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周文 张洁,1937年生于辽宁抚顺。这位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技术工作人员,也许经过 文革”的浩劫,有着太多的人生体验与痛苦,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忽然拥抱着她的文学之梦。短篇 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和《祖母绿》相继在全国获得大奖,《沉重的翅膀》 又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她俨然以小说创作饮誉文坛。然而,读者还似乎不甚了解,她又是一位写 作散文的好手。她的散文有着奇异的音调和色彩。如读读她的散文《拣麦穗》,读者便可窥探张洁所创造 的另一个艺术世界的风采。 《拣麦穗》写了一个老小无猜、生死相依的“忘年交”。切勿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散文中的一老一少理 解为精神失态者:切勿从婚姻恋爱的层面,把这篇作品读解为一个罕见的“怪恋”传奇。只有从劳动人民 人性的真善美,才能正确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内涵。 个平凡、普通的人,创造了一个普通、平凡的故事。在北方一片贫瘠而又愚昧的乡村,卖灶糖的老汉 又老又穷,整月整年走庄串户,四处浪迹,灶糖担子就是他的家,自然一辈子也未娶上媳妇。跟在大姑娘 们后面拣麦穗的小姑娘大雁,偶然讲出一句“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的傻话,她心里便生长着、寻觅 着一个美丽而又虚幻的梦,执拗地要老汉不要死,等着她长大后她当他的媳妇。因为她是一个馋嘴的孩子 每当老汉来到她家所在的村里,她就能够白吃到甜蜜蜜的灶糖。“吃”的本性使她天天巴望着老汉的到 来,也是巴望着老汉对她的温热的疼爱。大雁的那句幼无心计、发自童真之心的傻话,却使老汉越发感到 孓然一身的寂寞和孤独,尽管五、六岁的女孩还未懂得当媳妇的含义,然而傻话本身在老汉看来,却充满 了对他的同情和理解。于是他越发疼爱这个幼稚无知的孩子,并启发她认识她所说的傻话。她还是不能认 识、理解的时候,老汉为了不伤她的心,便答应她“别死”,“等着我”的要求。小人儿的童心就这么融 化着一颗枯寂、僵硬的心。他仿佛疼爱自己的孩子似是而非的,总是给她带来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 红枣,给她带来梦的美丽和发自内心的爱。等到大雁真的长成大姑娘的时候,自然早已认识幼时的愚事傻 话,然而她依然在村口望着、等着老汉腰背佝偻、步履蹒跚的身影,那憨厚、善良的老汉,那对她付出很 多很多的爱之安琪儿,却带着她那可笑的许诺默默地离开了人间。张洁通过这个童话般的故事,要人们相 信这并非童话。她在这里所寻觅的,所要告诉读者的,是卖灶糖的老汉和大雁姑娘的一片真诚、一片纯情 是那与熠熠闪光的金麦穗一样真实存在于人间的真善美,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 这篇散文发表于1979年。张洁以人性的“灶糖”来编撰这篇古老的故事,正是她随着新时期“反思文 学”思潮在文坛上崛起之时。她抚摸着祖国母亲留下来的累累的“文革”伤痕,在痛苦深深地反思。她在 散文集《在那绿草地上》里深情地说:“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我身后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卓绝的、历尽艰辛 而仍然挺立着的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象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而仍然挺立,仍然奋进。 那时候,当我远离着她,冷静地把她的美丽和缺陷看得更清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爱她,我的受 苦受难的母亲!如果让我再重新投一次胎,我仍然会选择你,妈妈!”所以,作品所抒写的人性中间,包 含着她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因为是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发挥这种艺术体制的特点,所以 笔触不是直接、不是正面地批判“文革”那摧残、扭曲人性的时代,而借用一个古老而且美丽的故事,委 婉地呼唤着人性的复苏,呼唤着人间的几许真诚。