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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史学导论》课程教学资源(读本)参考文献读物(共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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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4) 黄俊杰:《钱宾四史学中的“国史”观:内涵、方法与意义》… (40)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77) 杨念群:《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90) 孙江:《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115)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 (117) 黄克武:《(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导论》 ……………(128) 沙培德:《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动向》…(142) Part 2: 海登·怀特《“形象描写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和历史书写》 (164)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175)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183) 彼得·伯克:《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197) Roger Chartier, "Genr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206) Prasenjit Duara, "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 ?....(218) 卢建荣:《台湾史学界的后现代状况》 ……………………(235) 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240) 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 …………………(255) Part 3: 阿兰·梅吉尔:《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从年鉴学派 到新文化史》 ……(271) Robert Darnton, "On Clifford Geertz Field Notes from the Classroom' ………………(288) 赖国栋:《法国史学转型的历程:评(多元历史:法国对过去的建构)》 (294) 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四本论欧美新文化史著作 的介绍》 (307) 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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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在pdf文档内输入本《目录》页码即可准确定位) 一个别文章若有不清晰之处,请自行调节pdf编放一 Part 1: 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4) 黄俊杰:《钱宾四史学中的“国史”观:内涵、方法与意义》… (40)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77) 杨念群:《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90) 孙江:《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115)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 (117) 黄克武:《(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导论》 ……………(128) 沙培德:《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动向》…(142) Part 2: 海登·怀特《“形象描写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和历史书写》 (164)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175)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183) 彼得·伯克:《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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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Chartier, "Genr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206) Prasenjit Duara, "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 ?....(218) 卢建荣:《台湾史学界的后现代状况》 ……………………(235) 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240) 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 …………………(255) Part 3: 阿兰·梅吉尔:《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从年鉴学派 到新文化史》 ……(271) Robert Darnton, "On Clifford Geertz Field Notes from the Classroom' ………………(288) 赖国栋:《法国史学转型的历程:评(多元历史:法国对过去的建构)》 (294) 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四本论欧美新文化史著作 的介绍》 (307) 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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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章清 (收入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月,第236-264页。) 中西沟通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并且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地理学科作为先行 学科起着导向作用,已是不易之论。由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打破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 下秩序观念,进而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对中国的意义自然不可低估。1然而,不 可否认的是,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空间)之外,尚包括历史(时间)这一环节, 即中西历史的“合和”。应该说,这算不上新问题,稍早杜维运先生即撰文涉及此问题, 近年更不乏学者立足“历史主义”( Historicism)或“大写历史”( History),对此进行了 探讨。这些文字均强调了进化论学说所具意义,相应的也判定在中西沟通过程中,史学 交流是“极为后期的事”。2进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构成中国解读历史进程最重要 的思想学说,当无疑问。但我想强调的是,理解中国之历史书写在近代的转变,其视野 恐不能局限于进化论,实有必要将问题追溯到与中西交往差不多同步发生的一幕——中 西历史之“合和 所谓中西历史“合和”,是将中西历史纳入相同的时间序列。其中所蕴涵的话题绝 非一篇文字能讨论,这里只是就其与中国“新史学”形成的密切相关性,略作论述。