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佚 篇 解放运动作比呢？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君不见直 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 至今日仍然有人反对全球化大趋势中普遍认可的 此，我们所失的更大。”他的道理是，打伤人就是“现 精神和物质文明，仍然有人对世界主义说“不”，仍 行犯”，运动中被称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等 然有人主张尊孔读经，仍然有人主张恢复繁体汉 纵然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也仍有自由，民众 字，仍然有人在儒家经典中寻找现代性的因子，主 不能侵犯。他让学生到检厅自首的言论甫出，即遭 张建立“儒教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人甚至是官员 到蓝公武等人的反驳。要法律，要稳定的秩序呢？还 带头发起大规模祭祀活动。可以断定：“五四”一代 是要人道和正义？北京《晨报》专门载文讨论“学生 对传统的破坏，实在太不够了！ 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其中提出：第一个疑问就是 国家和正义到底能不能一致？我们人类对于反正义 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 的国家裁判，到底有没有服从的义务？第二个疑问： 就是法律的功用，到底是在除暴去恶，或是单在维 五四运动被称为“爱国运动”，救亡图存，是清 持秩序？接着指出：“现在的国家法律的观念：第一 末直至“五四”一代的基本主题。比起辛亥的一代， 要希望和正义相合。…反人道正义的国家和法 “五四”一代更为激进的地方，在于进一步质疑国 律，我们实在没有受他们裁判的义务。我们要到正 家，反对国家主义。他们高倡“民主”与“科学”，是民 义门前去自首，不要到强权武力门前去自首：我们 主的爱国者、科学的爱国者。他们心目中的国家， 要服从正义的裁判，我们决不甘心受强权武力的裁 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这 判。像这样的国家的法律，不许人保全他自己的国 里说的科学的爱国，实际上是理性的爱国，也即 家，不许人讲公理，不许人谈正义，就应该不要它才 俄国知识分子恰达耶夫说的爱“真理的祖国”。 是…“知识分子群起为学生辩护，提倡“司法独 一般说来，专制主义者、传统主义者，都一 立”和“教育独立”，捍卫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 致标榜国家的利益至上，并主张无条件地服从。 1919年11月，剑农撰文明确指出：“宪法的性 当时，一代精英如严复，梁启超等，都散布过大量 质，从一方面说，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从他方面说， 的效忠国家的论调。严复提出，保存国家并使国 是范围政府的行动。”“无论甚么法律，（除开宪法） 家强大，是衡量价值、制度和观念的唯一标准：梁启 大都是由行政立法两部的合力制定的。假若一党派 超则明确表示，要站在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主流之 得势，不问良恶，无论什么法律，都可制定：别一党 中。 派得势，不问良恶，无论什么法律，都可推翻，（舆论 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同样为 无势力的国尤然)。把人民万不可丧失的言论出版 后来的政治家所推广，那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孙中 自由权，委托于这种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实在是非 山首倡“国家自由”论，说“自由”这个名词“万不可常危险的。”1920年8月，胡适、李大钊等发表《争 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 自由的宣言》，宜言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 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蒋介石后来发展了这样的 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 思想，反对“个人自由”。他强调说：“在社会上，就是 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追 要服从各级政府，遵守一切法令。必须我们都能严 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 守纪律，服从领袖！”就在这一国家至上的思想基础 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则不会有 上，又引进“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思想，建立起 真共和实现。”宜言正式提出，《治安警察条例》应即 国民党的现代独裁统治。 废止。 宪法和法律是隶属于国家的。对待所谓“法治” 民主和共和精神，是“五四”一代所热烈鼓吹 的态度，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国家的态度的一个侧 的。事实上，他们不但是一群激情主义者，也是 面。五四事件发生后，北大教授梁漱溟发表《论学生 一群理性主义者，并不如后来的学者指责的那样一 事件》一文，公然提出：“我恩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 味“激进”一“激进主义”在学者手里成了盲目、狂 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 热的代名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强调国家的民 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 主性质，甚至认为没有民主便没有国家。陈独秀 68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解放运动作比呢？