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1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12辩论情况的辩论 在柏林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普鲁士国家报》13发表了一篇自白书[注：实际上是 指1842年3月16、19和26日该报第75、78、86号刊登的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 的影响》、《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和《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三篇文章。一一编 者注]，这使德国的所有作者和读者大为惊奇。自然，该报选择的是一种高贵的、外交式的、 不那么有趣的仟悔方式。它装得像是要给自己的同行们一面认识的镜子：它神秘地谈论的只 是其他普鲁士报纸，其实它所讲的就是那家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普鲁士报纸，即它自己。 对这种情况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凯撒在说自己时就用第三人称。为什么《普鲁士国 家报》用第三人称讲话时就不能指自己呢？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用自己的名字 一“乔治”等等。为什么《普鲁士国家报》就不能用《福斯报》14、《施本纳报》15或其 他某个圣徒的名字来代替“我”呢？ 新的书报检查令颁布了，我们的报纸认为必须学会一套与自由相适应的外貌和作风。《普 鲁士国家报》也不得不醒悟过来，并且突然产生出某种自由主义的（至少是独立的）思想。 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自白。 因此，只要牢牢记住《普鲁士国家报》在这里发表的是它的自白书，只要不忘记我们在 这里看到的是未成年的半官方报纸的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一切疑团都会迎刃而解。我们 确信《普鲁士国家报》是在“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注：《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 引用了歌德《伊菲姬妮亚在陶里斯》第1幕第3场中的这句话。一一编者注]，我们只是难 于决定：我们应该更加赞扬的是这种伟大的沉着呢，还是这种沉着的伟大？ 书报检查令刚一颁布，《国家报》在经受这一打击之后刚清醒过来，该报就提出了一个 问题：“书报检查方面更大的自由给你们普鲁士报纸带来了什么好处？”[注：《1841年12 月24日书报检查令的影响》，见1842年3月16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第75号。一一编 者注] 显然，它是想说：多年来书报检查机关的严格戒律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虽然监护和 管束是最认真、最全面的，可是我却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今后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独立 行走我还没有学会，但是，爱看热闹的观众总是等着看瘫痪者轻步飞舞。我的同行们，同样 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你们！让我们在普鲁士人民面前公开承认我们的弱点吧，但是我们的自白 要说得巧妙一些。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是索然无味的。可是，我们要告诉他 们，如果说普鲁士人民对普鲁士报纸不感兴趣，那是报纸对普鲁士国家不感兴趣。 《国家报》大胆地提出问题，而且更大胆地回答问题，这只是它觉醒的前奏，这是它在 睡梦中背诵它将要扮演的那一角色的台词。它正在醒悟，正在把自己的精神表露出来。请注 意倾听这位埃皮门尼德斯16说些什么！ 大家知道，计数是摇摆于感性和思维之间的理智的最初的理论活动。计数是小孩的理智 的最初的自由理论活动。《普鲁士国家报》向它的同行们17号召：让我们来计数吧。统计是 首要的政治科学！[注：见《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一一编者注]如果我知道一个人有多少 根头发，我就了解了这个人的脑袋。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自己，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要正确评价我们自己、特别是我《普 鲁士国家报》，还有什么办法能比统计更好呢！统计不仅会证实我和任何一家法国或英国报 纸一样经常出版，而且会证实我的读者比文明世界任何一家报纸的读者都少。除了那些不是 十分愿意而是被迫对我发生兴趣的官员，除了那些离不开半官方报纸的公共场所，还有谁读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1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 12 辩论情况的辩论 在柏林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普鲁士国家报》13 发表了一篇自白书［注：实际上是 指 1842 年 3 月 16、19 和 26 日该报第 75、78、86 号刊登的 1841 年 12 月 24 日书报检查令 的影响》、《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和《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三篇文章。——编 者注］，这使德国的所有作者和读者大为惊奇。自然，该报选择的是一种高贵的、外交式的、 不那么有趣的忏悔方式。它装得像是要给自己的同行们一面认识的镜子；它神秘地谈论的只 是其他普鲁士报纸，其实它所讲的就是那家 par excellence [最道地的]普鲁士报纸，即它自己。 