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章清 (收入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月,第236-264页。) 中西沟通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并且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地理学科作为先行 学科起着导向作用,已是不易之论。由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打破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 下秩序观念,进而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对中国的意义自然不可低估。1然而,不 可否认的是,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空间)之外,尚包括历史(时间)这一环节, 即中西历史的“合和”。应该说,这算不上新问题,稍早杜维运先生即撰文涉及此问题, 近年更不乏学者立足“历史主义”( Historicism)或“大写历史”( History),对此进行了 探讨。这些文字均强调了进化论学说所具意义,相应的也判定在中西沟通过程中,史学 交流是“极为后期的事”。2进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构成中国解读历史进程最重要 的思想学说,当无疑问。但我想强调的是,理解中国之历史书写在近代的转变,其视野 恐不能局限于进化论,实有必要将问题追溯到与中西交往差不多同步发生的一幕——中 西历史之“合和 所谓中西历史“合和”,是将中西历史纳入相同的时间序列。其中所蕴涵的话题绝 非一篇文字能讨论,这里只是就其与中国“新史学”形成的密切相关性,略作论述。3史 本文是作者参与德国学术基金会(DAAD)资助项目“ Exchanges of Knowle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完成的部分成果,曾蒙 Prof michael Lackner,Dr.Iwo Amelung, Dr. Joachim Kurtz, Dr Michael Schimmelpfenni等先生多方帮助,谨此致谢。 1参见周振鹤:《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见邹振环《晚清西 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参见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3期(1976年5月);王晴佳: 《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一专业化与跨学科》,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592;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研究者已注意到,“知识世界”的膨胀,在中国常常是随着“地理世界”扩张而来,而随地理观念 变化而来的,是历史观念的变化。历史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不仅隐含着关于文明的传统观念的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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