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66] 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注：即彼·科布伦 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 一一编者注]，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 民特别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 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 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 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 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 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 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 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 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 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语 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 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 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12月15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 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 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 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 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 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 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 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 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 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 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 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 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 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 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 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这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66]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 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 346 和 348 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注：即彼·科布伦 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__ 一—编者注]，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 民特别关注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 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 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 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 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 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 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 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 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 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语 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 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 352 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 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 12 月 15 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 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 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 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 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 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 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 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 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 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 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 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 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 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 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 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这
样的权利，即在它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证实我所提供的材料之前不发表我的报道文章注：《莱 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证明记者所引的材料是真实的，同时还要指出，由 于我们收到了各种可以互相印证的来信，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信件加以汇总整理”。一一编者 注]。 其次，我的答复是不署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新闻业的实质所决 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人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表达一种思想的喉舌。正如身 体可以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截然区分开来一样，作者的名字也可以使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 截然区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的名字也就彻底勾销了那篇文章所赋有的仅仅作为构成整体 的一部分的使命。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自己，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更加公正、更加自 由，因为这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读者就摆脱了作为 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 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一切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 乡镇的名称了，只有当我引证已经印行并在书店出售的文献或者提及姓名而丝毫无损于人 时，才是例外。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 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己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 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我结束正文前面的这几点说明时，我认为我有权表示一点希望：但愿总督先生在看完我的 全部叙述后，会相信我的意图是纯洁的，甚至会把我可能犯的错误归因于我的某种不正确的 看法，而不至于认为是出于恶意。我的叙述本身必定会证明，即使是在我目前实际上仍未署 名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受到这样的严厉指控：说我进行诽谤，并企图激起不满和怨恨：因 为这些指控是出自一位在莱茵省极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口，那当然就更令人感到痛心了。 为了使人易于了解我的答复的全部内容，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 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 D.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 E.关于消除弊端的若干建议。 A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我在《莱茵报》第348号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2日寄自摩泽尔河畔”的文章中指出下面 这样一种情况： “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