3史 本文是作者参与德国学术基金会(DAAD)资助项目“ Exchanges of Knowle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完成的部分成果,曾蒙 Prof michael Lackner,Dr.Iwo Amelung, Dr. Joachim Kurtz, Dr Michael Schimmelpfenni等先生多方帮助,谨此致谢。 1参见周振鹤:《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见邹振环《晚清西 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参见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3期(1976年5月);王晴佳: 《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一专业化与跨学科》,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592;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研究者已注意到,“知识世界”的膨胀,在中国常常是随着“地理世界”扩张而来,而随地理观念 变化而来的,是历史观念的变化。历史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不仅隐含着关于文明的传统观念的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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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中国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正由于此,以往论及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在中国之确 立,很少着眼于此。梁启超(1873-1929)《新史学》开篇已说过,“于今日泰西通行诸 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4今人也持此论,认为在中西学术面临分类转化及 整合困难之际,史学“幸运成为中西皆有的一门学科”:至少在学科建置方面,“首先突 破了中西之间的体用对立”。就形式而言,这样的估评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如虑及中 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内涵上的对话,恐怕就不那么单纯。譬如,我们或就难以想象,19 20世纪之交,学术圈竟会发生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可见,中国史 学之现代遭际,或史学作为现代学科之建立,同样需要纳入中西交流的背景中去考察。 这篇文章希望就此所涉及的问题,作简单疏理。所关切的是,中西历史是如何进行“合 和”的,尤其是,西方关于“普遍历史”的观念,如何影响到中国历史的书写。 、中国之纳入“普遍历史 有关“普遍历史”( universal history)所表征的对历史演进的理解,下面再作进一步 分析。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我们试图去了解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书写最重要的思想资 源,很容易就会聚焦于“普遍历史”。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成长,尤其 是以“五种社会形态”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即是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模式的结果 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同样是在“普遍历史”的架构里进行阐述(详后)。 只是,结果之外,尚有必要追溯其所由来。实际上,撇开与此直接相关的关于中国社会 性质的论战不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所发生的胡适(1891-1962)与梁漱溟(1893-1988), 严复(1854-1921)与章太炎(1869-1936)之论辩,都与此有密切关联。依我之拙见, 这些思想学术史上的著名事件,或都不能孤立看,均涉及中国纳入“普遍历史”之具体 坏和转型,进一步的还要承认有其他“先进于文明”的民族与国家存在。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 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卷,第3编第5节“西洋新 知的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世界的变迁”,页574609。 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出版,页1。 5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见罗志田前引书,《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 学卷》(下),页483。 6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 版社2001年,页165-96。 7关于这场论战,可参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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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本文的讨论,也不妨由此展开。 五四时期胡适与梁漱溟的争辩,围绕着梁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展开。梁在书中 强调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律则(即所谓的“没尽的意欲”),并据此提出一套理论架构,认 为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及成因。梁氏对文化差异性的辨析, 遭到胡适的反驳,在胡那里,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如以 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 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8很清楚,胡适 将东西文化归于历史步调的差异,认同的即是“普遍历史”与进步理念。因此,胡认为 梁的理论太过笼统,却不知其秉承的是将世界历史纳入一个类型的更笼统的看法,难怪 梁也予以有力反驳,“胡先生说我笼统,说我不该拿三方很复杂的文化纳入三个简单公 式里去;他却比我更笼统,他却拿世界种种不同的文化纳入一个简单式子里去!”看得 出,胡适对梁漱溟的批评之所以不是很有力,在于他对梁氏理论的困局并无了解。如林 毓生先生所指出的,胡适有时虽然主张“环境决定文化说”,但占主导的思想则是世界 历史属于同一轨迹的历史主义的看法,事实是“胡氏所谓世界历史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 主义比梁氏的历史主义更为粗糙,也自然无法指出梁氏历史主义的理论困境了”。10 梁、胡之争不过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的一个侧面,东西文化由晚清时的“体用” 之辩转换为五四时的“新旧”问题,实已昭示中国主流思想接受西方文明所具有的普遍 意义。相较而言,严复与章太炎的争论稍复杂些。我们知道,翻译《天演论》是严复最 大的成功,“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章 太炎也是进化论的受惠者,《扈书》时期就曾热烈宣扬过进化论。章、严之歧异产生于 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严复接受甄克思( Edward jenks,1861-1939)提出的“始于 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 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 °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第8期(1923年12月)。 ⑩0林毓生:《胡适与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辩及其历史涵义》,收入《思想家——跨 世纪的探险》,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页28-3 1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1906年5月5日)。