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英格兰岛的风暴 英格兰岛的事件是一种结果,表明民主其和力量,是能够成功抵制君主权力任意扩展的。 这样,革命就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民有了一个家并且扎根于一个的传统。这意味着英国革 命的非保守性:把民主和民权当作政府的根本来把握,要么就什么也不是。 本书的中心是论述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本来,在找出了过渡期产生的原因并论述 了市民阶级为了振兴欧洲的种种策略之后,我的写作任务应当说实际上已经完成。但是,从 另一方面来说,面对着我们所分析过的一系列的过渡型(替代型?)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我 们却陷入疑惑,因为我们很显然还无法直接把这些东西称之为近代体制。如要进一步完成我 们的故事,就必须要找出那把开启近代社会的钥匙。在本章中,我要分析17世纪后欧洲的 政治、社会局势的新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地锻造出一个新的欧洲,使其真正无愧于 近代社会的称号。 事件 如我们真想把过渡期的概念讲述得非常明确,那么就必须先弄清楚发生在17世纪英格 兰岛的那些令人激动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过渡期的第三个阶段最为震撼人们之心的 事件就是英国的人民处死了专制君主、执掌了政杈,从而贏得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查 理一世在英国的表现,就发展来说,只不过是斯图加特王朝一系列专制政治行为的延续 方面,是竭尽所能地大搞君权神授,另一方面,是把在伊丽莎白时代精心培育起来的国家利 益而牺牲殆尽,把它堕落成为一种履行纯属君主个人欲望的工具。公共服务,那是人民乞求 的世俗幸福的最为根本性的东西,藉此可以为英国赢得和平和发展,现在变成了夺取人民精 血和钱财的借口。现在的国王经常解散国会,只是等到要用钱了,就召集国会以便无限制地 向人民收敛钱财,并且不必为此负任何责任。这样,国王军走向了人民的反面,而国会除了 放纵君主的感官之外,更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这个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1640年英格兰发生反对国王查理一世(1625-16 49)的革命,是国王逐步变得专制和傲慢的结果。国王不仅滥用了他的权威,还滥用了他 的物资财富。他继承和发展了詹姆斯一世专制主义的作风,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几 乎从来不召开国会。这种专制暴政受到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的支持,后者为英国的清 教徒和长老会教徒所憎恨。他强迫苏格兰人接受英国圣公会的《祈祷书》,苏格兰发生叛变, 并入侵英国。因此,为筹措军费,国王查理一世不得不召开了中断十一年的国会时,然而, 仅三个星期后,国会就因与国王的不愉快而被解散了。它的意思仿佛是说,国王只把国会当 作了他的钱袋,而市民阶级对专制的国王己经不愿意再支持,尽管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走到 要推翻君主制度的地步。同年8月,当苏格兰人再度发生发动进攻,查理于11月3日重新 召开国会。国会领袖约翰·汉普顿和约翰·皮姆就领导了国会的成员对抗国王,提出查理必 须批准处死他的两个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大主教劳德,否则国会将不会对他进行支持。那种 国会的“附有条件的支持”尽管有效,但国会和国王之间的权利之争就此展开。国会强迫国 王处死了斯特拉福和劳德,并且在1641年的《大谏书》中摈弃了国王的政策。1641 年11月,国王拒绝了《大抗议书》,并企图逮捕皮姆等人未遂,只好于1642年1月1 0日离开首都赴约克城。8月22日,国王在诺丁汉升起军旗,第一次内战开始。1644 年,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获胜,次年,独立派领袖奥立弗·克伦威尔促使国会通过了《自
第十四讲 英格兰岛的风暴 英格兰岛的事件是一种结果，表明民主共和力量，是能够成功抵制君主权力任意扩展的。 这样，革命就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民有了一个家并且扎根于一个的传统。这意味着英国革 命的非保守性：把民主和民权当作政府的根本来把握，要么就什么也不是。 本书的中心是论述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本来，在找出了过渡期产生的原因并论述 了市民阶级为了振兴欧洲的种种策略之后，我的写作任务应当说实际上已经完成。但是，从 另一方面来说，面对着我们所分析过的一系列的过渡型（替代型？）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我 们却陷入疑惑，因为我们很显然还无法直接把这些东西称之为近代体制。如要进一步完成我 们的故事，就必须要找出那把开启近代社会的钥匙。在本章中，我要分析１７世纪后欧洲的 政治、社会局势的新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地锻造出一个新的欧洲，使其真正无愧于 近代社会的称号。 事件 如我们真想把过渡期的概念讲述得非常明确，那么就必须先弄清楚发生在１７世纪英格 兰岛的那些令人激动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过渡期的第三个阶段最为震撼人们之心的 事件就是英国的人民处死了专制君主、执掌了政权，从而赢得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查 理一世在英国的表现，就发展来说，只不过是斯图加特王朝一系列专制政治行为的延续。一 方面，是竭尽所能地大搞君权神授，另一方面，是把在伊丽莎白时代精心培育起来的国家利 益而牺牲殆尽，把它堕落成为一种履行纯属君主个人欲望的工具。公共服务，那是人民乞求 的世俗幸福的最为根本性的东西，藉此可以为英国赢得和平和发展，现在变成了夺取人民精 血和钱财的借口。现在的国王经常解散国会，只是等到要用钱了，就召集国会以便无限制地 向人民收敛钱财，并且不必为此负任何责任。这样，国王军走向了人民的反面，而国会除了 放纵君主的感官之外，更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这个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１６４０年英格兰发生反对国王查理一世（１６２５－１６ ４９）的革命，是国王逐步变得专制和傲慢的结果。国王不仅滥用了他的权威，还滥用了他 的物资财富。他继承和发展了詹姆斯一世专制主义的作风，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几 乎从来不召开国会。这种专制暴政受到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的支持，后者为英国的清 教徒和长老会教徒所憎恨。他强迫苏格兰人接受英国圣公会的《祈祷书》，苏格兰发生叛变， 并入侵英国。 因此，为筹措军费，国王查理一世不得不召开了中断十一年的国会时，然而， 仅三个星期后，国会就因与国王的不愉快而被解散了。它的意思仿佛是说，国王只把国会当 作了他的钱袋，而市民阶级对专制的国王已经不愿意再支持，尽管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走到 要推翻君主制度的地步。同年８月，当苏格兰人再度发生发动进攻，查理于１１月３日重新 召开国会。国会领袖约翰·汉普顿和约翰·皮姆就领导了国会的成员对抗国王，提出查理必 须批准处死他的两个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大主教劳德，否则国会将不会对他进行支持。那种 国会的“附有条件的支持”尽管有效，但国会和国王之间的权利之争就此展开。国会强迫国 王处死了斯特拉福和劳德，并且在１６４１年的《大谏书》中摈弃了国王的政策。１６４１ 年１１月，国王拒绝了《大抗议书》，并企图逮捕皮姆等人未遂，只好于１６４２年１月１ ０日离开首都赴约克城。８月２２日，国王在诺丁汉升起军旗，第一次内战开始。１６４４ 年，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获胜，次年，独立派领袖奥立弗·克伦威尔促使国会通过了《自
抑法》和《新模范军法案》,改组军队,建立了克伦威尔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铁军”,即新 模范军。1645年6月,国会军在纳比斯击败王军主力。1646年5月,查理一世逃往 苏格兰。第一次内战结束。1647年12月,苏格兰长老会派分子与英格兰长老会派分子 密谋国王复位。次年,第二次内战爆发。国会军再次击败王军。1648年12月,克伦威 尔率军进入伦敦,清除了国会中150名长老会派议员,并且掌握了国家政权。1649年 月27日,法庭宣判查理一世死刑,30日查理被送上断头台。 那种古老的、彻底保存国家利益的英国市民的正义性,终于公开地爆发,目的是向国王 讨还一个公道。当查理一世热衷于培养自己的宠臣建立自己的专制体系时,国会向他提交了 《大抗议书》。这个英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文献之一想要说明的,其实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真理,这就是人民乃是国家的主人,主权是属于英国的人民的。市民的理论显得简单和明了 就是现在英国存在着腐败和残暴,而公共的政府之存在于代表人民利益的正义之中,只有和 人民和解并完全地依赖人民,才能够是能够履行政府的天职,而不是让那些仇恨法律的教皇 分子,或者那些勾结外国敌视势力的官员为所欲为地盘剥人们。人民和公共利益实际上把一 切意思都表达了出来了。这个理论所要求的,并不是承认一个具有王位的人为国王,也不是 承认只要清除了贪官,肃清了朝廷,就可以获得和解,却是对于国家的基础人民需要建立起 重新的认识。也就是说,需要进行非常重大的政治改革,把国王时常沉溺的专制梦想以及为 此美梦所进行的一切都予以粉碎。正如其中所说的:国君应当乐意从自己的朝廷中驱逐那些 坚持腐败并使人民受尽苦难的人,并任用那些能够值得信任的人。所以,国会提出的理论 实在是在向君主亮出了人民主权这面鲜艳的旗帜,一般的人民将在这面旗帜之下集合起来 宣告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正如克伦威尔所说的:“如果国王拒绝了这个纲领,次日清晨他就 将变卖全部财产,从此再也不对英国看上一眼。” 英国的革命,直接引发出从根本上影响英国和欧洲历史进程的一系列事件。1650年 苏格兰保守势力拥立査理二世复辟。1651年,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将其并入英国。 653年克伦威尔成为护国主,军事独裁开始。1658年,克伦威尔病死,1 年5 月,国会宣布査理二世为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8年,英国发动政变,推翻 了复辟王朝,迎接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为英王,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合专 政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的反专制的大革命取得完全胜利。 