样的权利，即在它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证实我所提供的材料之前不发表我的报道文章[注：《莱 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证明记者所引的材料是真实的，同时还要指出，由 于我们收到了各种可以互相印证的来信，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信件加以汇总整理”。——编者 注]。 其次，我的答复是不署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新闻业的实质所决 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人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表达一种思想的喉舌。正如身 体可以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截然区分开来一样，作者的名字也可以使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 截然区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的名字也就彻底勾销了那篇文章所赋有的仅仅作为构成整体 的一部分的使命。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自己，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更加公正、更加自 由，因为这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读者就摆脱了作为 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 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一切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 乡镇的名称了，只有当我引证已经印行并在书店出售的文献或者提及姓名而丝毫无损于人 时，才是例外。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 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已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 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我结束正文前面的这几点说明时，我认为我有权表示一点希望：但愿总督先生在看完我的 全部叙述后，会相信我的意图是纯洁的，甚至会把我可能犯的错误归因于我的某种不正确的 看法，而不至于认为是出于恶意。我的叙述本身必定会证明，即使是在我目前实际上仍未署 名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受到这样的严厉指控：说我进行诽谤，并企图激起不满和怨恨；因 为这些指控是出自一位在莱茵省极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口，那当然就更令人感到痛心了。 为了使人易于了解我的答复的全部内容，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 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 D.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 E.关于消除弊端的若干建议。 A 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我在《莱茵报》第 348 号发表的那篇注明“12 月 12 日寄自摩泽尔河畔”的文章中指出下面 这样一种情况： “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
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 总督先生就这一点发表了意见： “即使有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那也只能用十分特殊的情况来加以解释。” 同时他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要我说出乡镇的名称。 我坦白地承认：一方面，我认为不符合法律的、也就是同法律相矛盾的做法未必能用任何情 况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种做法始终是违法的：另一方面，我不能认为我谈到的那种做法是 违法的。 关于管理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这两个行政区内的乡镇和机关所有的林区的训令（标有“科布伦 茨1839年8月31日”字样)，是根据1816年12月24日的法令和1835年8月18日的王室 内阁指令颁布的。该训令载于《王国科布伦茨行政区政府公报》第62号的附页上。训令第 37条作出的规定原文如下： “关于使用林区所产木材的问题，按规定必须根据偿付林区开支（赋税及管理费用）的需要， 出售一定数量的木材。” “至于为了满足乡镇的其他需要，余下的木材是标卖，还是全部或部分、无偿或按一定价格 分配给乡镇的居民，则由乡镇自己决定，但应遵守如下规定：燃料用材和家具用材应以实物 形式进行分配，而建筑用材，如不用来修建乡镇的房屋或用来救济个别遭受火灾的居民等等， 则应予标卖。” 依我看来，这个由莱茵省总督先生的一位前任注：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一一编者 注]颁布的训令证明，乡镇的居民分配燃料用材一事，在法律上既未明文规定，也未加以禁 止，这仅仅是一个妥当与否的问题。因此，我在那篇引起讨论的文章中也仅仅就这种做法是 否妥当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样一来，总督先生大概也就没有理由要求指出乡镇的名称了， 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追究某个乡镇管理机构的做法，而仅仅在于修改训令。但是，如果总督 先生坚决要求的话，我也不反对责成《莱茵报》编辑部说出那个就我记忆所及从未分配过木 材的乡镇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并不是对乡镇领导机构进行告密，而只会对乡镇有利。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 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我在《莱茵报》第346号上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0日寄自贝恩卡斯特尔”的文章中明确 地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由于处境特别困苦，因而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更加热 烈地欢迎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给报刊带来的较大的自由。总督先生就我这篇文章 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如果说这篇文章有道理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在这以前没有被允许 公开而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贫困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我怀 疑曾有过这种事情，因为在当局想竭力帮助种植葡萄的农民改变那种公认的困苦处境的情况
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 总督先生就这一点发表了意见： “即使有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那也只能用十分特殊的情况来加以解释。” 同时他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要我说出乡镇的名称。 我坦白地承认：一方面，我认为不符合法律的、也就是同法律相矛盾的做法未必能用任何情 况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种做法始终是违法的；另一方面，我不能认为我谈到的那种做法是 违法的。 关于管理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这两个行政区内的乡镇和机关所有的林区的训令(标有“科布伦 茨 1839 年 8 月 31 日”字样)，是根据 1816 年 12 月 24 日的法令和 1835 年 8 月 18 日的王室 内阁指令颁布的。该训令载于《王国科布伦茨行政区政府公报》第 62 号的附页上。训令第 37 条作出的规定原文如下： “关于使用林区所产木材的问题，按规定必须根据偿付林区开支(赋税及管理费用)的需要， 出售一定数量的木材。” “至于为了满足乡镇的其他需要，余下的木材是标卖，还是全部或部分、无偿或按一定价格 分配给乡镇的居民，则由乡镇自己决定，但应遵守如下规定：燃料用材和家具用材应以实物 形式进行分配，而建筑用材，如不用来修建乡镇的房屋或用来救济个别遭受火灾的居民等等， 则应予标卖。” 依我看来，这个由莱茵省总督先生的一位前任[注：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编者 注]颁布的训令证明，乡镇的居民分配燃料用材一事，在法律上既未明文规定，也未加以禁 止，这仅仅是一个妥当与否的问题。因此，我在那篇引起讨论的文章中也仅仅就这种做法是 否妥当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样一来，总督先生大概也就没有理由要求指出乡镇的名称了， 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追究某个乡镇管理机构的做法，而仅仅在于修改训令。但是，如果总督 先生坚决要求的话，我也不反对责成《莱茵报》编辑部说出那个就我记忆所及从未分配过木 材的乡镇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并不是对乡镇领导机构进行告密，而只会对乡镇有利。 B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 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我在《莱茵报》第 346 号上发表的那篇注明“12 月 10 日寄自贝恩卡斯特尔”的文章中明确 地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由于处境特别困苦，因而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更加热 烈地欢迎去年 12 月 24 日的王室内阁指令给报刊带来的较大的自由。总督先生就我这篇文章 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如果说这篇文章有道理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在这以前没有被允许 公开而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贫困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我怀 疑曾有过这种事情，因为在当局想竭力帮助种植葡萄的农民改变那种公认的困苦处境的情况