作者把两个人物写道德化的人物,并把他们彼此才能确 定的人性在具体描写中赋以几分抽象的意蕴,正是包含着关于人性的哲理思考与反思:故事的最后,借大 雁姑娘对老汉刻骨铭心的“依恋”——虽然当年为老汉预备的“烟荷包”早已丢失,但“烟荷包”却依然 占据着她的心灵,向读者证明,美永远不会毁灭,那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性美,会重新回到现实的人间,人 性的琼浆玉液会重新滋润人们长久饥渴、受伤喋血的心灵 我们读这篇散文,不禁感到心颤而久久失去平静。它之所以这么动人心弦,因为它象一曲悠远的轻音乐 首令人低徊的抒情诗:因为作者赋予了这个故事以悲剧神韵。不仅故事本身具有悲剧性质,而且作者善 于在散文中间创造悲剧气氛。开头部分的几节,不是直接切入故事,而是浓墨重彩地勾画故事发生的人文 环境和色彩暗淡凝重的背景,叙说黄土上在贫穷、落后的生活中,姑娘们在拣麦穗的风俗画中寻觅着、创 造着自己的婚姻幻梦想,以及这种茫然追求不可避免的、“全部变了味儿”的悲剧命运。这样为整个故事 创造了浓烈的悲剧情调。结尾部分,反复渲染大雁姑娘在老汉死后对失落之梦的追觅,尤其在煞尾时叙说 那只烟荷包“它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的细节,而使故事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留下了不尽的悲剧意味 首尾的圆合,序曲与尾音的对峙,姑娘们的幻梦与大雁姑娘的幻梦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使悲剧的“人 性”主题得到了诗情盎然的表现。加之全文始终以大雁的自述口吻作为叙述角度,以舒缓平静的节调叙说 牵动九曲回肠、铭感五脏六腑的“忘年交”的“情结”,以此使读者一起与大雁揪心动容,在同一悲剧中 产生共同的悲剧体验,因而读者更是平添了几多悲凉、几多凄怆的情绪色彩。黑格尔说:“艺术对于人的 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西方美学史》下册,第600页)张洁在这里更懂得怎样使读者参与 她的审美创造,一同去寻回自我“,从而产生强烈的悲悯情绪及作品的艺术魅力。正因为张洁注意切中肯 綮地把握着悲剧情调与悲剧气氛,使这篇散文在艺术表现的整体风格上有着透彻的悲凉与透彻的悒郁吴周文 张洁，1937 年生于辽宁抚顺。这位 196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技术工作人员，也许经过 “文革”的浩劫，有着太多的人生体验与痛苦，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忽然拥抱着她的文学之梦。短篇、 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和《祖母绿》相继在全国获得大奖，《沉重的翅膀》 又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她俨然以小说创作饮誉文坛。然而，读者还似乎不甚了解，她又是一位写 作散文的好手。她的散文有着奇异的音调和色彩。如读读她的散文《拣麦穗》，读者便可窥探张洁所创造 的另一个艺术世界的风采。 《拣麦穗》写了一个老小无猜、生死相依的“忘年交”。切勿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散文中的一老一少理 解为精神失态者；切勿从婚姻恋爱的层面，把这篇作品读解为一个罕见的“怪恋”传奇。只有从劳动人民 人性的真善美，才能正确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内涵。 两个平凡、普通的人，创造了一个普通、平凡的故事。在北方一片贫瘠而又愚昧的乡村，卖灶糖的老汉 又老又穷，整月整年走庄串户，四处浪迹，灶糖担子就是他的家，自然一辈子也未娶上媳妇。跟在大姑娘 们后面拣麦穗的小姑娘大雁，偶然讲出一句“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的傻话，她心里便生长着、寻觅 着一个美丽而又虚幻的梦，执拗地要老汉不要死，等着她长大后她当他的媳妇。因为她是一个馋嘴的孩子， 每当老汉来到她家所在的村里，她就能够白吃到甜蜜蜜的灶糖。“吃”的本性使她天天 巴望着老汉的到 来，也是巴望着老汉对她的温热的疼爱。大雁的那句幼无心计、发自童真之心的傻话，却使老汉越发感到 孓然一身的寂寞和孤独，尽管五、六岁的女孩还未懂得当媳妇的含义，然而傻话本身在老汉看来，却充满 了对他的同情和理解。于是他越发疼爱这个幼稚无知的孩子，并启发她认识她所说的傻话。她还是不能认 识、理解的时候，老汉为了不伤她的心，便答应她“别死”，“等着我”的要求。小人儿的童心就这么融 化着一颗枯寂、僵硬的心。