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没有版权的概念,第二是《著作权法》通过才四五年,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自上 而下的执法机构。对方对此非常惊奇,说中国通过一部法律就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 那你们的政府该有多庞大?我反问他,美国呢?他说我们主要靠当事人自己去查,你认为谁 盗了你的版,调査后告诉政府,政府支持你,上法院起诉。这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美国更强 调侵权责任,民事主体一一个人和各种组织一一是执法体系或者说法律实施体系中很关键的 而我们国家呢,不要说盗版,拿产品质量来说,我们出了一个假药、假酒,政府部门就 发动大盘查,那需要多大的执法力量?而民间的力量却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去年吉化厂爆 炸污染松花江是最典型的例子,居民要求赔偿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是 政府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有几个人被判刑,但是民事赔偿没有,原因显见,有民事赔偿可 能把一个厂子搞垮。任何市场主体给公民造成的损失,不仅要赔偿,有些情况还需要高额的 惩罚性赔偿,这样才能威慑那些欺诈和虚假的东西,净化市场环境 《21世纪》:吴敬琏先生最近撰文指出,假如中国不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有滑向权 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江平:我认为应该称为权贵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 商业贿赂怎么形成的呢,商业贿赂就是花钱买机会,而机会本来应该是人人平等,谁可 以优先取得这种商业机会?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钱 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到现在,最大的弊端就是腐败和商业贿赂。我过去到一个卷烟厂 去,厂长领我到仓库,当时中国不能生产过滤嘴,其中的原材料丝東要从德国进口,这个卷 烟厂到烟草专卖局都申请不到,而一个舞蹈演员就拿了两吨丝束的指标,生产卷烟的企业拿 不到原材料,一个舞蹈演员却能够拿到,公理何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改 革开放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失败就是拥有权和钱的人霸占了本应该平等的机会。 现在我们决心要整顿商业贿赂,需要一个方面一个领域地推进。但是这也表明现在中国 法制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相关部门往往不一定能够了解和纠正, 旦泛滥成灾,才开始纠正,又是带有群体性、运动性的治理方式。不能责众就挑几个典型, 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对于这样一些执法就存在侥幸心理,也无法形成法律的权威,这是个很 大的悲哀 《21世纪》:您对走出这个悲哀有信心吗? 江平:要好好整顿,最关键还是反腐,官员的腐败是执法中最致命的,这个问题在任何 国家都一样,只要有腐败,执法绝对不行。 《21世纪》:您强调改革要倾听各方的意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但又要防止民粹主 义,这令我想起了古希腊的梭伦,他在面对穷人和富人势同水火的关系时始终寻求着公正和 自己的立场,并曾经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 那您自己怎么看呢?史上没有版权的概念，第二是《著作权法》通过才四五年，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自上 而下的执法机构。对方对此非常惊奇，说中国通过一部法律就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 那你们的政府该有多庞大？我反问他，美国呢？他说我们主要靠当事人自己去查，你认为谁 盗了你的版，调查后告诉政府，政府支持你，上法院起诉。这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美国更强 调侵权责任，民事主体——个人和各种组织——是执法体系或者说法律实施体系中很关键的 一环。 而我们国家呢，不要说盗版，拿产品质量来说，我们出了一个假药、假酒，政府部门就 发动大盘查，那需要多大的执法力量？而民间的力量却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去年吉化厂爆 炸污染松花江是最典型的例子，居民要求赔偿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是 政府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有几个人被判刑，但是民事赔偿没有，原因显见，有民事赔偿可 能把一个厂子搞垮。任何市场主体给公民造成的损失，不仅要赔偿，有些情况还需要高额的 惩罚性赔偿，这样才能威慑那些欺诈和虚假的东西，净化市场环境。 《21 世纪》：吴敬琏先生最近撰文指出，假如中国不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有滑向权 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江平：我认为应该称为权贵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 商业贿赂怎么形成的呢，商业贿赂就是花钱买机会，而机会本来应该是人人平等，谁可 以优先取得这种商业机会？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钱。 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到现在，最大的弊端就是腐败和商业贿赂。我过去到一个卷烟厂 去，厂长领我到仓库，当时中国不能生产过滤嘴，其中的原材料丝束要从德国进口，这个卷 烟厂到烟草专卖局都申请不到，而一个舞蹈演员就拿了两吨丝束的指标，生产卷烟的企业拿 不到原材料，一个舞蹈演员却能够拿到，公理何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改 革开放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失败就是拥有权和钱的人霸占了本应该平等的机会。 现在我们决心要整顿商业贿赂，需要一个方面一个领域地推进。但是这也表明现在中国 法制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相关部门往往不一定能够了解和纠正， 一旦泛滥成灾，才开始纠正，又是带有群体性、运动性的治理方式。不能责众就挑几个典型， 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对于这样一些执法就存在侥幸心理，也无法形成法律的权威，这是个很 大的悲哀。 《21 世纪》：您对走出这个悲哀有信心吗？ 江平：要好好整顿，最关键还是反腐，官员的腐败是执法中最致命的，这个问题在任何 国家都一样，只要有腐败，执法绝对不行。 《21 世纪》：您强调改革要倾听各方的意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但又要防止民粹主 义，这令我想起了古希腊的梭伦，他在面对穷人和富人势同水火的关系时始终寻求着公正和 自己的立场，并曾经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 那您自己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