大革命原因 然而,在英格兰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却不是一个“事件”,相反,它是一场革命一一它宣 布了废除了绝对专制王权。革命之所以会在英国首先爆发,是因为唯独英国,才具备了废除 专制君主权的条件 首先,几乎不必指出,17世纪英国人的每一场革命,都是指向专制君主的。认识这 点非常重要,因为十七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锋芒,主要反对的就是专制主义。毋庸 置疑,专制主义与后来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含义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只 要前者盛行,那就不会有后者的兴起。今天,任何一个极其热烈称赞现代政治的政治派别, 都决不会对专制主义的政治行为表示支持。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参与政治人数的扩大, 政治的民主化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的显著特点。由此我们发现,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同政 治民主化的进程直接联系的,它是政治的近代化,旨在反对少数人利用所控制的国家机器进 行独裁式的统治。正因为这样,反对专制主义革命的性质显然具有非常明白的近代革命含义 它同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另一个相当不同的概念 然而,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人搅合在一起而被弄得模糊不清。首先,17世纪的英国人在
抑法》和《新模范军法案》，改组军队，建立了克伦威尔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铁军”，即新 模范军。１６４５年６月，国会军在纳比斯击败王军主力。１６４６年５月，查理一世逃往 苏格兰。第一次内战结束。１６４７年１２月，苏格兰长老会派分子与英格兰长老会派分子 密谋国王复位。次年，第二次内战爆发。国会军再次击败王军。１６４８年１２月，克伦威 尔率军进入伦敦，清除了国会中１５０名长老会派议员，并且掌握了国家政权。１６４９年 １月２７日，法庭宣判查理一世死刑，３０日查理被送上断头台。 那种古老的、彻底保存国家利益的英国市民的正义性，终于公开地爆发，目的是向国王 讨还一个公道。当查理一世热衷于培养自己的宠臣建立自己的专制体系时，国会向他提交了 《大抗议书》。这个英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文献之一想要说明的，其实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真理，这就是人民乃是国家的主人，主权是属于英国的人民的。市民的理论显得简单和明了， 就是现在英国存在着腐败和残暴，而公共的政府之存在于代表人民利益的正义之中，只有和 人民和解并完全地依赖人民，才能够是能够履行政府的天职，而不是让那些仇恨法律的教皇 分子，或者那些勾结外国敌视势力的官员为所欲为地盘剥人们。人民和公共利益实际上把一 切意思都表达了出来了。这个理论所要求的，并不是承认一个具有王位的人为国王，也不是 承认只要清除了贪官，肃清了朝廷，就可以获得和解，却是对于国家的基础人民需要建立起 重新的认识。也就是说，需要进行非常重大的政治改革，把国王时常沉溺的专制梦想以及为 此美梦所进行的一切都予以粉碎。正如其中所说的：国君应当乐意从自己的朝廷中驱逐那些 坚持腐败并使人民受尽苦难的人，并任用那些能够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国会提出的理论 实在是在向君主亮出了人民主权这面鲜艳的旗帜，一般的人民将在这面旗帜之下集合起来， 宣告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正如克伦威尔所说的：“如果国王拒绝了这个纲领，次日清晨他就 将变卖全部财产，从此再也不对英国看上一眼。” 英国的革命，直接引发出从根本上影响英国和欧洲历史进程的一系列事件。１６５０年， 苏格兰保守势力拥立查理二世复辟。１６５１年，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将其并入英国。１ ６５３年克伦威尔成为护国主，军事独裁开始。１６５８年，克伦威尔病死，１６６０年５ 月，国会宣布查理二世为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１６８８年，英国发动政变，推翻 了复辟王朝，迎接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为英王，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合专 政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的反专制的大革命取得完全胜利。 大革命原因 然而，在英格兰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却不是一个“事件”，相反，它是一场革命－－它宣 布了废除了绝对专制王权。革命之所以会在英国首先爆发，是因为唯独英国，才具备了废除 专制君主权的条件。 首先，几乎不必指出，１７世纪英国人的每一场革命，都是指向专制君主的。认识这一 点非常重要，因为十七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锋芒，主要反对的就是专制主义。毋庸 置疑，专制主义与后来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含义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只 要前者盛行，那就不会有后者的兴起。今天，任何一个极其热烈称赞现代政治的政治派别， 都决不会对专制主义的政治行为表示支持。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参与政治人数的扩大， 政治的民主化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的显著特点。由此我们发现，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同政 治民主化的进程直接联系的，它是政治的近代化，旨在反对少数人利用所控制的国家机器进 行独裁式的统治。正因为这样，反对专制主义革命的性质显然具有非常明白的近代革命含义， 它同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另一个相当不同的概念。 然而，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人搅合在一起而被弄得模糊不清。首先，１７世纪的英国人在
反对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这就是在此需要探讨的 问题。但这决不是说,反对专制主义除了反封建的含义外就没有任何新鲜意义;恰恰相反。 只不过这种新的意义很明显不是直接来自否定中世纪的领主附庸制度及其采邑、分散政治、 私人司法权,而且,它可能也不像我们以前几章中分析的那样矛盾直指封建主义结构危机或 封建主义制度。所以,我们在此就要分析反专制主义的原因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如1 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具有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市民阶级的精神一样,现代的我们在他们的反专 制的革命之中发也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在起作用。 现在可以纯粹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对反专制主义做出部分解释了。英格兰事件何以发 生?在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中,都曾有过危机和冲突。随着一种发展与革命局势的造就,要 想恒定不变已经成为光荣的梦想。当英格兰正在逐步走向近代的时候,人们都寄于将来美好 的想象。在这样的时期,任何倒退之举都会激起民变。在17世纪的英国,人们有理由相信 自己是处于欧洲的前沿,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它都要优越于德国。大部分的英国人相信 他们国家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期望一个比伊丽莎白时代更加美好的时代的到来。迄今 为止,英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令人满意的,继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詹姆斯一世,尽管从来没有 什么大家风范,但是他的软弱和胆小谨慎,倒也避免了许多战争和冲突。詹姆斯的继位还给 英国带来一项好处,就是他把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从此两个国家在形式上合二为一。然而 詹姆斯的一些举动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他居然敢于提倡早已过时的君权神授,这在英国的众 多的大臣中,留下十分难以抹掉的阴影。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专制的时代有可能到来。如果 真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么,英格兰已经取得的所有的成就都将蒙上羞辱,同时人们所盼望的 文明盛期,也就再不可能出现。 但是,中世纪意料在17世纪结束。这样的说法基于两种考虑:一是在斯图亚特王朝继 都铎王朝统治英国后,由于詹姆斯一世为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所生,而英格兰人一向痛恨玛丽, 加上伊丽莎白时代的美好回忆还在,英国的人民在詹姆斯一世执政后,无一不把他的行为与 伊丽莎白女王对比。詹姆斯深深懂得他处境的艰难,所以并不敢放任自己。这样,在詹姆斯 的统治时期,英国的市民力量就得到了长足进步。到查理一世继承詹姆斯一世当了英国国王 后,无论从个人的才干上来说,还是从对于时局的洞察力来说,都远远不如他的父亲。但是 有一点却是詹姆斯望尘莫及的,就是他敢于做詹姆斯一世不敢做的事情,特别是停止召开国 会,并且宠幸教士,压制英国的清教徒。这样,他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就急剧地下降,这一趋 势增强了人民对于反对暴君的决心。查理一世受到来自人民的普遍指责,但是他断然拒绝人 民的归劝,继续绝对君权的老路上走下去。这样,一场涉及改变英国政体的战争就成为不可 避免了的,而由于查理一世自己激起的苏格兰事件,正好成为引爆革命的导火线。 其次,就是专制君主制度意味着王权与民众之间结盟关系的破裂。从这个意义上说,专 制主义就是由君主亲自出面,来亲手割断同民众的联盟。这里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查理 世搞绝对君权,就是断然拒绝与民众的联盟;反之,把查理一世处死,废除了绝对君主制度 反而就是维护了民众的权益和保障了民众与政府间的联合关系。我们知道,有些新君主并不 弱智,他们也曾对国家发展作过贡献,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或法国的路易十四一一后者被 启蒙时代伟大思想家伏尔泰描写成为一个英雄,其他人物则全都黯然失色,所以“伏尔泰是 夸大了国王的德政、智慧和作用,而忽略了开明君主也有反动残暴的一面。”我们在这里主 要叙述的是英国的革命,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伏尔泰和路易十四,主要是想说明新君主同封 建君主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新君主与专制君主之间的区别显得更加明显,前者维护与民众 的联盟,后者则要竭力摆脱这种联盟。要想摆脱人民的君主被人民理所当然地称为暴君,这 不完全是出于对他个人品质的憎恨,更为重要的是,当欧洲各国为了利益进行角逐的时候, 资产阶级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如果资本家没有了政府的支持,那么,发展工 商业和开展国际化的竞争,就会大打折扣。从本身的利益考虑,市民阶级要求把政府变成保