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 君不见直 至今日仍然有人反对全球化大趋势中普遍认可的 精神和物质文明，仍然有人对世界主义说“不”，仍 然有人主张尊孔读经， 仍然有人主张恢复繁体汉 字， 仍然有人在儒家经典中寻找现代性的因子，主 张建立“儒教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人甚至是官员 带头发起大规模祭祀活动。 可以断定：“五四”一代 对传统的破坏，实在太不够了！ 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 五四运动被称为“爱国运动”，救亡图存，是清 末直至“五四”一代的基本主题。 比起辛亥的一代， “五四” 一代更为激进的地方， 在于进一步质疑国 家，反对国家主义。他们高倡“民主”与“科学”，是民 主的爱国者、 科学的爱国者。 他们心目中的国家， 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国家， 是人民的国家。 这 里说的科学的爱国， 实际上是理性的爱国， 也即 俄国知识分子恰达耶夫说的爱“真理的祖国”。 一般说来， 专制主义者、 传统主义者， 都一 致 标 榜 国 家 的 利 益 至 上， 并主张无条件地服从。 当时， 一代精英如严复、梁启超等，都散布过大量 的效忠国家的论调。 严复提出， 保存国家并使国 家强大，是衡量价值、制度和观念的唯一标准；梁启 超则明确表示， 要站在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主流之 中。 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同样为 后来的政治家所推广，那后果是可以想见的。 孙中 山首倡“国家自由”论，说“自由”这个名词“万不可 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 个人不可太过自 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蒋介石后来发展了这样的 思想，反对“个人自由”。他强调说：“在社会上，就是 要服从各级政府，遵守一切法令。 必须我们都能严 守纪律，服从领袖！”就在这一国家至上的思想基础 上，又引进“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思想，建立起 国民党的现代独裁统治。 宪法和法律是隶属于国家的。对待所谓“法治” 的态度，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国家的态度的一个侧 面。五四事件发生后，北大教授梁漱溟发表《论学生 事件》一文，公然提出：“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 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 遵判服罪。 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 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 此，我们所失的更大。”他的道理是，打伤人就是“现 行犯”，运动中被称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等 纵然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也仍有自由，民众 不能侵犯。 他让学生到检厅自首的言论甫出，即遭 到蓝公武等人的反驳。要法律、要稳定的秩序呢？还 是要人道和正义？ 北京《晨报》专门载文讨论“学生 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其中提出：第一个疑问就是 国家和正义到底能不能一致？我们人类对于反正义 的国家裁判，到底有没有服从的义务？第二个疑问： 就是法律的功用，到底是在除暴去恶，或是单在维 持秩序？ 接着指出：“现在的国家法律的观念：第一 要希望和正义相合。 ……反人道正义的国家和法 律，我们实在没有受他们裁判的义务。 我们要到正 义门前去自首，不要到强权武力门前去自首；我们 要服从正义的裁判，我们决不甘心受强权武力的裁 判。 像这样的国家的法律，不许人保全他自己的国 家，不许人讲公理，不许人谈正义，就应该不要它才 是…… ”知识分子群起为学生辩护，提 倡“司 法 独 立”和“教育独立”，捍卫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 1919 年 11 月，剑农撰文明确指出：“宪法的性 质，从一方面说，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从他方面说， 是范围政府的行动。 ”“无论甚么法律，（除开宪法） 大都是由行政立法两部的合力制定的。假若一党派 得势，不问良恶，无论什么法律，都可制定；别一党 派得势，不问良恶，无论什么法律，都可推翻，（舆论 无势力的国尤然）。 把人民万不可丧失的言论出版 自由权，委托于这种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实在是非 常危险的。 ”1920 年 8 月，胡适、李大钊等发表《争 自由的宣言》，宣言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 种种不自由的痛苦。 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 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 政治逼迫 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 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则不会有 真共和实现。”宣言正式提出，《治安警察条例》应即 废止。 民主和共和精神，是“五 四”一 代 所 热 烈 鼓 吹 的。 事实上， 他们不但是一群激情主义者， 也是 一群理性主义者，并不如后来的学者指责的那样一 味“激进”——“激进主义”在学者手里成了盲目、狂 热的代名词。 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强调国家的民 主性质， 甚至认为没有民主便没有国家。 陈独秀 思 人女史 间 百 性 立 间 百 性 立 佚 篇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