参见本杰明·史华兹《寻 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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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还推断中国社会也是由宗法而渐 入军国,“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1严复通过译述《社会通诠》表达 的对社会演进的理解,也曾激起热烈回响,13章太炎却提出了不同看法,“甄氏之意,在 援引历史,得其指归。然所徵乃止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其 自天山以东,中国、日本、蒙古、满洲之法,不及致详,盖未尽经验之能事者。”在太 炎眼中,“夫读史尽其文不尽其质,于藏往则已疏矣;而欲以此知来,妄其颜之过厚耶?” 实际指明甄氏之书“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皮传其说”的严复也并不能很好了解中国。 章太炎颇有卓见地指出,“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涉及自然科学之问题,“验之 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因此,“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 以为权概,断可知矣!”14 章太炎对严复的质疑,固可归于其对“反满”民族主义正当性的辩护,却也应看作 中国部分思想家对“普遍历史”之抗拒,非一时之见,最明显的是章也据此批评过康有 为(1858-1927)。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在东京发表演说,就针对斯时流行的“欧化主义 表达了他的不安,同时强调,“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 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 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1用不着特别指明,章太炎这里讥斥的,正包括以 “三世”仰攀“进化论”的康有为。稍后,他还直指康有为,“好举异域成事,转以比 拟,情异即以为诬,情同即以为是。”这种枉顾中西历史差别,强行将中西纳入所谓“类 例”,“何其迂阔而远于物情耶?”16原因无他,“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 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 12严复:《译〈社会通诠〉自序》,见王栻主编《严复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135-36: 《〈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4),页923。 3夏曾佑即指出“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为若”,该书当使人“恍然有悟社会迁化之无穷,而天 理人情之未可以一格泥,而宗教之老洫化矣。”《东方杂志》“新书介绍”,也极为推崇《社会通诠》 一书。参见夏曾佑:《〈社会通诠〉序》,《严复集》(5),页15551557:《新书介绍·社会通诠》,《东 方杂志》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 14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2237。 5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6章太炎:《信史上》,《章太炎全集》第4集,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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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得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志犹可。”1 既已说到康有为,还值得作些补充。康有为作为近代中国宣扬“三世”说影响最大 的学者,似无疑问,只是好以“生知”自炫的康有为,在这个问题上也设置了一道障碍, 那就是其建构“三世”说的思想来源。照梁启超《康南海先生传》的解释,“先生之哲 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 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盖中国自创进化学者,以此为嘴失焉。”18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还这样 写道,“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夫三世之义,自何邵 公以来,久閤忽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 梁氏这一长期被论者奉为圭臬的说法,随着《实理公法全书》的刊布,已遭根本动摇 2情形绝非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康有为著《大同书》时“一无依榜,一无 剿袭”。然而尽管问题似已得到澄清,却不能完全抹杀这一问题蕴涵的另一事实。因为 澄清的只是康有为这一见解的形成是否受到西方的影响,却没有解答中西之间对历史演 进的理解,是否具有内在亲和性。 实际上,1941年周予同(1898-1981)先生撰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已明辩 康氏将“《春秋》三世之义与西洋进化论相通,当在读了严译《天演论》之后”。同时 周予老也强调,给予中国新史学以转变动力的今文学,固然已含有外来文化因素,但转 变期的中国史学,在文化渊源方面,承接浙东史学与吴、皖经学的遗产,与黄宗羲 (1610-1695)、钱大昕(1728-1804)、章太炎三氏有密切关系。恰恰在清末民初开始其 转变的倾向,其文化动力则是起源于乾嘉而发展于清末的今文学派。康有为所著《孔子 改制考》一书是经今文学给予史学以转变动力的重要著作,直接受经今文学启示,使中 国史学开始转变的,尚包括梁启超、夏曾佑(1863-1924)、崔适(1852-1924)三人,“崔 适只是以经今文学兼史学,夏曾佑只是由经今文学转变到史学,梁启超也只是逐渐脱离 1章太炎:《徵信论下》,《章太炎全集》第4集,页59 18梁启超:《康南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页72-73。 19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页99。 0参见朱维铮:《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见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 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2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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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今文学而计划建设新史学 既然中国新史学的形成自有渊源,那么,审理中国历史思想传统与西方近代历史哲 学的内在亲和性,就绝非无关之论题。2而讨论中国新史学的形成,照顾到中国史学传 统,也当是题中应有之意。惟其如此,探讨中西历史之“合和”,也更有所本。 、中国历史书写之遗产:“编年”、“断代”之论辩 1928年何炳松(1890-1946)著《通史新义》,曾颇有意思谈到,“吾国自前清末季 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以来,一般学子及社会中人需要中外通史藉资挹揽,不可谓不亟矣。 然迄今已达二十余年,西洋通史之著作虽已有相当之成就,而本国通史之纂辑,则求其 能合现代所谓新史学眼光者反廖若晨星焉。”23何氏此言,当看作心系中国史学前途的史 学家,面对中西不同的史学书写方式所产生的困惑。而何氏此书,即力图以“西洋史家 之通史义例”补中国之阙失。只是该书虽已触及中国史书之编纂体例,惜未深察之 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即以《隋书·经籍志》或《四库全书总目》所列类目看, 编纂体例之丰富自不待言。不过,过往对史书体例之思考,所争论的大致不出通史、断 代二途:而且班固之后,断代为史,渐成正史之“通例”,也是不争之事实。刘知几 (61-721)《史通·六家》针对《史记》与《汉书》所作评价,指出“通史”往往“劳 而无功”,而“断代”之史“易为其功”,就显示对“通史”之例,史家普遍视为畏途。 而自9世纪初杜佑(735-812)编成《通典》,以“通”命名的著述可谓多矣,史家也不 乏主张通史而反对断代的。