的研究都受益于美国军方的资助,主要为军方提供相关信 息咨询服务,但是,温室效应研究仅仅是其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部分, 或者说不过是一个副产品或研究者的副业,以至于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 代末,温室效应议题很少为外界尤其是政府所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充其 量也只属于一般性的基础研究而不是“任务”,因此,在缺少官方大量 研究资助的情况下,它的研究进展也非常迟缓。 哈特和维克多发现,转机突现于七十年代,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 初,欧美兴起了一场广泛的环境主义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各方的 竞相亮场与合作表演,使得温室效应议题突然显得醒目并被放大,开始 由一个不为人所特别关注的基础研究问题转向了一个政治性的话题。 些精英海洋学家和大气科学家,开始把由人类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定义为 环境议题,以期望引起公众和政治人物关注,并获得更多的硏究资金。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9 象，而在当代，人们之所以对其表示关注，使之成为一个全球性政治话 题，原因在于精英科学家认为，大气圈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并非是简单的 自然现象，而是与人为排放有关。关于温室效应的理论假设最早出现于 一八二四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开始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辐射强 度进行计算，一九○○年有科学家提出无论是自然生成还是人类排放， 大气中二氧化碳达到足够量，地球气温就会升高。然而，一直到上世纪 五十年代，人类行为会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效应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 注，即使在科学界也少有人关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科学家冯·诺伊曼和有关政界人士认为，核 试验所带来的放射性粉尘可能会引起气候变化，于是，在联邦政府有 关部门以及军方支持下，科学家发明了相关大气检测仪器。虽然最终放 射性粉尘能够带来气候变化的推断被否定，但是，该仪器的发明却为后 期用于大气中碳循环的追踪和检测创造了条件。随后，在美国，关于大 气变化研究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碳循环（关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否在增 加）与大气模拟（如果二氧化碳增加到一定程度，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气候变化）。 两个阵营最初的研究都受益于美国军方的资助，主要为军方提供相关信 息咨询服务，但是，温室效应研究仅仅是其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部分， 或者说不过是一个副产品或研究者的副业，以至于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 代末，温室效应议题很少为外界尤其是政府所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充其 量也只属于一般性的基础研究而不是“任务”，因此，在缺少官方大量 研究资助的情况下，它的研究进展也非常迟缓。 哈特和维克多发现，转机突现于七十年代，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 初，欧美兴起了一场广泛的环境主义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各方的 竞相亮场与合作表演，使得温室效应议题突然显得醒目并被放大，开始 由一个不为人所特别关注的基础研究问题转向了一个政治性的话题。一 些精英海洋学家和大气科学家，开始把由人类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定义为 环境议题，以期望引起公众和政治人物关注，并获得更多的研究资金
两个著名的报告集《严峻的环境问题研究》和《人类对气候影响研究》 也分别于一九七○和一九七一年出版,并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响应 然而,问题在于,哈特等认为,这两个集子中的报告内容在技术上并无 新意,要么是对正在进行的研究捧场性文章,要么是以前已经发表过的 论文。但由于它在当下环境中所具有的敏感性,对于身处其中的科学家 而言,意义自然非同寻常。譬如,白宫有关部门就承诺,在一九七一至 九七五年,有关该议题的年度拨款将增加400 与此同时,由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发生了一系列全球气候反 常现象,如厄尔尼诺现象让秘鲁渔场大面积受灾、苏联腹地出现干旱、美 国本土气候异常所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等等,在环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 的背景中,政治人物也开始关注气候问题。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在 九七四年就倡导要开展对气候灾难的全球性研究而美国要在其中扮演 领导者。然而,正如哈特和维克多认为,其实基辛格真正关注的并非是温 室效应本身,而是对由气候灾难所引发的第三世界政治不稳定前景担忧 哈特和维克多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事实上,温室效应议题在七十年 代的转机,包括两份报告的公布、联合国一九七二年关于人类环境会议 经费预算大幅增加以及基辛格的高调演讲,都与关于温室效应的科学进展 无关,专注于该议题研究的还是同一批科学家,各自观点分歧也依旧。但 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有了更能够接纳他们观点和拥戴他们的受众。由 此在他们看来,科学、政策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看似松散但又有着实质 性互动的联系。科学有时看起来似乎是专业性学者(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 孤独的游戏,是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所谓不受任何政治和社会力量左 右的专业自主领地,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蛰伏期,它其实始终在等待 一个随时有可能到来的良机,即哈特与维克多所称的机遇突现和政策“窗 户”的突然敞开。科学精英的行为策略调整,在他们看来,是取决于外在 于科学的活动和事件以及政策和政治环境变化,而不是科学发现。 事实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所谓的温室效应究竟主要是由人类行为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40 两个著名的报告集《严峻的环境问题研究》和《人类对气候影响研究》 也分别于一九七○和一九七一年出版，并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响应。 