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66] 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注：即彼·科布伦 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 一一编者注]，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 民特别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 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 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 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 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 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 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 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 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 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语 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 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 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12月15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 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 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 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 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 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 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 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 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 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 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 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 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 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 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 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这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66]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 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 346 和 348 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注：即彼·科布伦 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__ 一—编者注]，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 民特别关注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 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 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 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 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 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 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 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 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 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语 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 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 352 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 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 12 月 15 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 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 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 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 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 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 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 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 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 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 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 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 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 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 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 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