反对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这就是在此需要探讨的 问题。但这决不是说，反对专制主义除了反封建的含义外就没有任何新鲜意义；恰恰相反。 只不过这种新的意义很明显不是直接来自否定中世纪的领主附庸制度及其采邑、分散政治、 私人司法权，而且，它可能也不像我们以前几章中分析的那样矛盾直指封建主义结构危机或 封建主义制度。所以，我们在此就要分析反专制主义的原因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如１ 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具有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市民阶级的精神一样，现代的我们在他们的反专 制的革命之中发也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在起作用。 现在可以纯粹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对反专制主义做出部分解释了。英格兰事件何以发 生？在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中，都曾有过危机和冲突。随着一种发展与革命局势的造就，要 想恒定不变已经成为光荣的梦想。当英格兰正在逐步走向近代的时候，人们都寄于将来美好 的想象。在这样的时期，任何倒退之举都会激起民变。在１７世纪的英国，人们有理由相信 自己是处于欧洲的前沿，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它都要优越于德国。大部分的英国人相信 他们国家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期望一个比伊丽莎白时代更加美好的时代的到来。迄今 为止，英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令人满意的，继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詹姆斯一世，尽管从来没有 什么大家风范，但是他的软弱和胆小谨慎，倒也避免了许多战争和冲突。詹姆斯的继位还给 英国带来一项好处，就是他把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从此两个国家在形式上合二为一。然而 詹姆斯的一些举动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他居然敢于提倡早已过时的君权神授，这在英国的众 多的大臣中，留下十分难以抹掉的阴影。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专制的时代有可能到来。如果 真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么，英格兰已经取得的所有的成就都将蒙上羞辱，同时人们所盼望的 文明盛期，也就再不可能出现。 但是，中世纪意料在１７世纪结束。这样的说法基于两种考虑：一是在斯图亚特王朝继 都铎王朝统治英国后，由于詹姆斯一世为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所生，而英格兰人一向痛恨玛丽， 加上伊丽莎白时代的美好回忆还在，英国的人民在詹姆斯一世执政后，无一不把他的行为与 伊丽莎白女王对比。詹姆斯深深懂得他处境的艰难，所以并不敢放任自己。这样，在詹姆斯 的统治时期，英国的市民力量就得到了长足进步。到查理一世继承詹姆斯一世当了英国国王 后，无论从个人的才干上来说，还是从对于时局的洞察力来说，都远远不如他的父亲。但是， 有一点却是詹姆斯望尘莫及的，就是他敢于做詹姆斯一世不敢做的事情，特别是停止召开国 会，并且宠幸教士，压制英国的清教徒。这样，他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就急剧地下降，这一趋 势增强了人民对于反对暴君的决心。查理一世受到来自人民的普遍指责，但是他断然拒绝人 民的归劝，继续绝对君权的老路上走下去。这样，一场涉及改变英国政体的战争就成为不可 避免了的，而由于查理一世自己激起的苏格兰事件，正好成为引爆革命的导火线。 其次，就是专制君主制度意味着王权与民众之间结盟关系的破裂。从这个意义上说，专 制主义就是由君主亲自出面，来亲手割断同民众的联盟。这里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查理一 世搞绝对君权，就是断然拒绝与民众的联盟；反之，把查理一世处死，废除了绝对君主制度， 反而就是维护了民众的权益和保障了民众与政府间的联合关系。我们知道，有些新君主并不 弱智，他们也曾对国家发展作过贡献，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或法国的路易十四－－后者被 启蒙时代伟大思想家伏尔泰描写成为一个英雄，其他人物则全都黯然失色，所以“伏尔泰是 夸大了国王的德政、智慧和作用，而忽略了开明君主也有反动残暴的一面。” 我们在这里主 要叙述的是英国的革命，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伏尔泰和路易十四，主要是想说明新君主同封 建君主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新君主与专制君主之间的区别显得更加明显，前者维护与民众 的联盟，后者则要竭力摆脱这种联盟。要想摆脱人民的君主被人民理所当然地称为暴君，这 不完全是出于对他个人品质的憎恨，更为重要的是，当欧洲各国为了利益进行角逐的时候， 资产阶级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如果资本家没有了政府的支持，那么，发展工 商业和开展国际化的竞争，就会大打折扣。从本身的利益考虑，市民阶级要求把政府变成保
护他们私有制的工具,而不是要反过来,它把自己仅仅变成绝对君主满足私欲的一个钱袋 这些复杂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值得强调,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力求防止两种经常容易出现的 偏颇:一是把新君主们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当作封建君主来对待,视其为封建阶级的总代表 认为推翻他们就是推翻了封建主义;二是非常天真地强调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求废 除君主制度,以便建立共和政体。然而,事实上英国的革命者在处死了查理一世之后却没有 废除君主制,因为共和国(实际上是克伦威尔以护国主的名义所建立的以清教徒严峻精神为 标记的专政)仅仅维持了十一年,克伦威尔一死,英国人就拥戴了被斩首的国王的儿子查理 世登基。接着,又因为继查理二世为国王的詹姆斯二世倾向于专制主义与天主教,英国人 民便又通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将王位献给荷兰执政奧伦治的威廉三世,他是詹姆斯二 世的女婿,也是欧洲新教事业的重要捍卫者。英国人的这些反反复复的斗争的目标就是要求 政府能够体现民意和强化国家,否则我们将无法明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正性质。 英国的这场革命,是英国的历史发展必然要导致的结果。当君主逐步走向个人专制、独 裁、不尊重人的时候,必然就会导致腐败。于是其他的各种元素便来同他作对,并且来决定 他的命运了。所以这是新君主制转变为专制君主的自然后果,因为它要解除政府和人民之间 的契约,而这是英国的国君本身所依靠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连结。当国王自己把这个约 定解除了之后,他的行为就变成了罪恶和腐败,这个腐败,导致了私利和私欲的放纵,以及 对于权威的迷信。与国王的意愿相反,专制的权力欲非但没有导致人民对权威的奴性和顺从, 反而让意志的束缚变成了意志的解放,这样,英国国王的威势,也就因为脱离了公共利益而 变成了一种野蛮的状态,除非把它废除,几乎没有其他出路 性质:近代革命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资产阶级大革命与早期革命具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它并非是仅 仅是要推翻封建君主的统治一一这个任务实际上在早期革命时已经基本完成,而是要求进 步推翻专制君主,并要在这个新开辟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政治。在这里有一点无疑是 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是新君主而非封建君主,正是这一点必 然使得大革命具有了近代性质。这一点也是真实的,新君主是欧洲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环节,其履行过的世俗职责曾经在欧洲向近代过渡中起到过作用 英国革命带来了必须废除专制制度的原则,着重废除专制和人民利益存在一致的做法又 带来了对于人民主权的信仰。在斯图亚特王朝里,对政治的信仰就是对神化了的君主的信仰 这种传统,现在被对于人民的信仰所代替了。当政府和人民之间取得了和谐时,一切都要根 据民情来加以选择的方向被决定了。善与恶的斗争现在就有了一个标准:前者是要给社会多 一些东西,后者是要向社会多索取一些东西。现在,在人类的精神中,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 自由产生了,人类对于自己的国家不再抱着敌意和恐惧,相反,人民热切欢迎着它的到来, 因为这个国家现在能够体贴民情了。神话的传说没有了,对于臣民的管理现在成为民众代表 自己的事情。一种在实践中为自己而不是为什么救世主的原则被采纳了,结果,人们的生存 和国家的庇护之间建立了实体性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之中,一切要根据理性来加以处理的理 论产生了,这种理论就是体现民权的法律。现在,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对峙完全被包含在世俗 的范围内了,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为此争论不休,都想要在这个利益的馅饼中占有一个较大 的份额。然而,这是集团和集团之间的争论,上面的神己经没有了,它让给了法律,因此对 峙的东西,就不再是人与神、人间与天国的对立,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必须仍 然是以利益为轴心的,但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神秘感,因此,它也就再也不可怕了。 这样的情况下,于是就有了弥尔顿说的话,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市民阶级最为显著
