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 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 焉,有余以告焉口口。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口口?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 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 柳宗元被贬谪居南方时,从之学习作文者颇有其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土者,皆以子厚为 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韦中立便是其中之-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中表示,他不愿居师之名,却很愿意对后进给以指导并一起讨论为文之道。 书中首先强调"文者以明道,而不应徒求文辞的漂亮。所谓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ˆ,是指骈俪文字 而言。在《乞巧文》中,柳宗元说:“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暲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 振,笙簧触手。"更形象地写出了骈文的特征。柳宗元认为此种过分追求外表华靡的文体不利于明道,故竭力加以 反对 但柳宗元并非不讲究写作艺术。相反,他对于“古文"的写作非常用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谈了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广泛学习揣摩古人文章。首先是学习儒家经书。本之《书》以求其质云云,主要是从思想、修养方面而言, 要求通过学习儒经,以提高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求实精神、判断水平和变通能力等。柳宗元认为提高修养是 写好古文的根本的、先决的条件。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也这样教导后学:“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 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除经书外,先秦子书 《楚辞》和西汉文章也是柳宗元所强调的学习对象。关于此点,除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外,在《报袁君陈秀 才避师名书》等多篇文章都曾论及。柳宗元认为,有些著述虽思想内容驳杂,甚至荒诞不经,但在辩明其谬误之 后,也还是可以从写作方面有分寸地加以汲取。如本文提到的《庄子》《国语》,尤其是《国语》,柳宗元曾施以 批判,但仍举出作为学习对象 二是作者须注意临文之际的态度、精神状态。所谓不可有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大意是指临文须敬,即须有严 肃认真的态度。若轻忽懈怠,信笔写去,文章便可能浮滑而不深沉,或漫无约束而不严整;若作文时心思不淸明 文章便会芜秽杂乱;若作文时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文章便会呈露骄傲自大之态。这应主要是就论说、叙事文体而 言。韩愈说气盛言宜,也可视为是说临文之际的态度,即对于所欲言者须有坚强的自信心,有高亢的精神状态。柳 宗元则多以严肃、检摄角度言之。韩文气势盛大,柳文峻洁严整,恰与其论点相对应。而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二 者强调了不同的侧面,正可互相补充。 三是注重诸种因素的对立统一。“抑之欲其奥"云云,是说文章要做到既深奥又鲜明,既畅达又有节制、有节奏感 既清扬又稳重沉着。我国古代文论,多从矛盾的两面言之。以论“古文而言,权德舆“尚气尚理,有简有通”(《醉 说》)和"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节”(《兵部郎中杨君集序》)等语便已发此意。这些言论,都是说为文须有分寸 感,无过与不及。其语虽简,却是通过大量鉴赏和写作实践得出的真切体会。 柳宗元从事革新活动失败贬谪之后,感到已不可能将遺道施之于政事,便将精力专注于著述,欲以明道之文辟邪 说,定是非,有益于当世和后世。他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 书》)毅然以作文明道为己任。《非国语》就是在永州所作。柳宗元认为左丘明所著的《国语》一书,文辞佳胜, 为人所爱,但其内容实多荒诞不实、似是而非之处,故亟须加以分析批判。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柳宗元是颇为重 视的。他将这部著作寄给好友吕温,希望吕温发表见解,帮助他最终完成它。此信便是寄书稿时所写。 信中体现出柳宗元对所执之“道"的坚强信念。他认为儒道是施行社会政治措施的指导思想,大而无当的空谈无益, 必须切近现实;另一方面,若只是就事论事,便可能如法家断案那样,看似明察,却苛刻而无深远之见,不能通于 大道。总之,他认为须于儒道的精神实质有真切体会,用以帮助、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样行事方能恰当中理。 柳宗元将儒道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并因之而得到合理的、不偏激片面的结果,称为大中"。在这方面他对自己具有高 度的自信,并欲立言垂文",使自己的见解在当世发生更大的作用,在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有的论者"好怪而 妄言,推天引神”,那更是诬妄背道;可惜信之者亦不乏其人。《国语》中此类妄说便颇为不少。故柳宗元乃著书 力辟其非。他说若自己的这部著作能给人以启发,则即使招来当世和百世之下的非议,也丝亳不会感到憾恨和愧 恧。其以文明道的决心、信心,今日犹令人激动和敬佩! 本文同《与吕道州书》一样,也是论《非国语》,足见柳宗元对自己这部明圣人之道的著作的重视。这种重视基 于"以辅时及物为道的信念。在柳宗元心目中,学习、掌握儒道,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是为了用此道分析、判断现 实的政治、社会问题,以求得更好的解决。辅时及物之道,因被贬谪而不能施之于今,则应垂于后世,那么文便 不可缺少。因此柳宗文又十分重视古文"的写作 在本文中,柳宗元将《国语》喻为"用文锦覆陷阱"。他认为内容荒谬之作,其文采越好,越是吸引人,便越应分析 指明其谬误之处,以免读者受害。但他又主张对此类著作的文辞、写作艺术仍应加以吸取。他说《国语》“其文深 闳杰异”(《非国语序》),“《越》之下篇尤奇峻”(《非国语后序》)。