对这种情况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凯撒在说自己时就用第三人称。为什么《普鲁士国 家报》用第三人称讲话时就不能指自己呢？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用自己的名字 ——“乔治”等等。为什么《普鲁士国家报》就不能用《福斯报》14、《施本纳报》15 或其 他某个圣徒的名字来代替“我”呢？ 新的书报检查令颁布了。我们的报纸认为必须学会一套与自由相适应的外貌和作风。《普 鲁士国家报》也不得不醒悟过来，并且突然产生出某种自由主义的(至少是独立的)思想。 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自白。 因此，只要牢牢记住《普鲁士国家报》在这里发表的是它的自白书，只要不忘记我们在 这里看到的是未成年的半官方报纸的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一切疑团都会迎刃而解。我们 确信《普鲁士国家报》是在“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注：《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 引用了歌德《伊菲姬妮亚在陶里斯》第 1 幕第 3 场中的这句话。——编者注］，我们只是难 于决定：我们应该更加赞扬的是这种伟大的沉着呢，还是这种沉着的伟大？ 书报检查令刚一颁布，《国家报》在经受这一打击之后刚清醒过来，该报就提出了一个 问题：“书报检查方面更大的自由给你们普鲁士报纸带来了什么好处？”［注：《1841 年 12 月 24 日书报检查令的影响》，见 1842 年 3 月 16 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第 75 号。——编 者注］ 显然，它是想说：多年来书报检查机关的严格戒律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虽然监护和 管束是最认真、最全面的，可是我却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今后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独立 行走我还没有学会，但是，爱看热闹的观众总是等着看瘫痪者轻步飞舞。我的同行们，同样 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你们！让我们在普鲁士人民面前公开承认我们的弱点吧，但是我们的自白 要说得巧妙一些。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是索然无味的。可是，我们要告诉他 们，如果说普鲁士人民对普鲁士报纸不感兴趣，那是报纸对普鲁士国家不感兴趣。 《国家报》大胆地提出问题，而且更大胆地回答问题，这只是它觉醒的前奏，这是它在 睡梦中背诵它将要扮演的那一角色的台词。它正在醒悟，正在把自己的精神表露出来。请注 意倾听这位埃皮门尼德斯 16 说些什么！ 大家知道，计数是摇摆于感性和思维之间的理智的最初的理论活动。计数是小孩的理智 的最初的自由理论活动。《普鲁士国家报》向它的同行们 17 号召：让我们来计数吧。统计是 首要的政治科学！［注：见《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编者注］如果我知道一个人有多少 根头发，我就了解了这个人的脑袋。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自己，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要正确评价我们自己、特别是我《普 鲁士国家报》，还有什么办法能比统计更好呢！统计不仅会证实我和任何一家法国或英国报 纸一样经常出版，而且会证实我的读者比文明世界任何一家报纸的读者都少。除了那些不是 十分愿意而是被迫对我发生兴趣的官员，除了那些离不开半官方报纸的公共场所，还有谁读
我呢？请问还有谁呢？如果把花在我身上的费用和我带来的收入计算一下，你们就会承认： 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绝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你们看，统计是多么令人信服， 计数是怎样使一切进一步的脑力活动成为多余！总之，大家来计数吧！数字表格可以启迪民 众，而不会激起他们的热情。 《国家报》凭借它在统计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18并列，不仅同宇宙 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19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列来表示动物的各种差别等等的 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注：洛·奥肯。一一编者注]对它也有影响。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家报》虽然看起来充满实证的色彩，可是并没有离开现代哲学的 基础。 《国家报》是一家全面的报纸。它并不以数为满足，并不以时间的长短为满足。它在承 认数量的原则上更进一步，对空间的量也给予了充分的估价。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 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间是小孩在世界上体验到的第一种量，因此，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 就是伟人。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国家报》也向我们说，大部头的书比薄本子要好得多， 至于篇幅只有寥寥几页，每日只出一个印张的报纸，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们德国人专门会发表长篇大论！你们去写论述国家机构的内容广泛的书籍吧，去写那 种除了作者先生和评论家先生以外再没有人去读的博大精深的著作吧，可是要记住，你们的 报纸并不是书籍。请你们想一想，一部内容翔实的三卷本的著作共有多少纸张呵！