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了。事实上，法律的概念所蕴含的权利义务形成的法律关系，应当是上述三种调整方式的不同组合，比 如，当积极义务与允许相结合时，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就是相对法律关系，其典型形式是债的关系，权利 人的利益是通过义务人的积极行为实现的，法律调整的重心是义务人的行为：当禁止与允许相结合时， 所形成的是绝对法律关系，其典型形式是所有权关系，只要义务人不作为，权利人的利益就能实现，法 律调整的重心在于权利人的行为。从这一角度看，权利义务为主线的法律概念已大大超越了法律指令理论 中那种极为简陋的以强制为后盾的学说，进而从反面证明了法律的内容不应局限于强制命令或指令。 三、法律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有别于处于威胁下命令他人做事，法律适用范围不仅包括针对他人而设定权利义务，而且包括对于 法律的制订者设定权利义务。与此类似的是，在签订契约时做出约定，还可概括为是对该要约人本身设定 义务的词语，即订约人所签订的合同对自己也是有约束力的。哈特对此阐述认为，“我们是在行使由规则 赋予我们这样做的‘一个权力’，在该要约人‘内部’区分出两个人，即一个以义务创立者的身份行为 的人和以受约束的人的身份行为的另一人。”简言之，立法本质上不存在只针对他人的东西，立法存在自 我约束性。立法者像一个约定的发出者一样，他行使由规则授予的权力，通常他作为立约人也必须置身于 法律的范围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年全国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被法学专家说成是仅次于宪法的一部基本法， 它是规范立法机关活动规则的法律，同时给了普通人一个对“法”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权利。比如，如果你认为法规、 规章与法律相抵触，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和建议：過到部门规章之间发生冲突时，可以提请国务院裁决。 如果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使公民认识到政府也存在违法的问题，那么立法法确立的对违法法规的审查制度告诉人们，立法 也有违法或不合理的时侯比如，李慧娟宣告抽象法无效的司法审查案、王海“知假买假”的打假同案不同判案，孙志刚致死 引发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案、郝劲松三诉铁路部门票证案等，就是公民引发的对立法内容的挑战。当然，这与立法法很大程 度上只是规范立法程序有所不同。 为此，立法法对解决法律冲突设计了三种解决机制：一是明确了五个法律适用规则，即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同位阶的 法律规范具有同等效力并在制定机关各自权限范围内实施：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法优于旧法以及法律不溯及既往。日 是规定了备案审查制度。三是规定了对冲突法规的裁决和改变与撒销制度。其中规定了有关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组织在认为 法规、规章与法律相抵触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和建议，对规章之间的冲突可以向国务院申请审查。也 就是说，立法法直接规定了立法者本身也必须接受立法法的调整。 当然，上述立法法的实施并未达致对立法违法进行监督的原定效果。从不少国家情况看，立法机关主 要是在法律生效以前把关，法律公布以后所发现的法律冲突则通过司法途径加以解决。可是，中国对法律 冲突的解决仍是依靠立法机关内部协调，法官审案时如果认为法律、法规冲突时，往往把问题提交人大审 查以得到一份解释意见；若认为规章冲突，就会把问题提交政府部门审查，而依赖于司法自身解决问题 的空间很小，更没有权力判决谁用谁不用。事实上，这种靠国家机关自己来启动违法审查机制，经常出现 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交叉的现象，因此要想撒销违法立法就很难。 显然，法律以抽象和概括的规范形式，表达了自己在时间上（不溯及既往、刑法的从旧兼从轻的例 外)、空间上（领土、领海、领空，流动领土，U形线）和对人的效力（自然法、法人、非法人组织、国家）· 以权利义务的一般规定表达了国家的行为要求。而这种行为要求不是像强制命令或指令那样，使立法者从 定义上处于其命令或指令范围之外的人。毋宁说，法律的诞生恰恰是通过立法的法定程序，实现对人们的 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进而影响人们的权利义务的实际享有和承担。其具体的表现包括：(1)通过法 定程序的时间、空间要素，来克服和防止立法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比如，制订部门规章的行政听证程 序（上海磁悬浮事件），旨在让行政相对人直接参加到行政决定程序中，听取行政主体制订规章的理由 及发表不同的意见，以程序提供外在标准而限制恣意，从而保证了政府颁布部门规章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这也为参与人今后更好接受规章的约束提供了良性基础。(2)通过法定程序导向立法者按照一定的指向 和标准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在空间上得以进行。换言之，就是为颁布法律的行为提供了统一化、标准化的 模式，克服强制命令或指令的个别化及非规范化，使得立法者本身不再是一个凌驾法律之上个性主体，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5页。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