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史佚篇 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入“骗人的偶像，在破 他自由发展”。他说，如果个人没有“自由权”，像做 坏之列”，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以“人民的统治”代替 奴隶一样，那种社会国家便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 “君主的专制”。他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家 望。傅斯年明确说：“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 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 之源。”蒋梦麟认为：“共和之国，其要素为平民主 他的所谓“民主”，即林肯定义的“民治、民有、民 义。平民主义之要素，在尊重个人之价值。”所以， 享”：他的民主政治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国民政 他提出：“国家社会有戕贼个人者，个人能以推翻而 治”，国民拥有“国民之人格”，而不是“附属于特权 重组之。“这些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 者之奴隶”"。他在一篇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 过的，众声喧哗，惊世骇俗。 中指出，除非国家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并关心 《青年》杂志宜称：“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 人民的福祉，真正的爱国心就不会存在：除非这 提。”个人主义是“五四”最大的思想成果之一， 样的条件存在，否则国家的存在就没有正当的理 是现代中国最重要最宝贵的精神资源。难得的是， 由。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 这些先驱者在鼓吹个人主义的同时，对“唯我主义” 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 (Egoism)和真正的个人主义(ndividuality)作出区 无所惜。“李大钊一样认为民族国家的强大与光荣 分，对公私的权限作出区分。可是，历史发展的 并非基本目的，而着眼于人民的尊严、和平、自 一个事实是，这种讲求科学的理性的态度，非但 由与幸福，指出：“民与君不相立，自由与专制不并 没有得到确认，相反遣到歪曲，恰恰把个人主义 存。”胡适对于国家的批判态度也十分激烈，他说： 当作唯我主义来批判，结果国家成了没有个人和 “每一国人民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他认 个性存在的国家，爱国主义也因为丧失了个体的 为，应当把国家仅仅看成是个人属于其中的许多 灵魂，而仅仅表现为鲁迅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 集团中的一个，是为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组成的。 大“。这是“五四”被遮蔽的最主要的层面之一。 他批评“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 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1918年作诗《你 无政府主义与好政府主义 莫忘记》，甚至反问：“这国如何爱得”，以致“指望快 快亡国”。他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 “五四”之后，胡适与李大钊曾经有过“问题与 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 主义“之争。其实，“五四”时代既是一个问题的时 “人民”，成了“五四”一代谈论国家或爱国的关 代，也是主义的时代。这时，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功 键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在这里并非指 利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各种社 简单的多数，而是“个人“的集合，没有个人就没有 会思潮汇合到一起。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 人民，没有国家。《新青年》编委之一的高一涵出色斯诺时说：“当时(1918一1919)，我的思想是自由主 地发挥了这一个人主义的思想，他在《国家非人生 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奇特 之归宿论》质问说，一个人是否应该无条件地忠于 混合体。”这种思想状况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 自己的国家？他认为，国家只是一种实现个人潜 间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可以看做是无序的思想社会 力和世界文明的手段，而非人生的归宿。他提出 的一种反映。在这期间，无政府主义在各种社会革 国家资格与个人人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个人与 命思想中间势力最大，流行最广。 政府是两个关系平等的主体，不能“扩张国家的权 早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十年，无政府主义思潮便 利，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又说：“国家为人而 已开始涌动并流行起来。当时，思潮有两个中心：一 设，非人为国家而生。“陈独秀指出：“社会进化，因 个是巴黎的“世界社”，领导者是李石曾和吴稚晖： 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宜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 一个在东京，名为“社会主义讲习会”，由刘师培、何 胡适提倡“易卜生主义”，其实就是个人主义，他强 震夫妇主持。此外还有广州师复发起建立的“心 调，“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 社”。他们编印杂志，分头活动，此呼彼应。1919至 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指 1925年间，中国共出现九十二个无政府主义组织， 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1922至1923年两年间，国内外共出现七十余种无 69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入“骗人的偶像，在破 坏之列”，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以“人民的统治”代替 “君主的专制”。