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没有搞过水利的外行人员担任指挥部的各个主要领导职务。指挥 部一律按团队建制，且团、连长都由军队干部担任（当时认为穿便衣的不能领导穿军装的）。 施工队以新兵为主，原来8千名技术老工人被解散，有的分配去喂猪。施工不按基建规程办 事。当时，“长办”的大多数高级工程师还被关押在“牛桶”，即使在施工现场，也大都有职 无权。指挥部命令破除大体积混凝土搅拌夹冰（水泥的生化热需要发散）的制度，即“不准 吃冰棒”，质量控制又不严（为了“一打三反”的方便，领导变来变去，且干部官僚主义严 重，极少去现场)，造成已浇筑的数万立方米的坝体到处是裂缝、蜂窝、狗洞：工地还发起 “千人设计，万人审查”的运动，设计人员“奉命设计”，只绘图，不签名（有的说签了字 是名利思想，有的因图纸是按领导干部意图画的，不愿签名)，还要到一个个席棚去征求民 工的意见，结果施工近一年，设计还没有定案。 葛洲坝工程除了施工混乱外，更主要的是几个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第一， 长江从南津关出峡后，突然90度向南急转，原河宽由300米骤然展至2100米，河床由海平 面以下40米陡然上升为海拔30米，呈现出泡水、漩涡、剪刀水等各种及其复杂的流态，同 时长江每年要下泄5亿多吨泥沙，工程如何顺应河势，开出两条人工航道保证通航，又不被 泥沙淤积？种种模型试验都失败了。第二，葛洲坝基础是建在粘士岩和砂岩夹层上的，含有 粘士岩软弱夹层5刷层，其中部分已经泥化，建坝后泥化夹层会不会恶化，造成坝体滑移？ 没有可靠的依据。第三，由于没有先建三峡工程拦截洪水，使原来设计只要抗1到2万水头 的葛洲坝，一下升至要独立抗11万立方米/秒的水头，大坝建筑物如何合理安置，以对洪水 消能防冲，也没有成形的设计。 大坝工程采取“三边”方针带来了三大恶果：质量差（二年共浇筑混疑土10.52万立方 米，不合格的炸掉了1.62万立方米)，进度慢，浪费大（设计还没搞出来，已花费人民币2 亿6千万元)。葛洲坝工地的种种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国务院。1972年4月，周恩来 总理在机场送走锡兰总理班夫人，对钱正英说：“葛洲坝是我的一块心病。”同年10月，又 发生了长江干道碍航，交通部向中央写了报告。11月，国务院决定紧急召开葛洲坝工程汇 报会，一连开了三次，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关键时刻，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时觉察，抓 住工程建设的要害问题重新决策，并成立了以林一山为首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该委员 会经过五天讨论，写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 1973一1982年，几乎双目失明的林一山主持了10次技术委员会会议，协调了一个象小 “联合国”的9人8方的关系，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才使工程一步步走出低谷。在此期 间，林一山和“长办”的得力干将和助手魏廷铮、张魁元、文伏波等完成了近乎天才的设计。 挖掉葛洲坝以理顺河势：选定“两翼一体”的枢纽建筑物布置：筑两道超长防淤堤实现“静 水通航，动水冲沙”：利用尾岩抗力周定坝体：采用大单宽流量泄水闸消能防冲：特别是据 理力争取消了原设计大江的5孔泄水闸，添置4台12.5万千瓦发电机组，使葛洲坝装机容 量由221.5一跃为271.5万千瓦，增加发电50万千瓦。 汉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没有搞过水利的外行人员担任指挥部的各个主要领导职务。指挥 部一律按团队建制，且团、连长都由军队干部担任（当时认为穿便衣的不能领导穿军装的）。 施工队以新兵为主，原来８千名技术老工人被解散，有的分配去喂猪。施工不按基建规程办 事。当时，“长办”的大多数高级工程师还被关押在“牛棚”，即使在施工现场，也大都有职 无权。指挥部命令破除大体积混凝土搅拌夹冰（水泥的生化热需要发散）的制度，即“不准 吃冰棒”，质量控制又不严（为了“一打三反”的方便，领导变来变去，且干部官僚主义严 重，极少去现场），造成已浇筑的数万立方米的坝体到处是裂缝、蜂窝、狗洞；工地还发起 “千人设计，万人审查”的运动，设计人员“奉命设计”，只绘图，不签名（有的说签了字 是名利思想，有的因图纸是按领导干部意图画的，不愿签名），还要到一个个席棚去征求民 工的意见，结果施工近一年，设计还没有定案。 葛洲坝工程除了施工混乱外，更主要的是几个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第一， 长江从南津关出峡后，突然 90 度向南急转，原河宽由 300 米骤然展至 2100 米，河床由海平 面以下 40 米陡然上升为海拔 30 米，呈现出泡水、漩涡、剪刀水等各种及其复杂的流态，同 时长江每年要下泄５亿多吨泥沙，工程如何顺应河势，开出两条人工航道保证通航，又不被 泥沙淤积？种种模型试验都失败了。第二，葛洲坝基础是建在粘土岩和砂岩夹层上的，含有 粘土岩软弱夹层 54 层，其中部分已经泥化，建坝后泥化夹层会不会恶化，造成坝体滑移？ 没有可靠的依据。第三，由于没有先建三峡工程拦截洪水，使原来设计只要抗 1 到 2 万水头 的葛洲坝，一下升至要独立抗 11 万立方米/秒的水头，大坝建筑物如何合理安置，以对洪水 消能防冲，也没有成形的设计。 大坝工程采取“三边”方针带来了三大恶果：质量差（二年共浇筑混疑土 10.52 万立方 米，不合格的炸掉了 1.62 万立方米），进度慢，浪费大（设计还没搞出来，已花费人民币 2 亿 6 千万元）。葛洲坝工地的种种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国务院。1972 年 4 月，周恩来 总理在机场送走锡兰总理班夫人，对钱正英说：“葛洲坝是我的一块心病。”同年 10 月，又 发生了长江干道碍航，交通部向中央写了报告。11 月，国务院决定紧急召开葛洲坝工程汇 报会，一连开了三次，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关键时刻，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时觉察，抓 住工程建设的要害问题重新决策，并成立了以林一山为首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该委员 会经过五天讨论，写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 1973－1982 年，几乎双目失明的林一山主持了 10 次技术委员会会议，协调了一个象小 “联合国”的 9 人 8 方的关系，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才使工程一步步走出低谷。在此期 间，林一山和“长办”的得力干将和助手魏廷铮、张魁元、文伏波等完成了近乎天才的设计。 挖掉葛洲坝以理顺河势；选定“两翼一体”的枢纽建筑物布置；筑两道超长防淤堤实现“静 水通航，动水冲沙”；利用尾岩抗力固定坝体；采用大单宽流量泄水闸消能防冲；特别是据 理力争取消了原设计大江的 5 孔泄水闸，添置 4 台 12.5 万千瓦发电机组，使葛洲坝装机容 量由 221.5 一跃为 271.5 万千瓦，增加发电 50 万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