郑樵(1103-1162)《通志·总序》即表示,“自《春秋》之后 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由其断汉为书,是致 2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6年,页513-73。研究改良运动的学者也注意到,由于已知的西方社会暗示了人类社会的 乌托邦未来,中国的政治改良运动,即是试图通过改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保持一致。如果说 严、梁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获得了极大鼓舞,康和谭的哲学主张则具有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来源。 《大同书》和《仁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进化观念,并把它整合进一套使进化进程的展现与社 会变革彼此联系的宇宙观中。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七章“思想的转变: 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费侠莉著),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345-47。 2刘小枫:《中译本导言》,见卡尔·洛维特著《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 零、田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页26 23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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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这一点,也得到章学诚(1738-1801)肯定,其所作《文史 通义·申郑篇》对郑樵之见识多有嘉勉,“夫史迁绝学,《春秋》而后一人而已”,迁固 之后,史家既无别识之道,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对于“通 史家风”之流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所解释,认为纪传体“贵在会通古今, 观其沿革”,而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 多,则繁复取厌。”于是乎有“统扩史志之必要”,“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2只是 所“通”为何,却也只能说各有擅长 中国史学编纂史上围绕“通史”与“断代史”的论辩,或都只是史学史之常识,然 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之书写,却不无裨益。显然,司马迁为后世史家奠立的“通古今之变” 发展到后世,由于材料愈积愈多,面临着如何“通”的难题。“三通”、“九通”之出现, 既可视作化解这一难局之努力,然其心有余而力之不足,也在所难免。《四库全书总目》 在《通志》提要中论及“综括千古,归一家言”之通史之例,就表示“非学问足以该通, 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史纬》提要也指出,“网 罗百代,其事本难。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刘知几深以为讥;司马光进《通鉴》表, 亦称其中抵牾,不能自保。”2除编纂体例上之“曲高和寡”,通史难通,还在于中国史 书编纂中所耸立的“正统”之壁垒。在辨析《史记》、《汉书》时,梁启超就指出,《史 记》以社会全体为史之中枢,尚不失为国民之历史。《汉书》以下,以帝室为史之中枢, 史乃变为帝王家谱,“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 梁以此为断代史之根本谬误,且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异”,可以说道尽中国 史书撰述这一壁垒。以此而言,则多少说明对于处理数千年之历史,是中国史家面临的 难题,这恰与西方史学以编年史为基本的写作架构,甚至编年史几乎成为书写历史的代 名词,适成对照。关键在于,西方编年史由于要处理较为长程的历史时段,渐渐催生出 划分时代的观念,而中国却但有朝代(详后)。 毋庸讳言,通过划分历史阶段以认知历史进程,中国史书中也不乏相关资源。“春 2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页21:参见朱维铮:《论“三通”》 《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 25以上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上册,页448,582。 2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页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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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三世”对理解历史进程的意义,时人已多有所论。2实际上,“春秋三世”即可看作是 “普遍历史”观念的表达,同时在史书中还频频出现“上古”、“中古”、“近世”这些似 乎是表示时代划分的符号。《韩非子·五蠹》即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 世”和“当今之世”的表述,将历史的演进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礼记·礼运》对“大 同”、“小康”的描绘,当然也指出了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这与 划分历史时代是迥然有别的(详后)。晁公武(约1105-1180)《郡斋读书志》在介绍马 总《通历》一书时这样写道:“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 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 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2短短几句话,就清楚显示中国史书中“上古”、 “中古”这些标识的意味。只有在不清楚帝王世系的“三代”才着眼于此(上引《韩非 子·五蠹》即是如此),反之把握历史演进,所依据的仍是帝王世系。(相较而言,王船 山《读通鉴论·叙论》所阐述的中国历史之“三变”,才突破了这一樊笼。)章太炎批评 “三世说”,对此就有深刻检讨,“世儒或意言三世,以明进化”,然察《公羊》所说 则据乱、升平、太平,于一代而已矣。问题是,“礼俗革变,械器迁讹,诚弗能于一代 尽之。”29傅斯年(1896-1950)也注意到中国论时会之转移,但以朝代为言,《今文春秋》 “见闻”、“传闻”之辩,似乎为历史分期之始,只可惜春秋时代过短,“非史书究义”, 因此,后之为史学者,仍然是“仅知朝代之辩,不解时期之殊”。30 实际上,通常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时人物”,对历史演进的理解, 也算不上有真正突破。不错,龚自珍(1792-1841)确曾指出,“世有三等,三等之世, 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3魏源(1794-1857) 也曾批评喜言上古之风,“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 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3然而,其限制之所在,也相当明显。如龚所说的 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尤其 是其中的第三章“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解释(下)” 38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202 29章太炎:《尊史》,《章太炎全集》第3集,页413-20 30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723日) 3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6 32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上册,页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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