所以，你 们不要到报纸上去寻找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因为报纸只会给你们提供统计表格：你们 应当到书本中去寻找这种精神，书本仅仅凭它的篇幅就足以保证它的翔实了。 好孩子，你们要记住，这里讲的是“学术性的”东西。因此，你们首先要钻研大部头的 书，然后也会喜爱我们报纸的，因为我们的篇幅不大，笔调轻松，在读了大部头的书之后， 它确实可以起一种清心爽神的作用。 当然！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中世纪那种令人赞叹的、对宏大事物的真正鉴赏力 了。请看一看我们的虔诚派的短小的论文，请看一看我们的至多不过以小八开本印行的成套 哲学著作，然后再看一看邓斯·司各脱的二十卷大开本的巨著[注：邓斯·司各脱的大开本 《牛津文集》实际只有十二卷。一一编者注]吧。这些大部头著作，甚至不用你去阅读，光 是它们那惊人的外观就像哥特式建筑一样，足以打动你们的心弦，使你们惊异不置。这些天 生的庞然大物以物质的形式对精神产生作用。精神感觉到巨大物体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 敬畏的开端。不是你们占有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占有了你们。你们成了书籍的附属品， 而普鲁士《国家报》认为，人民也应该这样成为他们的政治出版物的附属品。 由此可见，《国家报》虽然完全按照现代方式说话，可是并没有离开属于中世纪典型时 期的历史基础。 但是，如果说小孩的理论思维具有量的性质，那么，小孩的推断和他的实践思维则首先 具有实践和感性的性质。感性的禀赋是把小孩和世界连接起来的第一个纽带。感觉的实践器 官，主要是鼻和口，是小孩用来评价世界的首要器官。因此，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普鲁士 《国家报》也用鼻子来确定报纸的价值，特别是它本身的价值。如果说希腊的一位思想家[注： 赫拉克利特。一一编者注]认为干燥的灵魂才是最好的20，那么，《国家报》就认为“香的” 报纸才是“好的”。《国家报》对奥格斯堡《总汇报》21和《辩论日报》22的“文艺芳香” 推崇备至。真是少见的天真，值得称赞伟大的、最伟大的庞培！[注：见《国内报刊和国内 统计》。一一编者注] 《国家报》在令人感激地发表了让我们得以窥见其灵魂的想法以后，终于用一种高深的 议论概括地叙述了它对国家的观点。议论的中心就是它那伟大的发现：“普鲁士的国家管理 机构和全部国家机体是同政治精神脱节的，因此，它们在政治方面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报纸都 不可能发生丝毫兴趣。”[注：《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一一编者注]
我呢？请问还有谁呢？如果把花在我身上的费用和我带来的收入计算一下，你们就会承认： 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绝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你们看，统计是多么令人信服， 计数是怎样使一切进一步的脑力活动成为多余！总之，大家来计数吧！数字表格可以启迪民 众，而不会激起他们的热情。 《国家报》凭借它在统计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 18 并列，不仅同宇宙 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 19 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列来表示动物的各种差别等等的 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注：洛·奥肯。——编者注］对它也有影响。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家报》虽然看起来充满实证的色彩，可是并没有离开现代哲学的 基础。 《国家报》是一家全面的报纸。它并不以数为满足，并不以时间的长短为满足。它在承 认数量的原则上更进一步，对空间的量也给予了充分的估价。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 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间是小孩在世界上体验到的第一种量，因此，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 就是伟人。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国家报》也向我们说，大部头的书比薄本子要好得多， 至于篇幅只有寥寥几页，每日只出一个印张的报纸，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们德国人专门会发表长篇大论！你们去写论述国家机构的内容广泛的书籍吧，去写那 种除了作者先生和评论家先生以外再没有人去读的博大精深的著作吧，可是要记住，你们的 报纸并不是书籍。请你们想一想，一部内容翔实的三卷本的著作共有多少纸张呵！所以，你 们不要到报纸上去寻找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因为报纸只会给你们提供统计表格；你们 应当到书本中去寻找这种精神，书本仅仅凭它的篇幅就足以保证它的翔实了。 好孩子，你们要记住，这里讲的是“学术性的”东西。因此，你们首先要钻研大部头的 书，然后也会喜爱我们报纸的，因为我们的篇幅不大，笔调轻松，在读了大部头的书之后， 它确实可以起一种清心爽神的作用。 当然！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中世纪那种令人赞叹的、对宏大事物的真正鉴赏力 了。请看一看我们的虔诚派的短小的论文，请看一看我们的至多不过以小八开本印行的成套 哲学著作，然后再看一看邓斯·司各脱的二十卷大开本的巨著［注：邓斯·司各脱的大开本 《牛津文集》实际只有十二卷。——编者注］吧。这些大部头著作，甚至不用你去阅读，光 是它们那惊人的外观就像哥特式建筑一样，足以打动你们的心弦，使你们惊异不置。这些天 生的庞然大物以物质的形式对精神产生作用。精神感觉到巨大物体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 敬畏的开端。