下，尽量真诚而坦率地讨论这个地区的情况是当局最乐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如果上述 文章的作者先生能慨然应允专门指出当局在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公布前，曾阻挠 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贫困处境的事例，我将对他表示万分的感激。” 总督先生在下文接着写道： “此外，上述文章还声称。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长期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我认为我 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说法是不真实的。” 我将按下列次序来答复这些问题，我要证明： (1)首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这里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所必然产生 的，这和报刊在1841年12月24日王室内阁指令颁布前的权限完全无关： (2)即使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没有受到特别阻挠，我的论断也不会 丧失其正确性，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王室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 比较自由的行动表示特别的关注，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3)实际上存在着阻挠这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的特殊条件。 从我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我所提出的有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 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的论断，究竞真实或虚假到什么程度。 关于第一点：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 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 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 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 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 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己经有了需要， 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 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证明了自 由报刊的必要性是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我们就为我们的叙述打 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范围的基础。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 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 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才构成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方式，我们要介绍一下双方的相应 机构所进行的一次确有其事的、有文件为证的商谈情况。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167报道了有关财政部、 特里尔行政区政府和该协会理事会之间进行的一次磋商的情况。协会在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
下，尽量真诚而坦率地讨论这个地区的情况是当局最乐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如果上述 文章的作者先生能慨然应允专门指出当局在去年 12 月 24 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公布前，曾阻挠 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贫困处境的事例，我将对他表示万分的感激。” 总督先生在下文接着写道： “此外，上述文章还声称。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长期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我认为我 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说法是不真实的。” 我将按下列次序来答复这些问题，我要证明： (1)首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这里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所必然产生 的，这和报刊在 1841 年 12 月 24 日王室内阁指令颁布前的权限完全无关； (2)即使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没有受到特别阻挠，我的论断也不会 丧失其正确性，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王室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 比较自由的行动表示特别的关注，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3)实际上存在着阻挠这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的特殊条件。 从我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我所提出的有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 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的论断，究竟真实或虚假到什么程度。 关于第一点：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 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 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 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 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 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 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 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证明了自 由报刊的必要性是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我们就为我们的叙述打 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范围的基础。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 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 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才构成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方式，我们要介绍一下双方的相应 机构所进行的一次确有其事的、有文件为证的商谈情况。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 4 号[167]报道了有关财政部、 特里尔行政区政府和该协会理事会之间进行的一次磋商的情况。协会在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