护他们私有制的工具，而不是要反过来，它把自己仅仅变成绝对君主满足私欲的一个钱袋。 这些复杂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值得强调，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力求防止两种经常容易出现的 偏颇：一是把新君主们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当作封建君主来对待，视其为封建阶级的总代表， 认为推翻他们就是推翻了封建主义；二是非常天真地强调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求废 除君主制度，以便建立共和政体。然而，事实上英国的革命者在处死了查理一世之后却没有 废除君主制，因为共和国（实际上是克伦威尔以护国主的名义所建立的以清教徒严峻精神为 标记的专政）仅仅维持了十一年，克伦威尔一死，英国人就拥戴了被斩首的国王的儿子查理 二世登基。接着，又因为继查理二世为国王的詹姆斯二世倾向于专制主义与天主教，英国人 民便又通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将王位献给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他是詹姆斯二 世的女婿，也是欧洲新教事业的重要捍卫者。英国人的这些反反复复的斗争的目标就是要求 政府能够体现民意和强化国家，否则我们将无法明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正性质。 英国的这场革命，是英国的历史发展必然要导致的结果。当君主逐步走向个人专制、独 裁、不尊重人的时候，必然就会导致腐败。于是其他的各种元素便来同他作对，并且来决定 他的命运了。所以这是新君主制转变为专制君主的自然后果，因为它要解除政府和人民之间 的契约，而这是英国的国君本身所依靠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连结。当国王自己把这个约 定解除了之后，他的行为就变成了罪恶和腐败，这个腐败，导致了私利和私欲的放纵，以及 对于权威的迷信。与国王的意愿相反，专制的权力欲非但没有导致人民对权威的奴性和顺从， 反而让意志的束缚变成了意志的解放，这样，英国国王的威势，也就因为脱离了公共利益而 变成了一种野蛮的状态，除非把它废除，几乎没有其他出路。 性质：近代革命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资产阶级大革命与早期革命具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它并非是仅 仅是要推翻封建君主的统治－－这个任务实际上在早期革命时已经基本完成，而是要求进一 步推翻专制君主，并要在这个新开辟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政治。在这里有一点无疑是 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是新君主而非封建君主，正是这一点必 然使得大革命具有了近代性质。这一点也是真实的，新君主是欧洲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环节，其履行过的世俗职责曾经在欧洲向近代过渡中起到过作用。 英国革命带来了必须废除专制制度的原则，着重废除专制和人民利益存在一致的做法又 带来了对于人民主权的信仰。在斯图亚特王朝里，对政治的信仰就是对神化了的君主的信仰 这种传统，现在被对于人民的信仰所代替了。当政府和人民之间取得了和谐时，一切都要根 据民情来加以选择的方向被决定了。善与恶的斗争现在就有了一个标准：前者是要给社会多 一些东西，后者是要向社会多索取一些东西。现在，在人类的精神中，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 自由产生了，人类对于自己的国家不再抱着敌意和恐惧，相反，人民热切欢迎着它的到来， 因为这个国家现在能够体贴民情了。神话的传说没有了，对于臣民的管理现在成为民众代表 自己的事情。一种在实践中为自己而不是为什么救世主的原则被采纳了，结果，人们的生存 和国家的庇护之间建立了实体性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之中，一切要根据理性来加以处理的理 论产生了，这种理论就是体现民权的法律。现在，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对峙完全被包含在世俗 的范围内了，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为此争论不休，都想要在这个利益的馅饼中占有一个较大 的份额。然而，这是集团和集团之间的争论，上面的神已经没有了，它让给了法律，因此对 峙的东西，就不再是人与神、人间与天国的对立，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必须仍 然是以利益为轴心的，但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神秘感，因此，它也就再也不可怕了。 这样的情况下，于是就有了弥尔顿说的话，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市民阶级最为显著
的特色就是,凡属于束缚自由的一切,无论是来自于宗教的神圣,还是来自于帝王的权威 在实际上和理论上,一概离他们很远。这位17世纪英国革命中最伟大的诗人(足以与法国 大革命中的雨果媲美),这么说: 第二章:上帝似乎亲自证明所有的民族和人民都可以按自己意志建立各种形式的政府 而且也可以把它变成自己所希望的形式。这一点上帝对希伯来人曾清楚地说过,对其他各民 族也不否认。同时,按上帝的意志,在人间的条件下,共和国这种政府形式比君主国更完善, 对神的子民也更有好处 “这就是使国王知道,他本身不得侵犯任何人,同时在法律范围之外,对任何人也没有 权力。……这就证明,国王和人民同样都要受着法律的约束。” “国王应当严格遵守法律。但如果他不遵守的话,又依据什么法律来惩治他呢?我的答 复是:用惩治其他人的同一法律来惩治他,我看不出有任何例外。” 当平民被剥削到陷入这地步的时候,有钱有势的人虽然犯了重罪,仍然可以险要法外 这就难怪国王会这样放纵了。这种向任何人负责的情形,也就是‘超然于一切人之上,对世 界上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情形,你(指他的论敌撒尔美夏斯)说是君王的独有的,而亚里 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4卷第10章中却认为这是最专制的、是自由人民所不能忍受的事。” “第三章:我们之中许多人对前途都怀着极大的希望。现在我无须歌颂那些杰出的圣贤 和热爱真理的人。这种人在我们中间是非常多的,其数目决不下于你所谓‘遍地皆圣贤’的 地方。但‘英国民族身上被套上了重重的枷锁。” “第五章: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人民。这一点如果成立,君主作为地位较低的人便绝 对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压迫和奴役地位较高的人民。国王既然没有权利为非作恶,人们的权利 从自然秩序上将来便是至高无上的。根据这个权利,人民在没有国王出现之前便己团结了自 己的力量,商讨共同防御的问题。他们根据这个权利,为了保障大家的自由、和平和安宁, 才指派一个或多数人来管理其余的人。根据这个权利,原先由于具备了智慧与勇敢而被选进 政府的人,一旦由于懦弱、愚蠢、虚伪、奸诈的本质暴露,或临政暴乱时,人民便可以加以 惩罚或废黜。因为自然关心的并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力,而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 “第十二章:我们英国人根本不用引用外国人的前例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有国法可 循,我们的国法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国法。我们有祖先的成例可援;我们的祖先都是伟大而勇 敢的,从不屈服于放纵无度的王权,并在忍无可忍时处死了许多国王。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 王权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我们需要什么法律就可以自行制定什么法律。我们特别尊重 条由自然法则所制定的极古的法律,这条法律在衡量公权、政府与人类的一切关系时不根据 国王的贪欲,而首先根据善良人民的安全与福利。 这里仍然在谈论上帝,仍然在谈论国王,然而,这里已经绝对没有了束缚的伦常、道德、 情绪、内在的“宗教”,有的只是明明白白的市民阶级的原则,那就是自由、民主、公正、 民权、法律、传统、智慧、勇敢、公共利益和对贪婪暴君的仇恨,这就是弥尔顿在其处于创 造最高峰时对英国市民阶级的评价。 因此,废除君主专制就是顺应民情和顺应民心,而民众的心里需要的首先就是生活的安 定和富裕。一个政府如果要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它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使自己表现出 对神的虔诚,而是如何使自己尽量做到对人民的虔诚。神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人民 按照理性可以明确地感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一种特别简单的道理变得非常清楚 了:上帝站在民众一边,只要顺应民众,那么,政府就是合法的。查理一世的被弃以及查理 世复辟的短促,都说明了现在的君主是要看他的表现来衡量他做君主的合法性了。荷兰的 亲王认可这样的原则,他就可以被请来做英国的国王。国王现在不再是世袭的、宇宙的、神 遣的,相反,他只是民众选出的一个代表,只有当他们维护法律并且尊重理性时,他们才拥 有个人的位置,即使这个位置是英国的国王。教会现在的位置也被规定了,它属于英国,只