不是你们占有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占有了你们。你们成了书籍的附属品， 而普鲁士《国家报》认为，人民也应该这样成为他们的政治出版物的附属品。 由此可见，《国家报》虽然完全按照现代方式说话，可是并没有离开属于中世纪典型时 期的历史基础。 但是，如果说小孩的理论思维具有量的性质，那么，小孩的推断和他的实践思维则首先 具有实践和感性的性质。感性的禀赋是把小孩和世界连接起来的第一个纽带。感觉的实践器 官，主要是鼻和口，是小孩用来评价世界的首要器官。因此，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普鲁士 《国家报》也用鼻子来确定报纸的价值，特别是它本身的价值。如果说希腊的一位思想家［注： 赫拉克利特。——编者注］认为干燥的灵魂才是最好的 20，那么，《国家报》就认为“香的” 报纸才是“好的”。《国家报》对奥格斯堡《总汇报》21 和《辩论日报》22 的“文艺芳香” 推崇备至。真是少见的天真，值得称赞!伟大的、最伟大的庞培！［注：见《国内报刊和国内 统计》。——编者注］ 《国家报》在令人感激地发表了让我们得以窥见其灵魂的想法以后，终于用一种高深的 议论概括地叙述了它对国家的观点。议论的中心就是它那伟大的发现：“普鲁士的国家管理 机构和全部国家机体是同政治精神脱节的，因此，它们在政治方面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报纸都 不可能发生丝毫兴趣。”［注：《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编者注］
这样一来，按照普鲁士《国家报》的意见，普鲁士的国家管理机构并不具有政治精神， 或者说，政治精神不会存在于国家管理机构之中。《国家报》竞然说出了连最凶恶的敌人也 想不出的话，断言现实的国家生活没有政治精神，政治精神不存在于现实国家之中。它这样 做是多么莽撞呀！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普鲁士《国家报》的小孩式的感性观点。它向我们说：当谈到铁 路时，只应当想到铁和路：当谈到贸易合同时，只应当想到糖和咖啡：当谈到制革厂时，就 只应当想到皮革。当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只看到个别的东西，想不到还有把 这种特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存在，这种神经在国家中也如在各处一样，把各个 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小孩相信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围绕个别旋转。所 以，小孩不相信精神，但却相信妖怪。 因此，普鲁士《国家报》认为政治精神是法国的鬼怪，而且还以为把皮革、砂糖、刺刀 和数字向鬼怪头上扔去，就可以降伏这个鬼怪。 不过，读者会打断我们说：我们本来打算谈谈“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现在却给我们 抱出一个“无罪的天使”一一新闻界上了年纪的孩子《普鲁士国家报》，并且反复地唱起了 老练的摇篮曲。《国家报》一再想用这种摇篮曲使自己和同行们安静地沉入冬夜的梦乡。 但是，难道席勒没有说过： “明辨事理者的理智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23” [注：席勒《信仰的话》。一一编者注] 普鲁士《国家报》“以它天真的心灵”提醒我们说，普鲁士的情况并不比英国差，我们 有等级会议，只要报刊有能力，它是有权对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进行讨论的。因为《国家报》 具有伟大的典型的自我意识，它认为普鲁士报纸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后一种品质作 为该报的特权，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同时我们不想多谈该报的能力问题，倒愿意不揣冒味地 把该报以它天真的心灵透露出来的那种思想付诸实现。 只有在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被当作“公开的事实”来对待，也就是说，成为报刊的对象 时，公布会议辩论情况才能成为现实。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最近一届莱茵省议会。 我们现在从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开始谈起，并且事先必须指出，在讨论 这一问题时，我们间或将以参加者的身分发表我们自己的实际看法，而在以后的几篇论文中， 我们将更多地以历史观察者的身分来注意并叙述辩论的进程。 这种叙述方法上的差别是由辩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在辩论其他问题时，我们发现各等 级的代表对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而在新闻出版问题上则不然，反对新闻出版自由 的人稍占优势。这些人除了发表一些空洞的流行言论和老生常谈以外，我们发现他们还有一 种病态的激动，一种由他们对新闻出版的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态度所决定的强烈的偏见：而 为新闻出版辩护的人，总的说来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 感觉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头脑的事情，根本用 不着心脏去过问。对他们说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异国的”植物，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业余 爱好”来同它打交道的。因此，他们只是举出一些十分空泛而含糊不清的论断来对付论敌的 特别“有力的”论据，可是就连最愚蠢的想法在未被彻底驳倒以前也自认为是很了不起的。 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 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24。新闻出版自由也是一种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之美），要想为 它辩护，就必须喜爱它。我真正喜爱什么东西，我就会感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是我 所需要的，没有它的存在，我的生活就不可能充实、美满。然而上述那些为新闻出版自由辩