告书中，也统计了葡萄园的收入情况。特里尔行政区政府也收到了该报告书，它责成特里尔 地政局局长、税务稽查官冯·楚卡尔马里奥对该报告书进行审核。正如行政区政府自己在一 份公文中所说的，冯·楚卡尔马里奥看来尤其适合于担任这一工作，因为“在对地籍簿中关 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园的收入进行评定期间”，他曾“积极参与其事”。这里我们只把 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官方审核意见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答复中最能说明问题 的地方拿来对照一下。 官方发言人： 报告书在统计属于第三类葡萄酒税纳税者的乡镇的葡萄园每摩尔根[注：欧洲各地早先使用 的土地面积单位，1摩尔根约等于0.25一0.34公顷。一一编者注]最近十年(1829一1838年) 的总收入时，是以下面的材料为依据的： (1)每摩尔根的葡萄收获量： (2)每富特尔注：德国的容量单位，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 1富特尔等于1000升。一一编者注]葡萄酒的秋季售价。但是这种统计缺少各种经过查证核 实的依据，因为 “没有当局的参与和监督，无论个人或协会都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中收 集到有关所有单个的葡萄园主在某个时期所酿造的葡萄酒数量的可靠材料，因为许多葡萄园 主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计地在这方面隐瞒真情实况。”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竭力为其编制地籍簿的方法辩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 是我们很难理解下面这种推论…” “地政局局长企图用数字来证明，地籍簿中关于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完全正确的：他同时断 言，我们所引证的这十年中的情况，在目前这种场合下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我们 不准备争论数字的问题，因为正如地政局局长在他的评语一开头就预先极其明达地指出的那 样，我们没有掌握必要的官方材料：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来争论这个问题，因为 他依据官方材料所做的全部计算和推论丝毫也不能推翻我们所举的事实。”“即使我们承认 地籍簿中关于收入的数据在进行评定时是完全正确的，承认这些数据在当时甚至是偏低的， 这还是驳不倒我们的论断：在目前这种悲惨的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已不能用来作为 根据了。 官方发言人：“这样一来，就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说地籍簿中关于最近评定 的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偏高的：相反倒很容易证明，从前评定的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 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而言，或者是同其他农作物相比，都是偏低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如果人们在答复求助者的合情合理的申诉时说，在评定收入时，对地 籍簿中的数据宁可定得偏高，也不可定得偏低，那么求助者就会深感痛心了。” 协会理事会在答复中继续说道：“此外，尽管发言人先生竭力否定我们的材料，他还是几乎 一点也不能否定或修改我们所提出的收入数字：因此，他在审查我们所提出的支出数字时
告书中，也统计了葡萄园的收入情况。特里尔行政区政府也收到了该报告书，它责成特里尔 地政局局长、税务稽查官冯·楚卡尔马里奥对该报告书进行审核。正如行政区政府自己在一 份公文中所说的，冯·楚卡尔马里奥看来尤其适合于担任这一工作，因为“在对地籍簿中关 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园的收入进行评定期间”，他曾“积极参与其事”。这里我们只把 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官方审核意见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答复中最能说明问题 的地方拿来对照一下。 官方发言人： 报告书在统计属于第三类葡萄酒税纳税者的乡镇的葡萄园每摩尔根[注：欧洲各地早先使用 的土地面积单位，1 摩尔根约等于 0.25—0.34 公顷。——编者注]最近十年(1829—1838 年) 的总收入时，是以下面的材料为依据的： (1)每摩尔根的葡萄收获量； (2)每富特尔[注：德国的容量单位，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 1 富特尔等于 1000 升。——编者注]葡萄酒的秋季售价。但是这种统计缺少各种经过查证核 实的依据，因为 “没有当局的参与和监督，无论个人或协会都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中收 集到有关所有单个的葡萄园主在某个时期所酿造的葡萄酒数量的可靠材料，因为许多葡萄园 主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计地在这方面隐瞒真情实况。”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竭力为其编制地籍簿的方法辩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 是我们很难理解下面这种推论……” “地政局局长企图用数字来证明，地籍簿中关于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完全正确的；他同时断 言，我们所引证的这十年中的情况，在目前这种场合下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我们 不准备争论数字的问题，因为正如地政局局长在他的评语一开头就预先极其明达地指出的那 样，我们没有掌握必要的官方材料；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来争论这个问题，因为 他依据官方材料所做的全部计算和推论丝毫也不能推翻我们所举的事实。”“即使我们承认 地籍簿中关于收入的数据在进行评定时是完全正确的，承认这些数据在当时甚至是偏低的， 这还是驳不倒我们的论断：在目前这种悲惨的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已不能用来作为 根据了。 官方发言人：“这样一来，就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说地籍簿中关于最近评定 的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偏高的；相反倒很容易证明，从前评定的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 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而言，或者是同其他农作物相比，都是偏低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如果人们在答复求助者的合情合理的申诉时说，在评定收入时，对地 籍簿中的数据宁可定得偏高，也不可定得偏低，那么求助者就会深感痛心了。” 协会理事会在答复中继续说道：“此外，尽管发言人先生竭力否定我们的材料，他还是几乎 一点也不能否定或修改我们所提出的收入数字；因此，他在审查我们所提出的支出数字时
就力图用其他数字来代替。” 现在我们就来指出发言人先生和协会理事会之间在计算支出的问题上存在的几点最明显的 分歧。 官方发言人：“关于第8项必须特别指出，近年来仅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或所谓 打杈)这一作业，而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摩泽尔河沿岸或在萨尔河沿岸，经营葡萄园的一般 方法是不包括这一作业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局长先生说，只是近年来才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和松 土这些作业…”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葡萄种植者明白，为了使自己不致彻底破产， 他就必须试用一切办法来提高葡萄的质量，哪怕能稍许提高一点也好。为了这个地区的繁荣， 人们应当以关心的态度去鼓励这种精神，而不应当对它加以压制。” “谁又会因为看到某些农民在种植马铃薯时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就想到要降低马铃薯的种 植费用呢？” 官方发言人：“第14项内所列的酒桶成本，在这里根本不能计算在内，因为前面己经指出， 容器或酒桶的成本是不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葡萄酒的价格之内的。但是，如果在出售葡萄酒时 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连桶一起出售，那么酒桶的成本也会加到葡萄酒的价格上去，而这样一来 就可能收回酒桶的成本。”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在出售葡萄酒时，总是连桶一起交付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谈不 上、甚至也不可能提起收回酒桶成本的问题。在谈到整个情况时，不能把我们城里的小店主 购买散装葡萄酒的少数事例考虑进去。”“其他的商品在出售前是放在货栈里的，以后在出 售时才进行包装和发运，而且这些费用是由顾客负担的，可是葡萄酒就不是这样。因为顾客 在购买葡萄酒时，不消说也要连桶一起带走，所以酒桶的成本显然应该一并计入生产费用。” 官方发言人：“如果我们根据官方查证的有关材料，把附录内列举的葡萄收获量的数字加以 订正，各项支出的计算姑且承认全部都是正确的，只略去土地税、酒税和酒桶成本三项支出， 即第13、14和16各项中所列举的支出不计，那么我们就得到如下的结果： 收入总额… …53塔勒21银格罗申6分尼 支出总额（不包括第13、14和16各项例）…39塔勒5银格罗申0分尼 纯收入…14塔勒16银格罗申6分尼。”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计算本身没有错误，但是结果却不正确。我们所计算的不是假定的数 字，而是表明实际款项的数字，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实际支出53塔勒减去唯一的实际收入 48塔勒，亏损5塔勒。” 官方发言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关税同盟成立以前那个时 期相比是显著地加剧了，我们甚至担心部分地区会真正地贫困下去。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就力图用其他数字来代替。” 现在我们就来指出发言人先生和协会理事会之间在计算支出的问题上存在的几点最明显的 分歧。 官方发言人：“关于第 8 项必须特别指出，近年来仅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或所谓 打杈)这一作业，而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摩泽尔河沿岸或在萨尔河沿岸，经营葡萄园的一般 方法是不包括这一作业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局长先生说，只是近年来才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和松 土这些作业……”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葡萄种植者明白，为了使自己不致彻底破产， 他就必须试用一切办法来提高葡萄的质量，哪怕能稍许提高一点也好。