的特色就是，凡属于束缚自由的一切，无论是来自于宗教的神圣，还是来自于帝王的权威， 在实际上和理论上，一概离他们很远。这位１７世纪英国革命中最伟大的诗人（足以与法国 大革命中的雨果媲美），这么说： “第二章：上帝似乎亲自证明所有的民族和人民都可以按自己意志建立各种形式的政府， 而且也可以把它变成自己所希望的形式。这一点上帝对希伯来人曾清楚地说过，对其他各民 族也不否认。同时，按上帝的意志，在人间的条件下，共和国这种政府形式比君主国更完善， 对神的子民也更有好处。” “这就是使国王知道，他本身不得侵犯任何人，同时在法律范围之外，对任何人也没有 权力。……这就证明，国王和人民同样都要受着法律的约束。” “国王应当严格遵守法律。但如果他不遵守的话，又依据什么法律来惩治他呢？我的答 复是：用惩治其他人的同一法律来惩治他，我看不出有任何例外。” “当平民被剥削到陷入这地步的时候，有钱有势的人虽然犯了重罪，仍然可以险要法外， 这就难怪国王会这样放纵了。这种向任何人负责的情形，也就是‘超然于一切人之上，对世 界上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情形，你（指他的论敌撒尔美夏斯）说是君王的独有的，而亚里 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４卷第１０章中却认为这是最专制的、是自由人民所不能忍受的事。” “第三章：我们之中许多人对前途都怀着极大的希望。现在我无须歌颂那些杰出的圣贤 和热爱真理的人。这种人在我们中间是非常多的，其数目决不下于你所谓‘遍地皆圣贤’的 地方。但‘英国民族身上被套上了重重的枷锁。’” “第五章：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人民。这一点如果成立，君主作为地位较低的人便绝 对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压迫和奴役地位较高的人民。国王既然没有权利为非作恶，人们的权利 从自然秩序上将来便是至高无上的。根据这个权利，人民在没有国王出现之前便已团结了自 己的力量，商讨共同防御的问题。他们根据这个权利，为了保障大家的自由、和平和安宁， 才指派一个或多数人来管理其余的人。根据这个权利，原先由于具备了智慧与勇敢而被选进 政府的人，一旦由于懦弱、愚蠢、虚伪、奸诈的本质暴露，或临政暴乱时，人民便可以加以 惩罚或废黜。因为自然关心的并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力，而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 “第十二章：我们英国人根本不用引用外国人的前例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有国法可 循，我们的国法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国法。我们有祖先的成例可援；我们的祖先都是伟大而勇 敢的，从不屈服于放纵无度的王权，并在忍无可忍时处死了许多国王。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 王权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我们需要什么法律就可以自行制定什么法律。我们特别尊重一 条由自然法则所制定的极古的法律，这条法律在衡量公权、政府与人类的一切关系时不根据 国王的贪欲，而首先根据善良人民的安全与福利。” 这里仍然在谈论上帝，仍然在谈论国王，然而，这里已经绝对没有了束缚的伦常、道德、 情绪、内在的“宗教”，有的只是明明白白的市民阶级的原则，那就是自由、民主、公正、 民权、法律、传统、智慧、勇敢、公共利益和对贪婪暴君的仇恨，这就是弥尔顿在其处于创 造最高峰时对英国市民阶级的评价。 因此，废除君主专制就是顺应民情和顺应民心，而民众的心里需要的首先就是生活的安 定和富裕。一个政府如果要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它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使自己表现出 对神的虔诚，而是如何使自己尽量做到对人民的虔诚。神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人民 按照理性可以明确地感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一种特别简单的道理变得非常清楚 了：上帝站在民众一边，只要顺应民众，那么，政府就是合法的。查理一世的被弃以及查理 二世复辟的短促，都说明了现在的君主是要看他的表现来衡量他做君主的合法性了。荷兰的 亲王认可这样的原则，他就可以被请来做英国的国王。国王现在不再是世袭的、宇宙的、神 遣的，相反，他只是民众选出的一个代表，只有当他们维护法律并且尊重理性时，他们才拥 有个人的位置，即使这个位置是英国的国王。教会现在的位置也被规定了，它属于英国，只
有当它顾及到民众的生存时,它自己才有存在的可能。民众现在成为维护国家秩序的最高的 权威者了,每当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必须询问他们的意见,而君主只不过是民众利益的 个执行者罢了。这就是英国的法律《民权论》中所说的主要内容。一个君主,必须竭力为国 家的利益服务,否则,他就被认为是违背法律的,人民有理由起来推翻这样的暴君。 这些新的原则都是建立在现实的意识上,就是建筑在正义和善良的政治内容上一一我们 把它叫做民权。认识到民权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普遍性,于是英国就既是开放的,也是维护自 己传统的。现在英国比以前的任何时刻都要更加地向外开放,它实际上已经是欧洲的楷模 所以不怕外来的思潮会对它造成威胁。英国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也就是说,是光荣孤立的, 但在文化上,科学技术上,乃至于在国家的制度上,都愿意向任何先进的外来者学习。以文 艺复兴运动和后来的启蒙运动来说,英国都是与这些运动紧密联系的。文艺复兴的原则,尤 其是它的世俗理性原则,在英国早己是一种实践的真理,现在这个原理又被强调,因为英国 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内在的基础,它追求的是优秀,优秀的东西才能使得英国在欧洲崛起。 这个思想原则,首先表现在它运用创造来代替传统的因袭。在英国革命之后,求新的观 念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定律,它对新的东西不再害怕,只要证明它是确实具有实效的,就 可以搬到实际中来加以采纳。这种对于发明创造者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它非常有利于科 学和文化的兴起。这个任何地方都提倡创新的看法,把英国的历史推到了它前所未有的阶段,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开始,不久出现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基础上爆发的。 科学和宗教的冲突是免不了的,因为现在的英国人生活在世俗的精神之中,感觉、格调、 性格和文化都是用现实的生活内容来表达的。莎士比亚的剧作完全是英国式的,因为它的重 点是写英国历史、工商业和歌颂市民英雄。意志获得了自由完全是民主的政治所造成的,革 命以后的英国人拥有了宪法的保护,对于各种迫害就不再有所恐惧。任何一个文化高潮的时 代,都是在文化上比较宽容的时代,这是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英国人又是具有爱国 之心和富有实践理性的,因为英国的经验现在变得十分重要,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英国人 都非常拥有自信。所以,自由和民主都被看成是理性的表现,因为这个缘故,英国大胆地改 变体制,以便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欧洲在文化上的榜样。英国人对于诗人、学者、演员非常尊 重,在以后伏尔泰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英国人尊重文化的热烈称赞 讲到抽象的理性如何同英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要看革命后英国社会的状态。那种 理性是清醒的,因为它时时需要用实践来加以检验。这样一来,在政府部门中的任何工作 专业的和业余的就必须区分出来。议会的成员和政府的官员现在都是富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 士来担当,贵族的权力就这样被大大削弱了。只要政府越来越注重经济的发展,那么,科学 和人才的重要性就会迟早被认识。与世袭制度一起抛弃的当然不止是贵族的特权,它实际上 是为有才能的人开了进入政府一展身手的绿灯。法律学家在实践的基础上注意维护自己的传 统,因为在欧洲,英国是唯一的一个不以罗马的后裔自我傲慢的民族。英国人注意实践和创 新,德国人注意传统和哲学的反省,然而却只有英国,才真正维护住自己的习惯法的一一它 不准备利用罗马法来自己作旗帜。英国的法律于是就是新的和传统的,而非古代的、罗马的。 所以,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一切有思想的人士,都分享了这种创造的快乐。一种真正 高尚的情绪在英国高涨,被德国人视为英国式的高贵出现了:它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注意,然 而又从来不失去自己的风度。 现在我们必须注意下面两个字眼:第一,是英国人的“决心”,第二,是英国人的“理 性”。英国人的理性就是在行动中认识自己,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对于一切传统的东西 从表面看来,都有些漫不经心的样子。英国人的原则是要经过检验,否则他只是微笑却不多 言说。合理性在这里被解释为要符合公理,但是公理本身,又是要符合法律。但是英国的 人民既然已经和政府联合,所以,法律也就是要看国家是否能够把英国的利益推进,或者为 英国人谋取利益。现在这样的问题就发生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应当如何来平衡呢?这里
有当它顾及到民众的生存时，它自己才有存在的可能。民众现在成为维护国家秩序的最高的 权威者了，每当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必须询问他们的意见，而君主只不过是民众利益的一 个执行者罢了。这就是英国的法律《民权论》中所说的主要内容。一个君主，必须竭力为国 家的利益服务，否则，他就被认为是违背法律的，人民有理由起来推翻这样的暴君。 这些新的原则都是建立在现实的意识上，就是建筑在正义和善良的政治内容上－－我们 把它叫做民权。认识到民权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普遍性，于是英国就既是开放的，也是维护自 己传统的。现在英国比以前的任何时刻都要更加地向外开放，它实际上已经是欧洲的楷模， 所以不怕外来的思潮会对它造成威胁。英国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也就是说，是光荣孤立的， 但在文化上，科学技术上，乃至于在国家的制度上，都愿意向任何先进的外来者学习。以文 艺复兴运动和后来的启蒙运动来说，英国都是与这些运动紧密联系的。文艺复兴的原则，尤 其是它的世俗理性原则，在英国早已是一种实践的真理，现在这个原理又被强调，因为英国 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内在的基础，它追求的是优秀，优秀的东西才能使得英国在欧洲崛起。 这个思想原则，首先表现在它运用创造来代替传统的因袭。在英国革命之后，求新的观 念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定律，它对新的东西不再害怕，只要证明它是确实具有实效的，就 可以搬到实际中来加以采纳。这种对于发明创造者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它非常有利于科 学和文化的兴起。这个任何地方都提倡创新的看法，把英国的历史推到了它前所未有的阶段，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开始，不久出现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基础上爆发的。 科学和宗教的冲突是免不了的，因为现在的英国人生活在世俗的精神之中，感觉、格调、 性格和文化都是用现实的生活内容来表达的。莎士比亚的剧作完全是英国式的，因为它的重 点是写英国历史、工商业和歌颂市民英雄。意志获得了自由完全是民主的政治所造成的，革 命以后的英国人拥有了宪法的保护，对于各种迫害就不再有所恐惧。任何一个文化高潮的时 代，都是在文化上比较宽容的时代，这是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英国人又是具有爱国 之心和富有实践理性的，因为英国的经验现在变得十分重要，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英国人 都非常拥有自信。