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国政策形成过程往往是先由有关的职能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领导决定，其中缺少带 有统揽全局的研究和咨询环节，因而政策失误的可能性较大。实践证明，政策失误不是某 个机构或某一个人的问题，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 其次，一项政策的决策，往往是在多个方案中选择的，选择的结果与体制密切相关。作 为决策者，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及其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就必须考虑到各执行机关与 决策机关的关系及它们的管理权限、部门利益等，即体制制约者政策的选择，体制上容纳的 可能性决定了政策选择的结果。在现行体制下可行的政策往往容易被选择：相反，与现行体 制相抵触的政策往往被搁置。 再次，体制的习惯势力的大小和所占优势的程度，影响着人们对各种社会利益和社会问 题的认识和表达以及这些利益和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机会。显然，如果代表旧体制的习惯势 力占优势，则很难推出改革的新政策。由此可见，政策取向选择的往往正是决定于政策制定 机关各种权力关系的结构情况即体制状况。随着民主机制的加强，政策选择问题上的争执和 分歧将愈来愈明显，很难制定意见一致的政策，更需要探讨日渐增多的体制对政策选择的制 约因素。体制是影响政策选择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一些西方国家，对政策起制约作用的 因素有联邦制、议会程序、联邦法院、政府机关制定政策的政治一一行政模式。即使政权更 迭，也很难改变行政机构的惰性和过去养成的习惯。体制上的限制和惰性使得政策不可能发 生迅速的实质性的变化。一些重大的政策的变革不光是某政党和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想 做出的选择，而且必须伴随体制上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体制制约着政策的执行。如果政出多门、政策上出现不一致，那么，政策很难得 以真正贯彻。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许多正确的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政策，但由于体制的 原因，不少难以有统一的认识，而使其得到顺利的实施。体制是否具有贯彻执行某一政策的 能力，也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执行。如70年代的联邦德国同瑞典同样实施一项积极的劳动力 市场政策，瑞典的劳动力管理部门能和雇主、工会以及培训机构建立高效率的联系和协作网， 20年多来一直发挥作用。而在联邦德国，这方面的工作却刚开始。当危机来临时，瑞典劳 动部门为40%的劳动力提供了培训和就业机会：而联邦德国虽有相同的计划，提供的机会却 从未超过劳动力的1.5%。 政策方案与执行机构的利益是否协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二者利益一致 时，政策执行机构的积极性就高，政策执行就会很顺利：相反，政策的推行就会受阻，政策 难以落实。如1985年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 本单位技术权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增加其劳动收入，这是合理的政策。但由于涉及到 些单位的利益，有关人员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 旧体制还制约着新政策的执行。新的重大政策的执行，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新体制。如我 国经济领域中的开放政策的执行，必须有开放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为一个开放的体制 才能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相反，若固守过 2 12 来，我国政策形成过程往往是先由有关的职能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领导决定，其中缺少带 有统揽全局的研究和咨询环节，因而政策失误的可能性较大。实践证明，政策失误不是某一 个机构或某一个人的问题，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 其次，一项政策的决策，往往是在多个方案中选择的，选择的结果与体制密切相关。作 为决策者，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及其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就必须考虑到各执行机关与 决策机关的关系及它们的管理权限、部门利益等，即体制制约着政策的选择，体制上容纳的 可能性决定了政策选择的结果。在现行体制下可行的政策往往容易被选择；相反，与现行体 制相抵触的政策往往被搁置。 再次，体制的习惯势力的大小和所占优势的程度，影响着人们对各种社会利益和社会问 题的认识和表达以及这些利益和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机会。显然，如果代表旧体制的习惯势 力占优势，则很难推出改革的新政策。由此可见，政策取向选择的往往正是决定于政策制定 机关各种权力关系的结构情况即体制状况。随着民主机制的加强，政策选择问题上的争执和 分歧将愈来愈明显，很难制定意见一致的政策，更需要探讨日渐增多的体制对政策选择的制 约因素。体制是影响政策选择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一些西方国家，对政策起制约作用的 因素有联邦制、议会程序、联邦法院、政府机关制定政策的政治——行政模式。即使政权更 迭，也很难改变行政机构的惰性和过去养成的习惯。体制上的限制和惰性使得政策不可能发 生迅速的实质性的变化。一些重大的政策的变革不光是某政党和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想 做出的选择，而且必须伴随体制上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体制制约着政策的执行。如果政出多门、政策上出现不一致，那么，政策很难得 以真正贯彻。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许多正确的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政策，但由于体制的 原因，不少难以有统一的认识，而使其得到顺利的实施。体制是否具有贯彻执行某一政策的 能力，也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执行。如 70 年代的联邦德国同瑞典同样实施一项积极的劳动力 市场政策，瑞典的劳动力管理部门能和雇主、工会以及培训机构建立高效率的联系和协作网， 20 年多来一直发挥作用。而在联邦德国，这方面的工作却刚开始。当危机来临时，瑞典劳 动部门为 40%的劳动力提供了培训和就业机会；而联邦德国虽有相同的计划，提供的机会却 从未超过劳动力的 1.5%。 政策方案与执行机构的利益是否协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二者利益一致 时，政策执行机构的积极性就高，政策执行就会很顺利；相反，政策的推行就会受阻，政策 难以落实。如 1985 年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 本单位技术权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增加其劳动收入，这是合理的政策。但由于涉及到一 些单位的利益，有关人员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 旧体制还制约着新政策的执行。新的重大政策的执行，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新体制。如我 国经济领域中的开放政策的执行，必须有开放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为一个开放的体制 才能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相反，若固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