为了这个地区的繁荣， 人们应当以关心的态度去鼓励这种精神，而不应当对它加以压制。” “谁又会因为看到某些农民在种植马铃薯时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就想到要降低马铃薯的种 植费用呢?” 官方发言人：“第 14 项内所列的酒桶成本，在这里根本不能计算在内，因为前面已经指出， 容器或酒桶的成本是不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葡萄酒的价格之内的。但是，如果在出售葡萄酒时 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连桶一起出售，那么酒桶的成本也会加到葡萄酒的价格上去，而这样一来 就可能收回酒桶的成本。”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在出售葡萄酒时，总是连桶一起交付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谈不 上、甚至也不可能提起收回酒桶成本的问题。在谈到整个情况时，不能把我们城里的小店主 购买散装葡萄酒的少数事例考虑进去。”“其他的商品在出售前是放在货栈里的，以后在出 售时才进行包装和发运，而且这些费用是由顾客负担的，可是葡萄酒就不是这样。因为顾客 在购买葡萄酒时，不消说也要连桶一起带走，所以酒桶的成本显然应该一并计入生产费用。” 官方发言人：“如果我们根据官方查证的有关材料，把附录内列举的葡萄收获量的数字加以 订正，各项支出的计算姑且承认全部都是正确的，只略去土地税、酒税和酒桶成本三项支出， 即第 13、14 和 16 各项中所列举的支出不计，那么我们就得到如下的结果： 收入总额……………………………………………………53 塔勒 21 银格罗申 6 分尼 支出总额(不包括第 13、14 和 16 各项) ………………39 塔勒 5 银格罗申 0 分尼 纯收入………………………………………………………14 塔勒 16 银格罗申 6 分尼。”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计算本身没有错误，但是结果却不正确。我们所计算的不是假定的数 字，而是表明实际款项的数字，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实际支出 53 塔勒减去唯一的实际收入 48 塔勒，亏损 5 塔勒。” 官方发言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关税同盟成立以前那个时 期相比是显著地加剧了，我们甚至担心部分地区会真正地贫困下去。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只应当到这个地区从前那种过高的收入中去寻找。” “由于前几年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在葡萄酒贸易中几乎占据了垄断的地位，由于在1819、 1822、1825、1826、1827和1828年，葡萄一年紧跟一年地获得丰收，这个地区滋长了前所 未有的挥霍风气，葡萄种植者手里积累了大量的钱财，这就驱使他们以闻所未闻的价格去购 买葡萄园，驱使他们花费过多的金钱在不适宜种植葡萄的地方开辟新的葡萄园，每一个人都 想成为葡萄园主，于是人人都负了债，这种债款在以前用一个丰年的收入就很容易地偿清了， 而现在因市面不景气，这种债款就必然会把落入高利贷者手中的葡萄种植者压得根本喘不过 气来。” “其结果必将是：葡萄种植业将只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地方经营，而且和先前一样，这种种植 业大部分又将操在富有的土地占有者手中，这些土地占有者由于事先在种植葡萄上己经花了 很大一笔钱，因而最有能力经营这种事业：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度过不景气的年头，因为即 使在这种年头，他们也有足够的资金来改进栽培方法，以便生产出一种可同目前己经开放的 关税同盟[113]其他各邦竞争的产品。当然，在最初几年，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植者阶层 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而这些穷苦的葡萄种植者在以前收成较好的年头多半 都已经成了葡萄园的主人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仍应考虑到，先前那种状况是不正 常的，因而那些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了。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当地 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说实话，直到现在才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表示担心的人，还没 有看到那种骇人听闻的贫困状况，这种状况在这个地区的敦厚淳朴、勤劳不倦的居民中己深 深地扎下了根，而且还在日甚一日地恶化下去，但愿人们不要像地政局局长先生那样对我们 说，这只能归咎于贫困者自己，事实并不是这样，所有的葡萄种植者，无论是谨慎的还是轻 率的，勤勉的还是懒散的，殷实的还是贫寒的，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这种灾难。既然事情到 了这种地步，连殷实的、勤劳而节俭的葡萄种植者也不得不声言，他们己经无力养活自己， 那么显然就不应当到他们中间去寻找原因了。” “的确，葡萄种植者在繁荣的年头以高于一般的价格购买了许多葡萄园，他们原指望按当时 的收入水平能够逐步付清全部债款，所以负了债。但是这只证明这些人勤勉而富于进取精神， 至于为什么把这种现象叫作挥霍，为什么断定葡萄种植者目前的处境是他们先前那种不正常 的状况所引起的后果，而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这却令人大惑不解了。” “地政局局长先生断言，那些据他说过去还不是葡萄园主(！！)的人在异常繁荣的年头受到 了诱惑，过分地增加了大批的葡萄园，而目前只有减少葡萄园才是出路。” “可是，那些宜于种植果树和蔬菜的葡萄园同大批除了葡萄就只能生长荆棘和灌木的葡萄园 比起来，在数量上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由于经营葡萄种植业而困于面积较小的土地上的居 民，曾经多么英勇地同他们的不幸遭遇进行搏斗。这些理应深受敬重的居民难道不值得别人 想点办法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帮助他们熬过艰苦的年头，等到比较顺利的时光来临，使他们 有可能恢复元气，重新对国家发挥过去起过的那种作用，即成为国家收入的源泉，像这样一 种收入源泉，除了城市以外，在同样大小的土地上是很难找到第二个的。” 官方发言人：“十分明显，比较富有的土地占有者现在也来利用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
因只应当到这个地区从前那种过高的收入中去寻找。” “由于前几年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在葡萄酒贸易中几乎占据了垄断的地位，由于在 1819、 1822、1825、1826、1827 和 1828 年，葡萄一年紧跟一年地获得丰收，这个地区滋长了前所 未有的挥霍风气，葡萄种植者手里积累了大量的钱财，这就驱使他们以闻所未闻的价格去购 买葡萄园，驱使他们花费过多的金钱在不适宜种植葡萄的地方开辟新的葡萄园，每一个人都 想成为葡萄园主，于是人人都负了债，这种债款在以前用一个丰年的收入就很容易地偿清了， 而现在因市面不景气，这种债款就必然会把落入高利贷者手中的葡萄种植者压得根本喘不过 气来。” “其结果必将是：葡萄种植业将只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地方经营，而且和先前一样，这种种植 业大部分又将操在富有的土地占有者手中，这些土地占有者由于事先在种植葡萄上已经花了 很大一笔钱，因而最有能力经营这种事业；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度过不景气的年头，因为即 使在这种年头，他们也有足够的资金来改进栽培方法，以便生产出一种可同目前已经开放的 关税同盟[113]其他各邦竞争的产品。当然，在最初几年，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植者阶层 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而这些穷苦的葡萄种植者在以前收成较好的年头多半 都已经成了葡萄园的主人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仍应考虑到，先前那种状况是不正 常的，因而那些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了。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当地 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说实话，直到现在才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表示担心的人，还没 有看到那种骇人听闻的贫困状况，这种状况在这个地区的敦厚淳朴、勤劳不倦的居民中已深 深地扎下了根，而且还在日甚一日地恶化下去，但愿人们不要像地政局局长先生那样对我们 说，这只能归咎于贫困者自己，事实并不是这样，所有的葡萄种植者，无论是谨慎的还是轻 率的，勤勉的还是懒散的，殷实的还是贫寒的，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这种灾难。既然事情到 了这种地步，连殷实的、勤劳而节俭的葡萄种植者也不得不声言，他们已经无力养活自己， 那么显然就不应当到他们中间去寻找原因了。” “的确，葡萄种植者在繁荣的年头以高于一般的价格购买了许多葡萄园，他们原指望按当时 的收入水平能够逐步付清全部债款，所以负了债。但是这只证明这些人勤勉而富于进取精神， 至于为什么把这种现象叫作挥霍，为什么断定葡萄种植者目前的处境是他们先前那种不正常 的状况所引起的后果，而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这却令人大惑不解了。” “地政局局长先生断言，那些据他说过去还不是葡萄园主(！！)的人在异常繁荣的年头受到 了诱惑，过分地增加了大批的葡萄园，而目前只有减少葡萄园才是出路。” “可是，那些宜于种植果树和蔬菜的葡萄园同大批除了葡萄就只能生长荆棘和灌木的葡萄园 比起来，在数量上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由于经营葡萄种植业而困于面积较小的土地上的居 民，曾经多么英勇地同他们的不幸遭遇进行搏斗。这些理应深受敬重的居民难道不值得别人 想点办法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帮助他们熬过艰苦的年头，等到比较顺利的时光来临，使他们 有可能恢复元气，重新对国家发挥过去起过的那种作用，即成为国家收入的源泉，像这样一 种收入源泉，除了城市以外，在同样大小的土地上是很难找到第二个的。” 官方发言人：“十分明显，比较富有的土地占有者现在也来利用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