所以，自由和民主都被看成是理性的表现，因为这个缘故，英国大胆地改 变体制，以便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欧洲在文化上的榜样。英国人对于诗人、学者、演员非常尊 重，在以后伏尔泰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英国人尊重文化的热烈称赞。 讲到抽象的理性如何同英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要看革命后英国社会的状态。那种 理性是清醒的，因为它时时需要用实践来加以检验。这样一来，在政府部门中的任何工作， 专业的和业余的就必须区分出来。议会的成员和政府的官员现在都是富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 士来担当，贵族的权力就这样被大大削弱了。只要政府越来越注重经济的发展，那么，科学 和人才的重要性就会迟早被认识。与世袭制度一起抛弃的当然不止是贵族的特权，它实际上 是为有才能的人开了进入政府一展身手的绿灯。法律学家在实践的基础上注意维护自己的传 统，因为在欧洲，英国是唯一的一个不以罗马的后裔自我傲慢的民族。英国人注意实践和创 新，德国人注意传统和哲学的反省，然而却只有英国，才真正维护住自己的习惯法的－－它 不准备利用罗马法来自己作旗帜。英国的法律于是就是新的和传统的，而非古代的、罗马的。 所以，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一切有思想的人士，都分享了这种创造的快乐。一种真正 高尚的情绪在英国高涨，被德国人视为英国式的高贵出现了：它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注意，然 而又从来不失去自己的风度。 现在我们必须注意下面两个字眼：第一，是英国人的“决心”，第二，是英国人的“理 性”。英国人的理性就是在行动中认识自己，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对于一切传统的东西， 从表面看来，都有些漫不经心的样子。英国人的原则是要经过检验，否则他只是微笑却不多 言说。合理性在这里被解释为要符合公理，但是 公理本身，又是要符合法律。但是英国的 人民既然已经和政府联合，所以，法律也就是要看国家是否能够把英国的利益推进，或者为 英国人谋取利益。现在这样的问题就发生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应当如何来平衡呢？这里
霍布士的看法就不能说明问题了,因为他以为人民必须让出权力,否则,秩序的建立就要大 费周折。经过革命以后的英国人,实际上更加相信的是弥尔顿的话,这位英国的诗人,不主 张人民必须牺牲自己的权利来报答国家,相反,国家需要讨好人民才能够做到长治久安。在 弥尔顿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人民依附于国家向国家为人民工作的转变,而这样的一种转变 正好说明了近代政治学的兴起。 经过革命洗礼的英国人,现在的观念是非常务实的,他注重实际,不喜欢脱离实际的哲 学。英国人喜欢把一切弄得明明白白的,而不主张为了卖弄学问而把一切生活问题哲学化。 抽象的观念在英国既然得不到重视,结果经验主义在英国就流行了。这种经验的科学在当时 是进步的,只是它过于矫枉过正,从而使得物理学和法律学成为启蒙民众的新学问。在英国 宪法是规定得非常细致的,那就是说,每个特殊的阶层、地区,都拥有自己的利益和自治的 权利。这种英国人的自由实际上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它提倡小权分散,终于使得每 个教区、每一个乡村,都保留了自己的传统。英国人对于普遍的抽象的理论兴趣不大,对 于具体的经验、智慧却胜出其他的欧洲人许多。英国人对于修辞学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不 仅每个词汇都有不同的含义和暗示,而且总能在语调上表示出修养。这样,革命以后的英国 人就是比较文明的英国人,他们喜欢恭敬有加,但在说话的时候,却从来不是跟着感觉走, 他们是用知觉说话的 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近代政治已经出现了。这些不是在形式是有还是没有废除君 主制的问题,而是把民权当作了政治的基础。因为英国人把宗教运用于政治,所以,英国人 实际上是没有宗教了。英国人的历史证实了人类的幸福与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国 家与人民生存原则的调和,不但不是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反而是最先获得上帝的选票的优秀 人员 附论英国革命的保守问题 马克思在《评基佐》一文中指出:“基佐先生最大的谜- 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当这样来解释 即资产阶极度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 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这一段话的含义很广,通常都被 人理解为:(一)马克思承认并解释了基佐先生关于英国劳动保险保守性的谜;(二)按照 马克思的解释,英国革命保守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 盟;(三)因此,是否像法国革命那样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是划分“彻底性 质的革命”还是“保守性质的革命”的标准。这些理解似可归结为一点:说英国革命是一种 保守性质的革命,乃是马克思的原意。 然而,我们根据马克思这篇文章全文的意思,却发现马克思不但并不认为英国革命是一 种保守性质的革命,而且马克思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批驳法国大金融资产阶级的代 表基佐先生关于英国革命是一种保守性质的革命的谬论。1850年,基佐在巴黎出版了一本 《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的小册子,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路易一菲力普和基佐的政策 本来不应该遭受1848年2月24日的失败,只是由于法国人品质恶劣,才使得1830年的七 月王朝经历了18年艰苦岁月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使它不能像1688年以来的英国王朝 那样维持很久。”为此,基佐大肆宣扬英国革命的保守性,认为法国人由于品质恶劣而经常
霍布士的看法就不能说明问题了，因为他以为人民必须让出权力，否则，秩序的建立就要大 费周折。经过革命以后的英国人，实际上更加相信的是弥尔顿的话，这位英国的诗人，不主 张人民必须牺牲自己的权利来报答国家，相反，国家需要讨好人民才能够做到长治久安。在 弥尔顿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人民依附于国家向国家为人民工作的转变，而这样的一种转变， 正好说明了近代政治学的兴起。 经过革命洗礼的英国人，现在的观念是非常务实的，他注重实际，不喜欢脱离实际的哲 学。英国人喜欢把一切弄得明明白白的，而不主张为了卖弄学问而把一切生活问题哲学化。 抽象的观念在英国既然得不到重视，结果经验主义在英国就流行了。这种经验的科学在当时 是进步的，只是它过于矫枉过正，从而使得物理学和法律学成为启蒙民众的新学问。在英国， 宪法是规定得非常细致的，那就是说，每个特殊的阶层、地区，都拥有自己的利益和自治的 权利。这种英国人的自由实际上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它提倡小权分散，终于使得每 一个教区、每一个乡村，都保留了自己的传统。英国人对于普遍的抽象的理论兴趣不大，对 于具体的经验、智慧却胜出其他的欧洲人许多。英国人对于修辞学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不 仅每个词汇都有不同的含义和暗示，而且总能在语调上表示出修养。这样，革命以后的英国 人就是比较文明的英国人，他们喜欢恭敬有加，但在说话的时候，却从来不是跟着感觉走， 他们是用知觉说话的。 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近代政治已经出现了。这些不是在形式是有还是没有废除君 主制的问题，而是把民权当作了政治的基础。因为英国人把宗教运用于政治，所以，英国人 实际上是没有宗教了。英国人的历史证实了人类的幸福与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国 家与人民生存原则的调和，不但不是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反而是最先获得上帝的选票的优秀 人员。 附论 英国革命的保守问题 马克思在《评基佐》一文中指出：“基佐先生最大的谜—— 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当这样来解释， 即资产阶极度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 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 这一段话的含义很广，通常都被 人理解为：（一）马克思承认并解释了基佐先生关于英国劳动保险保守性的谜 ；（二）按照 马克思的解释，英国革命保守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 盟； （三）因此，是否像法国革命那样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是划分“彻底性 质的革命”还是“保守性质的革命”的标准。这些理解似可归结为一点：说英国革命是一种 保守性质的革命，乃是马克思的原意。 然而，我们根据马克思这篇文章全文的意思，却发现马克思不但并不认为英国革命是一 种保守性质的革命，而且马克思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批驳法国大金融资产阶级的代 表基佐先生关于英国革命是一种保守性质的革命的谬论。1850 年，基佐在巴黎出版了一本 《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的小册子，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路易一菲力普和基佐的政策 本来不应该遭受 1848 年 2 月 24 日的失败，只是由于法国人品质恶劣，才使得 1830 年的七 月王朝经历了 18 年艰苦岁月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使它不能像 1688 年以来的英国王朝 那样维持很久。” 为此，基佐大肆宣扬英国革命的保守性，认为法国人由于品质恶劣而经常