他说：“民主国家， 真国家也， 国家 之公产也， 以人民为主人， 以执政为公仆者也。 ” 他 的 所 谓“民 主”，即 林 肯 定 义 的 “民 治、民 有、民 享”；他的民主政治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国民政 治”，国民拥有“国民之人格”，而不是“附属于特权 者之奴隶”。 他在一篇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 中指出， 除非国家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并关心 人民的福祉， 真正的爱国心就不会存在； 除非这 样的条件存在， 否则国家的存在就没有正当的理 由。 他说：“国家者， 保障人民之权利， 谋益人民 之幸福者也。 不此之务， 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 无所惜。 ”李大钊一样认为民族国家的强大与光荣 并非基本目的， 而着眼于人民的尊严、 和平、 自 由与幸福， 指出：“民与君不相立，自由与专制不并 存。 ”胡适对于国家的批判态度也十分激烈，他说： “每一国人民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 ” 他认 为， 应当把国家仅仅看成是个人属于其中的许多 集 团 中 的 一 个， 是为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组成的。 他批评“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 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 1918 年作诗《你 莫忘记》，甚至反问：“这国如何爱得”，以致“指望快 快亡国”。 他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 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 “人民”，成了“五四”一代谈论国家或爱国的关 键词。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人民在这里并非指 简单的多数， 而是“个人”的集合，没有个人就没有 人民，没有国家。 《新青年》编委之一的高一涵出色 地发挥了这一个人主义的思想，他在《国家非人生 之归宿论》质问说， 一个人是否应该无条件地忠于 自己的国家？ 他认为， 国家只是一种实现个人潜 力和世界文明的手段， 而非人生的归宿。 他提出 国家资格与个人人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 个人与 政府是两个关系平等的主体， 不能“扩张国家的权 利，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又说：“国家为人而 设，非人为国家而生。 ”陈独秀指出：“社会进化，因 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 胡适提倡“易卜生主义”，其实就是个人主义，他强 调，“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 永 不 满 意， 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 ‘国民公敌’”；指 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 不使 他自由发展”。 他说，如果个人没有“自由权”，像做 奴隶一样， 那种社会国家便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 望。傅斯年明确说：“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 之源。 ”蒋梦麟认为：“共和之国， 其要素为平民主 义。 平民主义之要素， 在尊重个人之价值。”所以， 他提出：“国家社会有戕贼个人者，个人能以推翻而 重组之。 ”这些言论， 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 过的， 众声喧哗， 惊世骇俗。 《青年》 杂志宣称：“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 提。 ” 个人主义是 “五四” 最大的思想成果之一， 是现代中国最重要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难得的是， 这些先驱者在鼓吹个人主义的同时，对“唯我主义” （Egoism）和真正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作 出 区 分， 对公私的权限作出区分。 可是， 历史发展的 一个事实是， 这种讲求科学的理性的态度， 非但 没有得到确认， 相反遭到歪曲， 恰恰把个人主义 当作唯我主义来批判， 结果国家成了没有个人和 个性存在的国家， 爱国主义也因为丧失了个体的 灵魂， 而仅仅表现为鲁迅说的 “合群的爱国的自 大”。 这是“五四”被遮蔽的最主要的层面之一。 无政府主义与好政府主义 “五四”之后，胡适与李大钊曾经有过“问题与 主义”之争。 其实，“五四”时代既是一个问题的时 代，也是主义的时代。这时，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功 利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各种社 会思潮汇合到一起。 1936 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 斯诺时说：“当时（1918—1919），我的思想是自由主 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奇特 混合体。 ”这种思想状况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 间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可以看做是无序的思想社会 的一种反映。 在这期间，无政府主义在各种社会革 命思想中间势力最大，流行最广。 早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十年，无政府主义思潮便 已开始涌动并流行起来。当时，思潮有两个中心：一 个是巴黎的“世界社”，领导者是李石曾和吴稚晖； 一个在东京，名为“社会主义讲习会”，由刘师培、何 震夫妇主持。 此外还有广州师复发起建立的 “心 社”。 他们编印杂志，分头活动，此呼彼应。 1919 至 1925 年间，中国共出现九十二个无政府主义组织， 1922 至 1923 年两年间，国内外共出现七十余种无 思间性史百立佚态场篇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