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性规则具有一定程度的效力而指导性规则没有任何约束力。 3.中国目前的利益衡量实践所产生的裁判规则，既有解释性规则和指导性规则，也有立法性规则。 然而，鉴于防止利益衡量的恣意及中国的司法传统，我们应当避免法官造法，也就是限制产生立法性规则。 当然，也不宜仅仅将其定位于指导性规则，而主要应当发挥其作为解释性规则的功能。 五、推动司法社会化的机制突破-一一个案审理的突破（案例指导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1.概念的审慎选用。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典型案例的作用毋庸置疑，只是其谦抑程度有所 差别。基于比较“安全”和易为决策者接受的考虑，中国避开敏感的“先例”、“判例”称谓，使用较为大 众化的“指导性隶例”概念，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这在制度创建之初尤为必要。 2.中国的策例历史。从建国后最高法院以案件批复形式发布的文件，及至80年代初最高法院正式发 布的刑事案例，再到最高法院公报20余年来发布的数百个典型案例，加上最高法院或下属单位编辑的各 类案例，都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 ()从建国后最高法院以橐件批复形式发布的文件。建国后较有影响的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文件有： 《1955年以来奸淫幼女策件检查总结》及之后基于5500个典型案例作出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总 结》（初稿）： (2)80年代初最高法院正式发布的刑事案例。1985年前最高法院通过内部文件下发的刑事案例主要 有：20世纪70年代末着手纠正文革形成的冤假错案选编的“刘殿清案”等9个已纠正的“反革命”策件， 1983年指导“严打”分三批进编了75个刑事秉例，1985年又进编徐旭清破坏军人婚烟罪等4个橐例： (3)最高法院公报20余年来发布的数百个典型橐例。1985年起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标志着新中国的案例制度步入比较规范的轨道，迄今公布了500多个策例，其中从1998年后， 公报案例不再以往那样须经最高法院审委会讨论确认后发布，权威性有所下降： (4)最高法院或下属单位编辑的各类秉例。最高法院下属单位编辑的各类案例主要有：1992年起中 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国家法官学院前身）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编写的《中国审判橐例要览》（分 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四类)，1992年起最高法院应用法学所编写的《人民法院隶例选》（分刑事、民事、 经济、海事、行政五类)，1999年起最高法院各审判庭相继编写的各种审判参考、审判指导（包括《刑事 审判参考》、《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审判监督指导与研究》、《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5年8月起“两 高”联合编写的《中国审判指导丛书》（分刑事行政卷、民事卷），实际上是最高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 个五年改革纲要》首次正式规定有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意见后试验性的第一步。 3.新近年来的做法。近年来，地方法院案例指导也走向前台，先后有20多个高级法院须布文件试行 案例指导运作，甚至不少中级、基层法院也尝试建立了这一制度。作为一种经验方法，现有的策例不具有 普遍意义上的“规范拘束力”，但表达了各级法院对某些法律问题的倾向性态度和意见，并可能成为其制 定规范性文件的参考资料，故而产生不同程度的“事实枸束力”。 4.策例指导的理论研究的四条进路 (1)制度本体论研究，从起初的合理性论证到近年来关注制度构造及操作规程，比如法律定位、适 用效力、创制条件、发布主体等，代表人物有沈宗灵、武树臣、刘作翔、龚稼立、张志铭、张骐、蒋惠岭、 S10 解释性规则具有一定程度的效力而指导性规则没有任何约束力。 3. 中国目前的利益衡量实践所产生的裁判规则，既有解释性规则和指导性规则，也有立法性规则。 然而，鉴于防止利益衡量的恣意及中国的司法传统，我们应当避免法官造法，也就是限制产生立法性规则。 当然，也不宜仅仅将其定位于指导性规则，而主要应当发挥其作为解释性规则的功能。 五、推动司法社会化的机制突破----个案审理的突破（案例指导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1. 概念的审慎选用。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典型案例的作用毋庸置疑，只是其谦抑程度有所 差别。基于比较“安全”和易为决策者接受的考虑，中国避开敏感的“先例”、“判例”称谓，使用较为大 众化的“指导性案例”概念，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这在制度创建之初尤为必要。 2. 中国的案例历史。从建国后最高法院以案件批复形式发布的文件，及至 80 年代初最高法院正式发 布的刑事案例，再到最高法院公报 20 余年来发布的数百个典型案例，加上最高法院或下属单位编辑的各 类案例，都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 （1）从建国后最高法院以案件批复形式发布的文件。建国后较有影响的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文件有： 《1955 年以来奸淫幼女案件检查总结》及之后基于 5500 个典型案例作出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总 结》（初稿）； （2）80 年代初最高法院正式发布的刑事案例。1985 年前最高法院通过内部文件下发的刑事案例主要 有：20 世纪 70 年代末着手纠正文革形成的冤假错案选编的“刘殿清案”等 9 个已纠正的“反革命”案件， 1983 年指导“严打”分三批选编了 75 个刑事案例，1985 年又选编徐旭清破坏军人婚姻罪等 4 个案例； （3）最高法院公报 20 余年来发布的数百个典型案例。1985 年起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标志着新中国的案例制度步入比较规范的轨道，迄今公布了 500 多个案例，其中从 1998 年后， 公报案例不再以往那样须经最高法院审委会讨论确认后发布，权威性有所下降； （4）最高法院或下属单位编辑的各类案例。最高法院下属单位编辑的各类案例主要有：1992 年起中 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国家法官学院前身）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编写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分 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四类），1992 年起最高法院应用法学所编写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分刑事、民事、 经济、海事、行政五类），1999 年起最高法院各审判庭相继编写的各种审判参考、审判指导（包括《刑事 审判参考》、《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审判监督指导与研究》、《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5 年 8 月起“两 高”联合编写的《中国审判指导丛书》（分刑事行政卷、民事卷），实际上是最高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 个五年改革纲要》首次正式规定有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意见后试验性的第一步。 3. 新近年来的做法。近年来，地方法院案例指导也走向前台，先后有 20 多个高级法院颁布文件试行 案例指导运作，甚至不少中级、基层法院也尝试建立了这一制度。作为一种经验方法，现有的案例不具有 普遍意义上的“规范拘束力”，但表达了各级法院对某些法律问题的倾向性态度和意见，并可能成为其制 定规范性文件的参考资料，故而产生不同程度的“事实拘束力”。 4. 案例指导的理论研究的四条进路 （1）制度本体论研究，从起初的合理性论证到近年来关注制度构造及操作规程，比如法律定位、适 用效力、创制条件、发布主体等，代表人物有沈宗灵、武树臣、刘作翔、龚稼立、张志铭、张骐、蒋惠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