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童之伟教授好象不是中国主流法学家,那么,童之伟教授的宪法学思想 应该属于未来中国的 六 吾国不幸,近百年的宪政转折至今依然付之阙如。因读范忠信教授选编《梁 启超法学文集》,于梁启超先生文大好之。遂购得《饮冰室合集》十二巨册,昼 夜攻读,大有崭获。范忠信教授说:“在宪法学方面,梁启超更是宪法学在中国 的开山鼻祖,有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地位。”(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 0.)又说,“在作钦犯、斗志、政治家的颠沛奔波的坎坷生涯中把自己培养成 法学学术权威人物,近代史上除梁先生以外更无第二人。”(范忠信:《认识法 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4,页13.)证以我读之《饮冰室合集》,信然矣。有李泽厚者,一面 说,梁启超“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但另一面又说梁启超“不是思想家, 而只是宣传家”。(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2003,页385.)证以我读之《饮冰室合集》,不然矣。窃以为李氏读梁 氏文必不过什一。梁氏之文,理性清明,文彩灿烂,而于宪政、共和、专制、民 主诸词之辩入微,远远过于当今诸子之论。当今诸子,混淆宪政与民主,忘却共 和与专制,胡言人权与法治,其病久矣。德人研究哲学,常有回到康德之说,而 私心以为,当今中国宪政之研究,倡回到梁启超如何?诸君不回,吾将独回矣 梁启超先生高过当今宪法学人岂止万倍。 吾好历史,而历史予我喜,也予我忧也。由梁启超先生文,寻百年宪政中国 史,禁不住而发百年之忧。所忧者何? 百年前,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 帮头脑冬烘的僵老官僚在欧美日本游逛了九个月后,返回国门时竟连宪政的名词 都讲不清楚。“公款旅游”了九个月,仍向皇上交不了差,怎么办?情急之中, 他们只得暗中托人转请被朝廷明令通缉的“宪政专家”梁启超帮忙。梁启超凭自 己丰厚的学养,代五大臣起草了一份《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的长篇报告,五大 臣以自己的名义上奏朝廷。(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 《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6-7.)我将五大 臣偷运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五大臣事件”。 一百年后,2005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位委员 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最新一轮“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周 叶中教授与其弟子戴激涛女士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 正在兴高采烈之时,不幸被曾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而专志共和理论的王天成 先生指为剽窃,责为“博盗”(王天成:《究竟是博导,还是“博盗”?一评 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等的剽窃问题》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7157&type=1001)举国舆 论一时哗然。周先生坚不承认,认为自己严守学术规范,之所以不加注/删注是 因为王天成的政治背景,实指王天成有“政治问题”。针对周叶中教授的此种辩 解,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奋而撰文,严斥其非,并将此一事件命名为“周医师”。童之伟教授好象不是中国主流法学家，那么，童之伟教授的宪法学思想 应该属于未来中国的。 六 吾国不幸，近百年的宪政转折至今依然付之阙如。因读范忠信教授选编《梁 启超法学文集》，于梁启超先生文大好之。遂购得《饮冰室合集》十二巨册，昼 夜攻读，大有崭获。范忠信教授说：“在宪法学方面，梁启超更是宪法学在中国 的开山鼻祖，有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地位。”（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 10.）又说，“在作钦犯、斗志、政治家的颠沛奔波的坎坷生涯中把自己培养成 法学学术权威人物，近代史上除梁先生以外更无第二人。”（范忠信：《认识法 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4，页 13.）证以我读之《饮冰室合集》，信然矣。有李泽厚者，一面 说，梁启超“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但另一面又说梁启超“不是思想家， 而只是宣传家”。（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2003，页 385.）证以我读之《饮冰室合集》，不然矣。窃以为李氏读梁 氏文必不过什一。梁氏之文，理性清明，文彩灿烂，而于宪政、共和、专制、民 主诸词之辩入微，远远过于当今诸子之论。当今诸子，混淆宪政与民主，忘却共 和与专制，胡言人权与法治，其病久矣。德人研究哲学，常有回到康德之说，而 私心以为，当今中国宪政之研究，倡回到梁启超如何？诸君不回，吾将独回矣。 梁启超先生高过当今宪法学人岂止万倍。 吾好历史，而历史予我喜，也予我忧也。由梁启超先生文，寻百年宪政中国 史，禁不住而发百年之忧。所忧者何？ 一百年前，1905 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 帮头脑冬烘的僵老官僚在欧美日本游逛了九个月后，返回国门时竟连宪政的名词 都讲不清楚。“公款旅游”了九个月，仍向皇上交不了差，怎么办？情急之中， 他们只得暗中托人转请被朝廷明令通缉的“宪政专家”梁启超帮忙。梁启超凭自 己丰厚的学养，代五大臣起草了一份《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的长篇报告，五大 臣以自己的名义上奏朝廷。（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 《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 6-7.）我将五大 臣偷运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五大臣事件”。 一百年后，2005 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位委员 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最新一轮“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周 叶中教授与其弟子戴激涛女士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 正在兴高采烈之时，不幸被曾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而专志共和理论的王天成 先生指为剽窃，责为“博盗”（王天成：《究竟是博导，还是“博盗”？——评 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等的剽窃问题》，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7157&type=1001）。举国舆 论一时哗然。周先生坚不承认，认为自己严守学术规范，之所以不加注/删注是 因为王天成的政治背景，实指王天成有“政治问题”。针对周叶中教授的此种辩 解，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奋而撰文，严斥其非，并将此一事件命名为“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