这样一来，按照普鲁士《国家报》的意见，普鲁士的国家管理机构并不具有政治精神， 或者说，政治精神不会存在于国家管理机构之中。《国家报》竟然说出了连最凶恶的敌人也 想不出的话，断言现实的国家生活没有政治精神，政治精神不存在于现实国家之中。它这样 做是多么莽撞呀！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普鲁士《国家报》的小孩式的感性观点。它向我们说：当谈到铁 路时，只应当想到铁和路；当谈到贸易合同时，只应当想到糖和咖啡；当谈到制革厂时，就 只应当想到皮革。当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只看到个别的东西，想不到还有把 这种特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存在，这种神经在国家中也如在各处一样，把各个 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小孩相信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围绕个别旋转。所 以，小孩不相信精神，但却相信妖怪。 因此，普鲁士《国家报》认为政治精神是法国的鬼怪，而且还以为把皮革、砂糖、刺刀 和数字向鬼怪头上扔去，就可以降伏这个鬼怪。 不过，读者会打断我们说：我们本来打算谈谈“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现在却给我们 抱出一个“无罪的天使”——新闻界上了年纪的孩子《普鲁士国家报》，并且反复地唱起了 老练的摇篮曲。《国家报》一再想用这种摇篮曲使自己和同行们安静地沉入冬夜的梦乡。 但是，难道席勒没有说过： “明辨事理者的理智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23” ［注：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普鲁士《国家报》“以它天真的心灵”提醒我们说，普鲁士的情况并不比英国差，我们 有等级会议，只要报刊有能力，它是有权对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进行讨论的。因为《国家报》 具有伟大的典型的自我意识，它认为普鲁士报纸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后一种品质作 为该报的特权，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同时我们不想多谈该报的能力问题，倒愿意不揣冒昧地 把该报以它天真的心灵透露出来的那种思想付诸实现。 只有在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被当作“公开的事实”来对待，也就是说，成为报刊的对象 时，公布会议辩论情况才能成为现实。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最近一届莱茵省议会。 我们现在从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开始谈起，并且事先必须指出，在讨论 这一问题时，我们间或将以参加者的身分发表我们自己的实际看法，而在以后的几篇论文中， 我们将更多地以历史观察者的身分来注意并叙述辩论的进程。 这种叙述方法上的差别是由辩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在辩论其他问题时，我们发现各等 级的代表对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而在新闻出版问题上则不然，反对新闻出版自由 的人稍占优势。这些人除了发表一些空洞的流行言论和老生常谈以外，我们发现他们还有一 种病态的激动，一种由他们对新闻出版的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态度所决定的强烈的偏见；而 为新闻出版辩护的人，总的说来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 感觉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头脑的事情，根本用 不着心脏去过问。对他们说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异国的”植物，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业余 爱好”来同它打交道的。因此，他们只是举出一些十分空泛而含糊不清的论断来对付论敌的 特别“有力的”论据，可是就连最愚蠢的想法在未被彻底驳倒以前也自认为是很了不起的。 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 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 24。新闻出版自由也是一种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之美)，要想为 它辩护，就必须喜爱它。我真正喜爱什么东西，我就会感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是我 所需要的，没有它的存在，我的生活就不可能充实、美满。然而上述那些为新闻出版自由辩