闹事,英国人由于品性卓越而中庸保守,这样,他就歪曲了英国革命的前提、内容、性质以 及产生的历史影响,把英国革命说成是一场少数人的,意义不大的保守革命。对于基佐先生 的谬论,马克思极为愤慨,同月,马克思就在《莱茵报》上撰写此文,给基佐以彻底的驳斥。 马克思对基佐的批判,主要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基佐认为英国革命的开端是保守的 “英国革命一开头,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马克思批驳道:“基佐 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也像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 度,特别是像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曾经为了 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 us etcoutumes[风俗和习惯]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 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垮台了的三级议会,而在英国革命 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第二,基佐认为英国革命的实质也是保守的,只是 次宗教革命:“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为顺利”,是因为“英国革命浸透着宗 的性质,因而它丝毫没有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对此批驳道:“在谈第一点时,基佐 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片面上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 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 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 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第三,基佐认为英国革命的结果也是保守的,他认为“英国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国王再也 不可能违反议会和下议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似乎可以归结如下:最初国王和议会双 方都超越应有的权限,都作得有些过分,直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建立了适当的均 势,彼此才互不侵犯。”而马克思则认为:“至于王室权力从属于议会就是意味着王权从属于 某一阶段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正是毋庸赘述的。”这里明确地告诉了人们,英国革命并 不是像基佐所讲的那样单纯围绕着政治特权进行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不可 调和的矛盾而进行的革命。因此,英国革命使国王成了议会的奴仆这一件事也就不是保守主 义的无意义的权力之争,而是体现了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替,正因为这样,英国革命自始至终 充满了“残酷的斗争”。第四,基佐认为英国革命就其历史作用来说也是保守的,“随着立宪 制在英国的确立,英国的历史就终止了。”马克思则认为英国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变动具有深 远的作用,指出:“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 造,凡是基佐先生认为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冲突和极 为深刻的变革。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地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 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 新的要求的新阶级。”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英国革命就其历史作用而论,并非保守,而是 场意义深远的革命。第五,基佐认为英国革命就其影响来看也是保守的,只是远离世界各 国的一个孤零零的事件,而马克思则认为英国决不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 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并指出,这是体现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自然趋势,指出在英 国革命影响下,里斯本、那不勒斯、墨西哥也都企图建立荷兰式或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马克思上述对基佐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说英国革命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确 实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马克思的全篇论文,正是对基佐说英国革命是保守性质的革命的尖 锐驳斥。 《评基佐》中关于英国革命保守性问题的这段译文,经常引 起各色各样的议论。因此查了一下马克思的德文原文及英语俄语译文。上引马克思的这段话 德文原文是:“ Das groBe Raetsel fuer Herrn Guizot, DaB er sich nur den ueberlegenen Verstand der Eng laender zu entziffern we iB, das raetsel des konservativen Charakters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 Es ist die fortwaehrende Allianz, Worin sich die Bourgeoisie mit dem groeBten Teil der groBen Grundbesitzer befindet, Eine
闹事，英国人由于品性卓越而中庸保守，这样，他就歪曲了英国革命的前提、内容、性质以 及产生的历史影响，把英国革命说成是一场少数人的，意义不大的保守革命。对于基佐先生 的谬论，马克思极为愤慨，同月，马克思就在《莱茵报》上撰写此文，给基佐以彻底的驳斥。 马克思对基佐的批判，主要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基佐认为英国革命的开端是保守的。 “英国革命一开头，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马克思批驳道：“基佐 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也像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 度，特别是像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曾经为了 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 us etcoutumes[风俗和习惯]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 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垮台了的三级议会，而在英国革命 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 第二，基佐认为英国革命的实质也是保守的，只是 一次宗教革命：“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为顺利”，是因为“英国革命浸透着宗 的性质，因而它丝毫没有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对此批驳道：“在谈第一点时，基佐 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片面上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 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 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 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第三，基佐认为英国革命的结果也是保守的，他认为“英国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国王再也 不可能违反议会和下议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似乎可以归结如下：最初国王和议会双 方都超越应有的权限，都作得有些过分，直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建立了适当的均 势，彼此才互不侵犯。”而马克思则认为：“至于王室权力从属于议会就是意味着王权从属于 某一阶段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正是毋庸赘述的。” 这里明确地告诉了人们，英国革命并 不是像基佐所讲的那样单纯围绕着政治特权进行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不可 调和的矛盾而进行的革命。因此，英国革命使国王成了议会的奴仆这一件事也就不是保守主 义的无意义的权力之争，而是体现了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替，正因为这样，英国革命自始至终 充满了“残酷的斗争”。第四，基佐认为英国革命就其历史作用来说也是保守的，“随着立宪 制在英国的确立，英国的历史就终止了。”马克思则认为英国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变动具有深 远的作用，指出：“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 造，凡是基佐先生认为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冲突和极 为深刻的变革。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地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 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 新的要求的新阶级。”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英国革命就其历史作用而论，并非保守，而是 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第五，基佐认为英国革命就其影响来看也是保守的，只是远离世界各 国的一个孤零零的事件，而马克思则认为英国决不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 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并指出，这是体现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自然趋势，指出在英 国革命影响下，里斯本、那不勒斯、墨西哥也都企图建立荷兰式或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马克思上述对基佐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说英国革命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确 实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马克思的全篇论文，正是对基佐说英国革命是保守性质的革命的尖 锐驳斥。 《评基佐》中关于英国革命保守性问题的这段译文，经常引 起各色各样的议论。因此查了一下马克思的德文原文及英语俄语译文。上引马克思的这段话 德文原文是：“Das groBe Raetsel fuer Herrn Guizot, DaB er sich nur den ueberlegenen Verstand der Englaender zu entziffern weiB,das Raetsel des konservativen Charakters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 Es ist die fortwaehrende Allianz, Worin sich die Bourgeoisie mit dem groeBten Teil der groBen Grundbesitzer befindet,Eine
