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范下的结构形式，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 举止无所顾忌，只讲主义，不言利益，淡漠了正常的国家 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 关系：等到分歧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 征。由于历史的原因一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 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便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陷入 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 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 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 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 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 (和国家的主导权威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 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 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 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 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 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 也就面临终结。 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党的关系破裂就 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 意味着国家关系破裂。1962年的新疆伊塔事件以及60年 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 代初期不断升级的边境纠纷，就是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开始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 出现分歧和冲突的信号。随着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对 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 抗，终于爆发了1969年的边界武装冲突。就社会主义国 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 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中苏同盟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 系中。苏共二十大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以后，赫鲁晓夫仍 结论 然想建立类似的国际组织，说明其主导原则没有变化。毛 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固然是出于对莫斯科在社会 相对以往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两种解释一意识 主义阵营中当然领导地位的不满，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是 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上述分析和观点或许可以 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 归纳为“结构失衡论”。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就中苏 首，而这正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 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而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 此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领导机制还有等级之分， 生变化，中共和苏共平起平坐，天空出现两个太阳。于 上边有整个阵营的核心，中苏之间就是为此争夺的，下边 是，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 有不同地区的核心，如南斯拉夫之于巴尔干和越南之于东 线和政策分歧的唯一目标，同时也构成了他们无法在同盟 南亚，那里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要靠实力去竞争的。在社 内部弥合分歧、实现妥协的根本原因。其二，就社会主义 会主义阵营内部，既然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 国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而言，在冷战时代，共产党之间的 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准则便仍旧是适 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他们执掌政权后的国家关系是一种 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 必然现象，而党际关系的结构和政治范式与现代意义的国 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56 家关系完全不同。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 年10月刚刚借波兰危机敦促苏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 识，没有平等观念，作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 关系平等宣言》，声明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撤出苏联军 性、同一性和唯一性，无视并抹杀了阵营内部各个国家之 队，却又因其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要求苏联 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利益诉求。于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关 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解散纳吉的合法政府。 系便经常处于动荡和分化之中，同时这种结构失衡也成为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 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出来 1980年代中苏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常化，正是因为 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 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党际关系的因素，而把双边关系 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 定位于国家利益。应该说，直到这时，即苏联行将解体之 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 前，中苏关系才开始真正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国家关系的基 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 础上。 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 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 注释： 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 ①该书主体论述所依据的，绝大部分都是档案文献，其余 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 则是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或当时的报刊资料。囿于篇幅，本 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 文讲述的史实部分不再出注，读者可参阅即将由社会科学 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 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专著。 9 C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范下的结构形式，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 出各国 （各地） 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 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 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 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 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 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 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 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 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 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 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 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 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 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 系中。苏共二十大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以后，赫鲁晓夫仍 然想建立类似的国际组织，说明其主导原则没有变化。毛 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固然是出于对莫斯科在社会 主义阵营中当然领导地位的不满，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是 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 首，而这正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 此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领导机制还有等级之分， 上边有整个阵营的核心，中苏之间就是为此争夺的，下边 有不同地区的核心，如南斯拉夫之于巴尔干和越南之于东 南亚，那里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要靠实力去竞争的。在社 会主义阵营内部，既然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准则便仍旧是适 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 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 1956 年 10 月刚刚借波兰危机敦促苏共发表了 《社会主义国家 关系平等宣言》，声明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撤出苏联军 队，却又因其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要求苏联 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解散纳吉的合法政府。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 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出来 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 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 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 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 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 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 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 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 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 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 举止无所顾忌，只讲主义，不言利益，淡漠了正常的国家 关系；等到分歧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 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便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陷入 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 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 （和国家） 的主导权威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 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 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 也就面临终结。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党的关系破裂就 意味着国家关系破裂。1962 年的新疆伊塔事件以及 60 年 代初期不断升级的边境纠纷，就是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开始 出现分歧和冲突的信号。随着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对 抗，终于爆发了 1969 年的边界武装冲突。就社会主义国 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中苏同盟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结 论 相对以往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两种解释——意识 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上述分析和观点或许可以 归纳为“结构失衡论”。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就中苏 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而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 生变化，中共和苏共平起平坐，天空出现两个太阳。于 是，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 线和政策分歧的唯一目标，同时也构成了他们无法在同盟 内部弥合分歧、实现妥协的根本原因。其二，就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而言，在冷战时代，共产党之间的 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他们执掌政权后的国家关系是一种 必然现象，而党际关系的结构和政治范式与现代意义的国 家关系完全不同。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 识，没有平等观念，作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 性、同一性和唯一性，无视并抹杀了阵营内部各个国家之 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利益诉求。于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关 系便经常处于动荡和分化之中，同时这种结构失衡也成为 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1980 年代中苏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常化，正是因为 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党际关系的因素，而把双边关系 定位于国家利益。应该说，直到这时，即苏联行将解体之 前，中苏关系才开始真正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国家关系的基 础上。 注释： ①该书主体论述所依据的，绝大部分都是档案文献，其余 则是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或当时的报刊资料。囿于篇幅，本 文讲述的史实部分不再出注，读者可参阅即将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专著。 本刊特稿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