因此,作"古文呵"参之《国语》以博其 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又说: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庯蔽奇怪之语,而黼酸之,金石《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 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 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 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 柳宗元被贬谪居南方时，从之学习作文者颇有其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 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韦中立便是其中之一。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中表示，他不愿居师之名，却很愿意对后进给以指导并一起讨论为文之道。 书中首先强调“文者以明道”，而不应徒求文辞的漂亮。所谓“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是指骈俪文字 而言。在《乞巧文》中，柳宗元说：“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 振，笙簧触手。”更形象地写出了骈文的特征。柳宗元认为此种过分追求外表华靡的文体不利于明道，故竭力加以 反对。 但柳宗元并非不讲究写作艺术。相反，他对于“古文”的写作非常用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谈了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广泛学习揣摩古人文章。首先是学习儒家经书。“本之《书》以求其质”云云，主要是从思想、修养方面而言， 要求通过学习儒经，以提高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求实精神、判断水平和变通能力等。柳宗元认为提高修养是 写好“古文”的根本的、先决的条件。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也这样教导后学：“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 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除经书外，先秦子书、 《楚辞》和西汉文章也是柳宗元所强调的学习对象。关于此点，除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外，在《报袁君陈秀 才避师名书》等多篇文章都曾论及。柳宗元认为，有些著述虽思想内容驳杂，甚至荒诞不经，但在辩明其谬误之 后，也还是可以从写作方面有分寸地加以汲取。如本文提到的《庄子》《国语》，尤其是《国语》，柳宗元曾施以 批判，但仍举出作为学习对象。 二是作者须注意临文之际的态度、精神状态。所谓不可有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大意是指临文须敬，即须有严 肃认真的态度。若轻忽懈怠，信笔写去，文章便可能浮滑而不深沉，或漫无约束而不严整；若作文时心思不清明， 文章便会芜秽杂乱；若作文时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文章便会呈露骄傲自大之态。这应主要是就论说、叙事文体而 言。韩愈说气盛言宜，也可视为是说临文之际的态度，即对于所欲言者须有坚强的自信心，有高亢的精神状态。柳 宗元则多以严肃、检摄角度言之。韩文气势盛大，柳文峻洁严整，恰与其论点相对应。而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二 者强调了不同的侧面，正可互相补充。 三是注重诸种因素的对立统一。“抑之欲其奥”云云，是说文章要做到既深奥又鲜明，既畅达又有节制、有节奏感， 既清扬又稳重沉着。我国古代文论，多从矛盾的两面言之。以论“古文”而言，权德舆“尚气尚理，有简有通”（《醉 说》）和“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节”（《兵部郎中杨君集序》）等语便已发此意。这些言论，都是说为文须有分寸 感，无过与不及。其语虽简，却是通过大量鉴赏和写作实践得出的真切体会。 柳宗元从事革新活动失败贬谪之后，感到已不可能将“道”施之于政事，便将精力专注于著述，欲以明道之文辟邪 说，定是非，有益于当世和后世。他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 书》）毅然以作文明道为己任。《非国语》就是在永州所作。柳宗元认为左丘明所著的《国语》一书，文辞佳胜， 为人所爱，但其内容实多荒诞不实、似是而非之处，故亟须加以分析批判。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柳宗元是颇为重 视的。他将这部著作寄给好友吕温，希望吕温发表见解，帮助他最终完成它。此信便是寄书稿时所写。 信中体现出柳宗元对所执之“道”的坚强信念。他认为儒道是施行社会政治措施的指导思想，大而无当的空谈无益， 必须切近现实；另一方面，若只是就事论事，便可能如法家断案那样，看似明察，却苛刻而无深远之见，不能通于 大道。总之，他认为须于儒道的精神实质有真切体会，用以帮助、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样行事方能恰当中理。 柳宗元将儒道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并因之而得到合理的、不偏激片面的结果，称为“大中”。在这方面他对自己具有高 度的自信，并欲“立言垂文”，使自己的见解在当世发生更大的作用，在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有的论者“好怪而 妄言，推天引神”，那更是诬妄背道；可惜信之者亦不乏其人。《国语》中此类妄说便颇为不少。故柳宗元乃著书 力辟其非。他说若自己的这部著作能给人以启发，则即使招来当世和百世之下的非议，也丝毫不会感到憾恨和愧 恧。其以文明道的决心、信心，今日犹令人激动和敬佩！ 本文同《与吕道州书》一样，也是论《非国语》，足见柳宗元对自己这部“明圣人之道”的著作的重视。这种重视基 于“以辅时及物为道”的信念。在柳宗元心目中，学习、掌握儒道，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是为了用此道分析、判断现 实的政治、社会问题，以求得更好的解决。辅时及物之道，因被贬谪而不能施之于今，则应垂于后世，那么“文”便 不可缺少。因此柳宗文又十分重视“古文”的写作。 在本文中，柳宗元将《国语》喻为“用文锦覆陷阱”。他认为内容荒谬之作，其文采越好，越是吸引人，便越应分析 指明其谬误之处，以免读者受害。但他又主张对此类著作的文辞、写作艺术仍应加以吸取。他说《国语》“其文深 闳杰异”（《非国语序》），“《越》之下篇尤奇峻”（《非国语后序》）。因此，作“古文”可“参之《国语》以博其 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又说：“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