Allianz, welche die englische Revolution wesenltich von der franzoesischen unterscheidet, die den GroBen Grundbesitz durch die parzellierung vernichtete 这段话根据原意似可试译为: 基佐先生感到的大惑所在一一荚国革命保守性之谜(他对此只能用英国人的绝顶聪 明才智来找到一种解释),就是资产阶级坚持同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建立长期联盟 而这个联盟,使英国革命基本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 很显然,这是和上引的中文版译文有较大出入的。中译文“基佐先生最大的谜……应当这样 来解释”中的“应当这样来解释”一语,在德文原文中是没有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 认为对于“基佐先生”的那个谜要来一番“应当这样来解释”,而只是指出,基佐先生的大 惑所在——英国革命保守性之谜,就是资产资级和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建立的长期联盟。两 者的意思是有出入的 那么,根据马克思的原意,是否含有也同意英国革命是一种保守性质革命的意思呢?没 有。英国革命的保守性之谜,或者说“基佐先生”的大惑所在,都对于“基佐先生”来说的 德文的“ Das grobe ratsel fuer herrn guizot”,英译文中的:“ The big riddle for M. Guizot” 都有一个“对基佐先生来说”的意思。这是指“基佐先生感到的大惑所在”,而不是指“我 们对于基佐先生的那个谜,应当……”。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指出基佐先生有个关于 英国革命保守性的大域不解之处,而不是马克思也认为英国革命性质“保守”的—一种保 守性的革命。 其次,马克思在这里有没有要用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的“长期联盟”,来解释英国 劳动保险之所以保守的意思呢?也没有。马克思的原意在这里是要指出:“基佐先生感到的 关于保守性问题的大惑所在,就是联盟。”即是认为,“其佐先生”一直搞不清楚的,并把它 看作是英国革命保守性的问题,就是一个“联盟问题”。意思很清楚,可惜因为在中译本中 增补了“应当这样来解释”一句,而被人们理解错了。 再次,马克思在这里有没有“长期联盟”的存在,来划分是“彻底性革命”还是“保守 性革命”的意思呢?也没有。因为马克思在这段话下面,紧接着就指出 (英国的) 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 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以反对,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 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英国能建立“长期联盟”,是因 为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而不是如法国那样的“封建性 财产”。这样,当然只有英国才能建立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的“长期联盟”,而法国革命 则只能采取对大土地进行分散的办法,看来这里并没有牵涉到哪一国革命属于“彻底”或“保 守性”的问题 这样,上引的马克思整段话的意思就清楚了。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基佐感到大惑不解的 是什么呢?是联盟。联盟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 的拥有者,而不是像法国那样的大封建地主。这整段话依旧是在批驳基佐把英国革命看作 种保守性质革命的荒谬论点,指出“基佐先生”所大惑不解并当作英国革命“保守性”的, 原来正是英国革命的最大特点一资产阶级和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建立的“长期联盟”,而 这联盟在历史上说却是合理的。 这就是马克思的原意。中文版译文之所以会和原文有较大出入,这是因为中译文不是根 据德文原文翻译而是根据俄译本转译过来的。中译文增补的“应当这样来解释”一句,就是 因为俄译本中把马克思原文中的“es(指 Raetsel) ist die fortwahrende allianz”中的
Allianz,welche die englische Revolution wesenltich von der franzoesischen unterscheidet ,die den GroBen Grundbesitz durch die Parzellierung vernichtete.” 这段话根据原意似可试译为： 基佐先生感到的大惑所在——英国革命保守性之谜（他对此只能用英国人的绝顶聪 明才智来找到一种解释），就是资产阶级坚持同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建立长期联盟， 而这个联盟，使英国革命基本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 很显然，这是和上引的中文版译文有较大出入的。中译文“基佐先生最大的谜……应当这样 来解释”中的“应当这样来解释”一语，在德文原文中是没有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 认为对于“基佐先生”的那个谜要来一番“应当这样来解释”，而只是指出，基佐先生的大 惑所在——英国革命保守性之谜，就是资产资级和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建立的长期联盟。两 者的意思是有出入的。 那么，根据马克思的原意，是否含有也同意英国革命是一种保守性质革命的意思呢？没 有。英国革命的保守性之谜，或者说“基佐先生”的大惑所在，都对于“基佐先生”来说的。 德文的“Das GroBe Ratsel fuer Herrn Guizot”，英译文中的：“The big riddle for M.Guizot”, 都有一个“对基佐先生来说”的意思。这是指“基佐先生感到的大惑所在”，而不是指“我 们对于基佐先生的那个谜，应当……”。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指出基佐先生有个关于 英国革命保守性的大域不解之处，而不是马克思也认为英国革命性质“保守”的——一种保 守性的革命。 其次，马克思在这里有没有要用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的“长期联盟”，来解释英国 劳动保险之所以保守的意思呢？也没有。马克思的原意在这里是要指出：“基佐先生感到的 关于保守性问题的大惑所在，就是联盟。”即是认为，“其佐先生”一直搞不清楚的，并把它 看作是英国革命保守性的问题，就是一个“联盟问题”。意思很清楚，可惜因为在中译本中 增补了“应当这样来解释”一句，而被人们理解错了。 再次，马克思在这里有没有“长期联盟”的存在，来划分是“彻底性革命”还是“保守 性革命”的意思呢？也没有。因为马克思在这段话下面，紧接着就指出：“……（英国的） 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与 1789 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 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以反对，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 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英国能建立“长期联盟”，是因 为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而不是如法国那样的“封建性 财产”。这样，当然只有英国才能建立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的“长期联盟”，而法国革命 则只能采取对大土地进行分散的办法，看来这里并没有牵涉到哪一国革命属于“彻底”或“保 守性”的问题。 这样，上引的马克思整段话的意思就清楚了。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基佐感到大惑不解的 是什么呢？是联盟。联盟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 的拥有者，而不是像法国那样的大封建地主。这整段话依旧是在批驳基佐把英国革命看作一 种保守性质革命的荒谬论点，指出“基佐先生”所大惑不解并当作英国革命“保守性”的， 原来正是英国革命的最大特点——资产阶级和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建立的“长期联盟”，而 这联盟在历史上说却是合理的。 这就是马克思的原意。中文版译文之所以会和原文有较大出入，这是因为中译文不是根 据德文原文翻译而是根据俄译本转译过来的。中译文增补的“应当这样来解释”一句，就是 因为俄译本中把马克思原文中的“es（指 Raetsel）ist die fortwahrende Allianz”中的
ist译作了俄文。这词是“被解释”或者“是……由于”的意思。这样的翻译是不确切的。 再译成中文,几次转手,出入更大,就和马克思的原意不相符合。因此,如果我们把它改译 成“基佐先生感到的大惑所在——英国革命保守性之谜,就是……联盟”,这样可能比较符 合原意,也就是比较地切合马克思批判基佐“英国革命保守论”这一错误观点的真意,而避 免发生一些误会。(原文刊登于1981年『世界历史」第4期)
ist 译作了俄文。 这词是“被解释”或者“是……由于”的意思。这样的翻译是不确切的。 再译成中文，几次转手，出入更大，就和马克思的原意不相符合。因此，如果我们把它改译 成“基佐先生感到的大惑所在——英国革命保守性之谜，就是……联盟”，这样可能比较符 合原意，也就是比较地切合马克思批判基佐“英国革命保守论”这一错误观点的真意，而避 免发生一些误会。（原文刊登于 1981 年『世界历史』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