然而，问题在于，哈特等认为，这两个集子中的报告内容在技术上并无 新意，要么是对正在进行的研究捧场性文章，要么是以前已经发表过的 论文。但由于它在当下环境中所具有的敏感性，对于身处其中的科学家 而言，意义自然非同寻常。譬如，白宫有关部门就承诺，在一九七一至 一九七五年，有关该议题的年度拨款将增加400%。 与此同时，由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发生了一系列全球气候反 常现象，如厄尔尼诺现象让秘鲁渔场大面积受灾、苏联腹地出现干旱、美 国本土气候异常所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等等，在环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 的背景中，政治人物也开始关注气候问题。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在 一九七四年就倡导要开展对气候灾难的全球性研究，而美国要在其中扮演 领导者。然而，正如哈特和维克多认为，其实基辛格真正关注的并非是温 室效应本身，而是对由气候灾难所引发的第三世界政治不稳定前景担忧。 哈特和维克多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事实上，温室效应议题在七十年 代的转机，包括两份报告的公布、联合国一九七二年关于人类环境会议、 经费预算大幅增加以及基辛格的高调演讲，都与关于温室效应的科学进展 无关，专注于该议题研究的还是同一批科学家，各自观点分歧也依旧。但 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有了更能够接纳他们观点和拥戴他们的受众。由 此，在他们看来，科学、政策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看似松散但又有着实质 性互动的联系。科学有时看起来似乎是专业性学者（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 孤独的游戏，是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谓不受任何政治和社会力量左 右的专业自主领地，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蛰伏期，它其实始终在等待 一个随时有可能到来的良机，即哈特与维克多所称的机遇突现和政策“窗 户”的突然敞开。科学精英的行为策略调整，在他们看来，是取决于外在 于科学的活动和事件以及政策和政治环境变化，而不是科学发现。 事实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所谓的温室效应究竟主要是由人类行为
所导致还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科学家中也并不是毫无争议。关键是人类 对当下世界中发生的一切更为敏感,正因为如此,气候变化在今天才上 升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议题,“碳减排”也成为二○○九年十二月哥本 哈根会议上各国间政治和经济博弈的砝码。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各国间经济和贸易交往中的非均衡性格局的存在,气候变化与政治 间的捆绑将进一步收紧,而在气候变化与政治的互动间,未来的受益者 绝不仅仅是大气、海洋领域的科学家,一系列与“碳减排”技术直接或 间接相关的科学领域及其科学家都会从中获益匪浅。如果说,人权、民 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因为其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还多多少 少地为人所反感,那么,把科学解释意义上的气候议题摆在政治和经济 交易的谈判桌上,则无论如何都有着理直气壮的合法性。 然而,即使关于温室效应现象的解释确实毫无争议,解决和控制气 候问题的根本是否仅仅依赖于科学?恐怕未必,它更有可能是西方社会 所主导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全球发展中的严重失衡问题。 上述议题恐怕更需要科学家与并不那么“专业”的其他跨学科、人文社 会科学学者来参与,正如哈特与维克多所甚为不满的:“直到今天,与 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性研究议程大都排斥了社会科学。”人文社会 科学虽然无法回避政治,甚至要主动介入和批判政治,但至少直面政治 要比声言无涉政治的科学光明磊落得多。韦伯百年前“以学术为业”的 召唤,在冷战之后——个全球政治时代,在科学更具稻粱谋的职业取 向,科学与政治、商业联盟格局(所谓官产学合作)已然形成当下社会语境 中,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 看来,在“祛魅”之后,如果人类社会要有所期待,推崇科学还不 如直接祈愿于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和既恪守“信念伦理”又遵从“责任伦 理”的“以政治为业”者。 (《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九九八年版,170元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41 所导致还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科学家中也并不是毫无争议。关键是人类 对当下世界中发生的一切更为敏感，正因为如此，气候变化在今天才上 升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议题，“碳减排”也成为二○○九年十二月哥本 哈根会议上各国间政治和经济博弈的砝码。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各国间经济和贸易交往中的非均衡性格局的存在，气候变化与政治 间的捆绑将进一步收紧，而在气候变化与政治的互动间，未来的受益者 绝不仅仅是大气、海洋领域的科学家，一系列与“碳减排”技术直接或 间接相关的科学领域及其科学家都会从中获益匪浅。如果说，人权、民 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因为其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还多多少 少地为人所反感，那么，把科学解释意义上的气候议题摆在政治和经济 交易的谈判桌上，则无论如何都有着理直气壮的合法性。 然而，即使关于温室效应现象的解释确实毫无争议，解决和控制气 候问题的根本是否仅仅依赖于科学？恐怕未必，它更有可能是西方社会 所主导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全球发展中的严重失衡问题。 上述议题恐怕更需要科学家与并不那么“专业”的其他跨学科、人文社 会科学学者来参与，正如哈特与维克多所甚为不满的：“直到今天，与 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性研究议程大都排斥了社会科学。”人文社会 科学虽然无法回避政治，甚至要主动介入和批判政治，但至少直面政治 要比声言无涉政治的科学光明磊落得多。韦伯百年前“以学术为业”的 召唤，在冷战之后——一个全球政治时代，在科学更具稻粱谋的职业取 向，科学与政治、商业联盟格局（所谓官产学合作）已然形成当下社会语境 中，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 看来，在“祛魅”之后，如果人类社会要有所期待，推崇科学还不 如直接祈愿于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和既恪守“信念伦理”又遵从“责任伦 理”的“以政治为业”者。 （《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八年版，17.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