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于欧洲八百多年。欧洲最早的黑子记录是公元八O七年。一六O七年五月, 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而著名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一1630)看到太阳 黑子时,还以为是水星走进了太阳的圆面。直到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察太阳,才 从科学意义上宣告了黑子的发现。根据一九七五年云南天文台统计的资料,从公 元前四十三年到公元一六三八年,我国共有太阳黑子记录一百零六条,据此资料 推算出的太阳黑子周期是十点六加减零点四三年。我国古文献中的太阳黑子记 录,对当代天文学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德国科学家弗立茨利用我国古文献的记录 探讨太阳黑子与地球地磁感应的周期性;英国科学家肖夫引证我国古文献中的资 料,探索太阳黑子与极光的关系;日本科学家神田茂综合我国古文献的记载编制 了太阳黑子表……李约瑟曾经评价中国的黑子观测说:“中国的黑子记录是我们 所拥有的最完整的资料,记录从公元前二十八年即刘向时代开始,比西方最早的 文献几乎早一千年,从那时起,至公元一六三八年止,在中国的正史中,显著的 黑子记载共达112次,而地方志、笔记以及其他书籍中的大量材料,迄今尚未完 全汇辑成书。”美国天文学者海尔曾经指出;“中国古人测天的精勤,十分惊人。 黑子的观测,远在西人之前大约二千年。历史记载不绝,而且相传颇确实,自然 是可以征信的。” 我国古代的彗星记录也是极为珍贵的。春秋时代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 记录了“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哈雷彗星绕 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七十六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到 清末的二千多年,我们的祖先观测并记录哈雷彗星二十一次,有些记录以生动而 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运行快慢以及岀现时间,描绘得栩 栩如生。在欧洲,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一年,比我国《春 秋》中的可靠记载晚了几百年。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统 计,从古代到公元一九一O年,关于彗星记录不少于五百次。早在长沙马王堆 西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了二十九幅彗星图;据研究,这批图可能绘于战国时期, 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彗星图都要早得多。在丰富的观测 记录中,我们的祖先记录下彗星运行路径、形状和颜色,并在《晋书·天文志》 中还记录下慧星的慧尾总是背向太阳的规律。而在欧洲,直到公元一五三二年, 阿皮尼斯才发现这一规律。法国人巴耳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了记录有一千 四百二十八颗彗星的《彗星轨道总表》之后断定说:“慧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 例外,当推中国的记载。”这一评语是公允的。 在“客星”的观测上,中国的记载亦雄冠全球。自殷代到公元一七OO年为 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九十颗新星和超新星。历史上最早的一颗新星记载于公元 前十四世纪殷商时代的一块甲骨上:“七日己巳夕新大星并火”,意思是说七 日黄昏有一颗很亮的新星出现在大火(即心宿二,天蝎座里著名的红巨星)附近 《汉书·天文志》关于元光元年(前I34年)五月出现于天蝎星座头部的新星记录 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但欧洲没有记载月日,也没有注明方位 远不如《汉书·天文志》的记录详细。故法国人比奥编《新星汇编》时,把《汉 志》新星列为第一颗。古代中国关于新星和超新星记录的详备,在世界上首屈 指。近来有些外国天文学家对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若作以及巴比伦的天文著作进 行了一次检视,发现这些书里面尽管包含有大量的日月食、月掩星和彗星资料。 可是都没有新星或超新星资料。即使在欧洲的中世纪编年史里关于新星与超新星 的记载也颇为少见。这些乃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空是完美不变的观念在整个欧洲 根深蒂固所造成的后果。正如萨顿指出的:“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未能认9 早于欧洲八百多年。欧洲最早的黑子记录是公元八 O 七年。一六 O 七年五月， 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而著名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l 一 1630)看到太阳 黑子时，还以为是水星走进了太阳的圆面。直到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察太阳，才 从科学意义上宣告了黑子的发现。根据一九七五年云南天文台统计的资料，从公 元前四十三年到公元一六三八年，我国共有太阳黑子记录一百零六条，据此资料 推算出的太阳黑子周期是十点六加减零点四三年。我国古文献中的太阳黑子记 录，对当代天文学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德国科学家弗立茨利用我国古文献的记录， 探讨太阳黑子与地球地磁感应的周期性；英国科学家肖夫引证我国古文献中的资 料，探索太阳黑子与极光的关系；日本科学家神田茂综合我国古文献的记载编制 了太阳黑子表……李约瑟曾经评价中国的黑子观测说：“中国的黑子记录是我们 所拥有的最完整的资料，记录从公元前二十八年即刘向时代开始，比西方最早的 文献几乎早一千年，从那时起，至公元一六三八年止，在中国的正史中，显著的 黑子记载共达 112 次，而地方志、笔记以及其他书籍中的大量材料，迄今尚未完 全汇辑成书。”美国天文学者海尔曾经指出；“中国古人测天的精勤，十分惊人。 黑子的观测，远在西人之前大约二千年。历史记载不绝，而且相传颇确实，自然 是可以征信的。” 我国古代的彗星记录也是极为珍贵的。春秋时代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 613)， 记录了“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哈雷彗星绕 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七十六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到 清末的二千多年，我们的祖先观测并记录哈雷彗星二十一次，有些记录以生动而 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运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 栩如生。在欧洲，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一年，比我国《春 秋》中的可靠记载晚了几百年。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统 计，从古代到公元一九一 O 年，关于彗星记录不少于五百次。早在长沙马王堆 西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了二十九幅彗星图；据研究，这批图可能绘于战国时期， 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彗星图都要早得多。在丰富的观测 记录中，我们的祖先记录下彗星运行路径、形状和颜色，并在《晋书·天文志》 中还记录下慧星的慧尾总是背向太阳的规律。而在欧洲，直到公元一五三二年， 阿皮尼斯才发现这一规律。法国人巴耳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了记录有一千 四百二十八颗彗星的《彗星轨道总表》之后断定说：“慧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 例外)，当推中国的记载。”这一评语是公允的。 在“客星”的观测上，中国的记载亦雄冠全球。自殷代到公元一七 OO 年为 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九十颗新星和超新星。历史上最早的一颗新星记载于公元 前十四世纪殷商时代的一块甲骨上：“七日己巳夕 新大星并火”，意思是说七 日黄昏有一颗很亮的新星出现在大火(即心宿二，天蝎座里著名的红巨星)附近。 《汉书·天文志》关于元光元年(前 I 34 年)五月出现于天蝎星座头部的新星记录 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但欧洲没有记载月日，也没有注明方位， 远不如《汉书·天文志》的记录详细。故法国人比奥编《新星汇编》时，把《汉 志》新星列为第一颗。古代中国关于新星和超新星记录的详备，在世界上首屈一 指。近来有些外国天文学家对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若作以及巴比伦的天文著作进 行了一次检视，发现这些书里面尽管包含有大量的日月食、月掩星和彗星资料。 可是都没有新星或超新星资料。即使在欧洲的中世纪编年史里关于新星与超新星 的记载也颇为少见。这些乃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空是完美不变的观念在整个欧洲 根深蒂固所造成的后果。正如萨顿指出的：“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未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