的处境，夸大其词地描述从前那种顺利的境况，并把它同现在这种不太顺利的，然而终究会 带来益处的境况加以对比，借此为自己求得种种照顾和优待。”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我们的荣誉感和内心的信念促使我们抗议这样一种指控：说什么我们 利用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通过夸大其词的描述，来为自己求得种种优待 和照顾。” “没有这回事！我们担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意图，我们的全部行动都只为了一 个目的，即坦率而真实地描述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状况，以促使国家注意：这种情况如果任 其发展下去，必将危及国家本身！我们希望这些话足以作为我们的辩护之词。谁要是明白葡 萄种植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业务活动方面、甚至在道德观念方面迄今为止 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变化，那么他在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变得更加严重 时，就一定会为前景而感到惴惴不安。” 首先，大家应该承认，政府肯定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动摇于自己的发言人的看法和 葡萄种植业经营者所持的相反的看法之间。其次，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冯·楚卡尔马里奥先 生的发言注明的日期是“1839年12月12日”，而协会的答复注明的日期是“1840年7月 15日”，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协会答复之前，发言人先生的看法即使不是政府官 员们的唯一的看法，也必定是他们的主要的看法。至少在1839年，发言人的看法还是同协 会的报告书相反的，那时候，这种看法是政府的意见，因而也可以说是对政府的看法的一种 概括，因为对于一个始终如一的政府来说，它最后形成的看法可以被看作它以前的各种看法 和经验的总和。政府在发言中不但没有承认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 承认的贫困状况，因为发言中这样说道：“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尽量减轻当地的居民在 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可是在目前情况下，转变一词应该理解为逐渐灭亡注：德文 “Ubergang'”的意思是“转变”，“Untergang”的意思是“灭亡”。一一编者注]。政府似 乎把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灭亡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只好听天由 命，只能设法减轻这种现象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发言中说：“当然，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 植者阶层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因此，协会就质问道：难道摩泽尔河沿岸 的葡萄种植者不值得别人“想点办法”来挽救吗？如果政府当初坚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那么， 它一开始就会修改这个发言，因为这个发言对于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和决策这样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明确地表示了态度。由此可见，政府可以承认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但是它并没 有打算消除这种状况。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是怎样向当局报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的。1838年，一 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他在皮斯波特同两个县长举行了会议，在会上他 向其中一个询问了葡萄种植者的财产状况，结果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葡萄种植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是坏的。” 然而，在此以前挥霍一事就早已成了过去的传说。我们在这里只顺便指出，就是目前也远远 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这种同政府的发言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法兰克 福报》第349号附刊第1号1842年)上登载的一篇发自科布伦茨的评论，那篇评论就声称摩 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构的
的处境，夸大其词地描述从前那种顺利的境况，并把它同现在这种不太顺利的，然而终究会 带来益处的境况加以对比，借此为自己求得种种照顾和优待。”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我们的荣誉感和内心的信念促使我们抗议这样一种指控：说什么我们 利用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通过夸大其词的描述，来为自己求得种种优待 和照顾。” “没有这回事！我们担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意图，我们的全部行动都只为了一 个目的，即坦率而真实地描述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状况，以促使国家注意：这种情况如果任 其发展下去，必将危及国家本身！我们希望这些话足以作为我们的辩护之词。谁要是明白葡 萄种植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业务活动方面、甚至在道德观念方面迄今为止 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变化，那么他在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变得更加严重 时，就一定会为前景而感到惴惴不安。” 首先，大家应该承认，政府肯定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动摇于自己的发言人的看法和 葡萄种植业经营者所持的相反的看法之间。其次，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冯·楚卡尔马里奥先 生的发言注明的日期是“1839 年 12 月 12 日”，而协会的答复注明的日期是“1840 年 7 月 15 日”，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协会答复之前，发言人先生的看法即使不是政府官 员们的唯一的看法，也必定是他们的主要的看法。至少在 1839 年，发言人的看法还是同协 会的报告书相反的，那时候，这种看法是政府的意见，因而也可以说是对政府的看法的一种 概括，因为对于一个始终如一的政府来说，它最后形成的看法可以被看作它以前的各种看法 和经验的总和。政府在发言中不但没有承认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 承认的贫困状况，因为发言中这样说道：“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尽量减轻当地的居民在 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可是在目前情况下，转变一词应该理解为逐渐灭亡[注：德文 “Ubergang”的意思是“转变”，“Untergang”的意思是“灭亡”。——编者注]。政府似 乎把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灭亡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只好听天由 命，只能设法减轻这种现象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发言中说：“当然，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 植者阶层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因此，协会就质问道：难道摩泽尔河沿岸 的葡萄种植者不值得别人“想点办法”来挽救吗?如果政府当初坚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那么， 它一开始就会修改这个发言，因为这个发言对于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和决策这样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明确地表示了态度。由此可见，政府可以承认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但是它并没 有打算消除这种状况。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是怎样向当局报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的。1838 年，一 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他在皮斯波特同两个县长举行了会议，在会上他 向其中一个询问了葡萄种植者的财产状况，结果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葡萄种植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是坏的。” 然而，在此以前挥霍一事就早已成了过去的传说。我们在这里只顺便指出，就是目前也远远 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这种同政府的发言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法兰克 福报》第 349 号附刊第 1 号(1842 年)上登载的一篇发自科布伦茨的评论，那篇评论就声称摩 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构的