他仿佛疼爱自己的孩子似是而非的，总是给她带来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 红枣，给她带来梦的美丽和发自内心的爱。等到大雁真的长成大姑娘的时候，自然早已认识幼时的愚事傻 话，然而她依然在村口望着、等着老汉腰背佝偻、步履蹒跚的身影，那憨厚、善良的老汉，那对她付出很 多很多的爱之安琪儿，却带着她那可笑的许诺默默地离开了人间。张洁通过这个童话般的故事，要人们相 信这并非童话。她在这里所寻觅的，所要告诉读者的，是卖灶糖的老汉和大雁姑娘的一片真诚、一片纯情， 是那与熠熠闪光的金麦穗一样真实存在于人间的真善美，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 这篇散文发表于 1979 年。张洁以人性的“灶糖”来编撰这篇古老的故事，正是她随着新时期“反思文 学”思潮在文坛上崛起之时。她抚摸着祖国母亲留下来的累累的“文革”伤痕，在痛苦深深地反思。她在 散文集《在那绿草地上》里深情地说：“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我身后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卓绝的、历尽艰辛 而仍然挺立着的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象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而仍然挺立，仍然奋进。 那时候，当我远离着她，冷静地把她的美丽和缺陷看得更清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爱她，我的受 苦受难的母亲！如果让我再重新投一次胎，我仍然会选择你，妈妈！”所以，作品所抒写的人性中间，包 含着她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因为是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发挥这种艺术体制的特点，所以 笔触不是直接、不是正面地批判“文革”那摧残、扭曲人性的时代，而借用一个古老而且美丽的故事，委 婉地呼唤着人性的复苏，呼唤着人间的几许真诚。作者把两个人物写道德化的人物，并把他们彼此才能确 定的人性在具体描写中赋以几分抽象的意蕴，正是包含着关于人性的哲理思考与反思：故事的最后，借大 雁姑娘对老汉刻骨铭心的“依恋”——虽然当年为老汉预备的“烟荷包”早已丢失，但“烟荷包”却依然 占据着她的心灵，向读者证明，美永远不会毁灭，那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性美，会重新回到现实的人间，人 性的琼浆玉液会重新滋润人们长久饥渴、受伤喋血的心灵。 我们读这篇散文，不禁感到心颤而久久失去平静。它之所以这么动人心弦，因为它象一曲悠远的轻音乐、 一首令人低徊的抒情诗；因为作者赋予了这个故事以悲剧神韵。不仅故事本身具有悲剧性质，而且作者善 于在散文中间创造悲剧气氛。开头部分的几节，不是直接切入故事，而是浓墨重彩地勾画故事发生的人文 环境和色彩暗淡凝重的背景，叙说黄土上在贫穷、落后的生活中，姑娘们在拣麦穗的风俗画中寻觅着、创 造着自己的婚姻幻梦想，以及这种茫然追求不可避免的、“全部变了味儿”的悲剧命运。这样为整个故事 创造了浓烈的悲剧情调。结尾部分，反复渲染大雁姑娘在老汉死后对失落之梦的追觅，尤其在煞尾时叙说 那只烟荷包“它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的细节，而使故事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留下了不尽的悲剧意味。 首尾的圆合，序曲与尾音的对峙，姑娘们的幻梦与大雁姑娘的幻梦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使悲剧的“人 性”主题得到了诗情盎然的表现。加之全文始终以大雁的自述口吻作为叙述角度，以舒缓平静的节调叙说 牵动九曲回肠、铭感五脏六腑的“忘年交”的“情结”，以此使读者一起与大雁揪心动容，在同一悲剧中 产生共同的悲剧体验，因而读者更是平添了几多悲凉、几多凄怆的情绪色彩。黑格尔说；“艺术对于人的 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西方美学史》下册，第 600 页）张洁在这里更懂得怎样使读者参与 她的审美创造，一同去寻回自我“，从而产生强烈的悲悯情绪及作品的艺术魅力。正因为张洁注意切中肯 綮地把握着悲剧情调与悲剧气氛，使这篇散文在艺术表现的整体风格上有着透彻的悲凉与透彻的悒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