上级机关也同样反映出了它刚刚获悉的这种官方的看法，其表现就是对于“那些悲惨的”状 况、对于贫困所造成的普遍后果以及产生这种贫困的普遍原因持怀疑态度。上文援引的《协 会公报》还载有财政部对各种申请所作的如下答复： “虽然正如葡萄酒的市价所表明的那样，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沿岸地区，属于第一类和第二 类纳税者的葡萄园主没有理由表示不满，但是我们并不否认，那些生产质量较差的葡萄酒的 农民处境并不是同样有利。” 财政部对请求免交1838年税款的申请书作了如下的答复： “兹对你们去年10月10日送来的呈文答复如下：关于你们申请普遍豁免1838年全部税款 一事实难照准，因为你们本身绝不属于最需要照顾的那一类人，何况那一类人的贫困状 况…也并非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说明这些事 实，所以我们首先就来揭示特里尔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和政府发言人之间的对话所包含的带 有普遍性的基本思想。 政府必然要任命一个官员来审查上述报告书，它所任命的当然是一位十分内行的、最好是亲 自参加过协调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关系的官员。这位官员存心要在有关的申诉书中发现对他所 持的官方见解和他以前从事的官方活动进行的攻击。他自以为忠于职守，并了解自己所掌握 的官方材料的详情细节：突然，他发现了一种相反的看法，于是他就对请愿者抱敌对的态度， 而由于这些请愿者的意图总可能同私人利益有联系，他便觉得这些人的意图值得怀疑，并由 此而怀疑这些请愿者本人，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他不是去利用他们提供的材料，而是 力图否定这些材料。况且，那些显然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文化素养来描述 自己的状况，因此，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没有能力进行表述，而有能力进行表述的葡萄种植业 经营者又不是那么显著地贫困，因而他们的表述就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了。如果说连受 过教育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都被认为缺乏官方的见解，那么，没有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者又 怎能经得住这种官方见解的指摘呢！ 既然私人看到其他的人确实贫困到了极点，看到这种贫困正在悄悄地向自己逼近，而且还意 识到自己所维护的私人利益也同样是国家的利益，意识到自己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国家利益来 捍卫的，他们、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而且他们还会认为，在一种片面而又 任意确立的观点影响下，现实被歪曲了。因此，他们就起来反对狂妄自大的官僚，他们揭露 世界的现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里所设想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他们用实际的证据同官方 摆出的证据进行对照，最后，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估计：人们之所以完全错误地评价他们 所作的信念坚定、事实清晰的情况说明，是因为怀有自私自利的意图，大致说来，这种意图 就是想用官员的理智去对抗市民的理性。由此，私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内行的、 司他们的生活条件有过接触的官员之所以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正是因为这些 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另一方面，没有偏见的官员虽然能够十分公正地判断情况，但是 他在这方面又不内行。官员指摘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 利益缩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利益，其结果就是： 在官员看来，同在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就是得到官方即国家确认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现实 的理性相比，即使是昭然若揭的现实也是虚构的：在官员看来，只有当局的活动范围才是国
上级机关也同样反映出了它刚刚获悉的这种官方的看法，其表现就是对于“那些悲惨的”状 况、对于贫困所造成的普遍后果以及产生这种贫困的普遍原因持怀疑态度。上文援引的《协 会公报》还载有财政部对各种申请所作的如下答复： “虽然正如葡萄酒的市价所表明的那样，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沿岸地区，属于第一类和第二 类纳税者的葡萄园主没有理由表示不满，但是我们并不否认，那些生产质量较差的葡萄酒的 农民处境并不是同样有利。” 财政部对请求免交 1838 年税款的申请书作了如下的答复： “兹对你们去年 10 月 10 日送来的呈文答复如下：关于你们申请普遍豁免 1838 年全部税款 一事实难照准，因为你们本身绝不属于最需要照顾的那一类人，何况那一类人的贫困状 况……也并非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说明这些事 实，所以我们首先就来揭示特里尔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和政府发言人之间的对话所包含的带 有普遍性的基本思想。 政府必然要任命一个官员来审查上述报告书，它所任命的当然是一位十分内行的、最好是亲 自参加过协调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关系的官员。这位官员存心要在有关的申诉书中发现对他所 持的官方见解和他以前从事的官方活动进行的攻击。他自以为忠于职守，并了解自己所掌握 的官方材料的详情细节；突然，他发现了一种相反的看法，于是他就对请愿者抱敌对的态度， 而由于这些请愿者的意图总可能同私人利益有联系，他便觉得这些人的意图值得怀疑，并由 此而怀疑这些请愿者本人，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他不是去利用他们提供的材料，而是 力图否定这些材料。况且，那些显然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文化素养来描述 自己的状况，因此，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没有能力进行表述，而有能力进行表述的葡萄种植业 经营者又不是那么显著地贫困，因而他们的表述就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了。如果说连受 过教育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都被认为缺乏官方的见解，那么，没有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者又 怎能经得住这种官方见解的指摘呢！ 既然私人看到其他的人确实贫困到了极点，看到这种贫困正在悄悄地向自己逼近，而且还意 识到自己所维护的私人利益也同样是国家的利益，意识到自己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国家利益来 捍卫的，他们、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而且他们还会认为，在一种片面而又 任意确立的观点影响下，现实被歪曲了。因此，他们就起来反对狂妄自大的官僚，他们揭露 世界的现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里所设想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他们用实际的证据同官方 摆出的证据进行对照，最后，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估计：人们之所以完全错误地评价他们 所作的信念坚定、事实清晰的情况说明，是因为怀有自私自利的意图，大致说来，这种意图 就是想用官员的理智去对抗市民的理性。由此，私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内行的、 同他们的生活条件有过接触的官员之所以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正是因为这些 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另一方面，没有偏见的官员虽然能够十分公正地判断情况，但是 他在这方面又不内行。官员指摘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 利益缩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利益，其结果就是： 在官员看来，同在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就是得到官方即国家确认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现实 的理性相比，即使是昭然若揭的现实也是虚构的；在官员看来，只有当局的活动范围才是国
家，而处于当局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则是国家所支配的对象，它丝毫也不具备国家的思想 和判断能力。最后，当一种弊端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官员就把大部分的过错推给私人，认 为这些人的境况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许对官僚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 则和制度的完善性表示怀疑，又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制度中的任何一项。在这种情况下，那 些深知自己具有勤劳、节俭的精神，深知自己正在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进行着艰苦斗争的私 人，便反过来要求独揽创造国家生活的大权的官员消除他们的贫困状况，而且，既然官员宣 称自己能改善一切状况，私人就要求官员证明自己确实能通过一些措施来改善那些恶劣的状 况，或者至少也得承认适用于一定时期的制度在情况完全变化了的时期就不适用了。 在官僚界内部，这种认为官方的认识更加高明的观点，以及管理机构和它的管理对象之间的 这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看到，地政局在评定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时， 就首先强调地籍簿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财政部则断言灾难不是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 “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管理机构也根本不在自身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 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同葡萄种植者接触最多的个别官员把他们的处境想象得比实际情况 要好，或者与实际情况不同，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在必然。这种官员认为，他的辖 区内的情况是否良好的问题，也就是他是否把这个地区管理得很好的问题。而管理原则和制 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他是无权过问的，对此只有上级才能作出判断，因为上级对 各种事情的官方性质，即对各种事情和整个国家的联系有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刻的认识。他 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自己管理得很好。由于这一切，一方面，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 悲惨，另一方面，即使他发现情况确实很悲惨，他也只会在管理机构之外寻找原因，他把这 种原因或者归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者归于同管理机构毫无关系的私人生 活，或者归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 显然，高级行政当局对自己的官员的信任肯定超过对被管理者的信任，因为不能想象后者也 持有同样的官方见解。况且，行政当局还有自己的传统。它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也有自己 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它掌握着官方在地籍簿中提供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情况：它拥有官方审定 的关于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它在各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那种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都要保持自己的权威的官僚的现实。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是互相补充的，这两个方面 就是：官僚等级制度的成规和那种把公民分为两类，即分为管理机构中的积极的、自觉的公 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依据国家的自觉的、积极的存在体现于 管理机构这一原则，每届政府都会把某个地区的涉及国家方面的状况看作自己的前任活动的 结果。根据等级制度的成规，这个前任多半会升官，而且往往会成为他的继任者的顶头上司。 [168]最后，一方面，每个政府都具有真正的国家意识，即认为国家有不顾一切私人利益而 必须实施的法律，另一方面，每个政府作为个别的行政当局又不能制定，而只能执行制度和 法律。因此，政府不可能设法对管理工作本身进行改革，而只能设法对管理的对象进行改革。 它不可能修改自己的法律以适应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它只能在既定的管理法律范围内 设法增进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福利。所以，当一个政府在已经确定的、对它自身也起支配作 用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范围内，越是勤勤恳恳地努力去消除引入注目的、遍及整个地区的贫 困状况，而这种贫困现象却越是顽强地持续存在下去，而且尽管有好的管理仍然越来越严重 的时候，这个政府就会越发强烈地、真诚地、坚决地深信这种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深信它 根本无法由管理机构即国家加以改变，相反，必须由被管理者一方来改变。 如果下级行政当局相信上司所持的官方见解，即认为各项管理原则都是好的，并且负责在每 个场合都格尽职守地贯彻这些原则，那么，上级行政当局就会坚信总的原则是正确的，并且
家，而处于当局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则是国家所支配的对象，它丝毫也不具备国家的思想 和判断能力。最后，当一种弊端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官员就把大部分的过错推给私人，认 为这些人的境况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许对官僚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 则和制度的完善性表示怀疑，又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制度中的任何一项。在这种情况下，那 些深知自己具有勤劳、节俭的精神，深知自己正在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进行着艰苦斗争的私 人，便反过来要求独揽创造国家生活的大权的官员消除他们的贫困状况，而且，既然官员宣 称自己能改善一切状况，私人就要求官员证明自己确实能通过一些措施来改善那些恶劣的状 况，或者至少也得承认适用于一定时期的制度在情况完全变化了的时期就不适用了。 在官僚界内部，这种认为官方的认识更加高明的观点，以及管理机构和它的管理对象之间的 这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看到，地政局在评定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时， 就首先强调地籍簿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财政部则断言灾难不是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 “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管理机构也根本不在自身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 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同葡萄种植者接触最多的个别官员把他们的处境想象得比实际情况 要好，或者与实际情况不同，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在必然。这种官员认为，他的辖 区内的情况是否良好的问题，也就是他是否把这个地区管理得很好的问题。而管理原则和制 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他是无权过问的，对此只有上级才能作出判断，因为上级对 各种事情的官方性质，即对各种事情和整个国家的联系有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刻的认识。他 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自己管理得很好。由于这一切，一方面，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 悲惨，另一方面，即使他发现情况确实很悲惨，他也只会在管理机构之外寻找原因，他把这 种原因或者归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者归于同管理机构毫无关系的私人生 活，或者归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 显然，高级行政当局对自己的官员的信任肯定超过对被管理者的信任，因为不能想象后者也 持有同样的官方见解。况且，行政当局还有自己的传统。它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也有自己 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它掌握着官方在地籍簿中提供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情况；它拥有官方审定 的关于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它在各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那种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都要保持自己的权威的官僚的现实。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是互相补充的，这两个方面 就是：官僚等级制度的成规和那种把公民分为两类，即分为管理机构中的积极的、自觉的公 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依据国家的自觉的、积极的存在体现于 管理机构这一原则，每届政府都会把某个地区的涉及国家方面的状况看作自己的前任活动的 结果。根据等级制度的成规，这个前任多半会升官，而且往往会成为他的继任者的顶头上司。 [168]最后，一方面，每个政府都具有真正的国家意识，即认为国家有不顾一切私人利益而 必须实施的法律，另一方面，每个政府作为个别的行政当局又不能制定，而只能执行制度和 法律。因此，政府不可能设法对管理工作本身进行改革，而只能设法对管理的对象进行改革。 它不可能修改自己的法律以适应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它只能在既定的管理法律范围内 设法增进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福利。所以，当一个政府在已经确定的、对它自身也起支配作 用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范围内，越是勤勤恳恳地努力去消除引入注目的、遍及整个地区的贫 困状况，而这种贫困现象却越是顽强地持续存在下去，而且尽管有好的管理仍然越来越严重 的时候，这个政府就会越发强烈地、真诚地、坚决地深信这种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深信它 根本无法由管理机构即国家加以改变，相反，必须由被管理者一方来改变。 如果下级行政当局相信上司所持的官方见解，即认为各项管理原则都是好的，并且负责在每 个场合都恪尽职守地贯彻这些原则，那么，上级行政当局就会坚信总的原则是正确的，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