护的人，即使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看来也会生活得很美满的。 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政治会议的水平，正像一般反对派表明一个社会的水平一 样。一个时代如果把不信鬼神视为哲学上的胆大妄为之举，把反对女巫审判视为奇谈怪论， 这样的时代就是把崇信鬼神和女巫审判视为合法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 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 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 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一个等级会议中的反对 派如果还要说服人们相信意志自由是人的天性，那么，这样的等级会议至少还不是享有意志 自由的等级会议。例外只是证实常规。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自由主义的立场已变成 什么样子，自由在人的身上体现到怎样的程度。 因此，如果说我们看到，省等级会议中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根本不能胜任其任务，那 么整个省议会的情况就更是这样。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从这一点开始叙述省等级会议的辩论，这不仅是由于对新闻出版 自由有特殊的兴趣，而且也由于对省议会有一般的兴趣。我们认为，在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 中，特殊等级精神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清楚、明确而充分。新闻出版自由的反对派尤 其是如此，正如在一般自由的反对派中，特定领域的精神、特殊等级的个人利益、品格的先 天的片面性表现得最为强烈、明显，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战、骑士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 战，所以，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还有什么镜子能比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 更真实地反映省议会的内在特性呢？ 我们从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敌开始，而且一一这是合理的一一从诸侯等级的一位辩论 人[注：指莱·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一一编者注]开始谈起。 我们不想详谈他发言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恶等等” 这一部分，因为这个论题已经由另一位辩论人比较透彻地分析过了。不过，我们不能不谈一 下辩论人的独特的论据。 “书报检查制度同新闻出版界的不法行为比较起来”是“一种较小的恶”。“这一信念在 我们德国己日渐巩固，因此，联邦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普鲁 士已经接受这些法律并服从这些法律。”25 省议会正在讨论关于使新闻出版摆脱羁绊的问题。这位辩论人说：这些束缚新闻出版的 羁绊、锁链本身就证明，新闻出版的使命不是要进行自由的活动。它的被束缚状态否证了它 的本质。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就否定了新闻出版自由： 这是一种用来反对任何改革的圆滑的论据，某个派别26的经典理论把它表述得最为透 彻。对自由的任何一点限制实际上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权人物曾一度坚信必须限制自由，而 这种信念也就成为后来信念的准绳了。 有人曾经命令人们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伽利略被驳倒了吗？ 同样，在我们德国曾经用法律手续确定了下面这种为各个诸侯所赞同的全帝国共同的信 念：农奴身分是某些人的躯体的特性：用外科手术即刑讯拷打最能查明真相：要用尘世之火 来向异教徒显示地狱之火。 难道法定的农奴身分不正是否定关于人体并非使用和占有的对象这一合乎理性的怪想 的实际证明吗？难道自发进行的刑讯拷打不是驳倒了关于依靠屠杀不能弄清真相，刑讯台上 抻拉脊骨不能使人丧失刚强，抽搐并不是认罪等等空洞的理论吗？ 在辩论人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事实就这样推翻了新闻出版自由：这在事实上是正
护的人，即使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看来也会生活得很美满的。 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政治会议的水平，正像一般反对派表明一个社会的水平一 样。一个时代如果把不信鬼神视为哲学上的胆大妄为之举，把反对女巫审判视为奇谈怪论， 这样的时代就是把崇信鬼神和女巫审判视为合法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 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 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 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一个等级会议中的反对 派如果还要说服人们相信意志自由是人的天性，那么，这样的等级会议至少还不是享有意志 自由的等级会议。例外只是证实常规。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自由主义的立场已变成 什么样子，自由在人的身上体现到怎样的程度。 因此，如果说我们看到，省等级会议中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根本不能胜任其任务，那 么整个省议会的情况就更是这样。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从这一点开始叙述省等级会议的辩论，这不仅是由于对新闻出版 自由有特殊的兴趣，而且也由于对省议会有一般的兴趣。我们认为，在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 中，特殊等级精神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清楚、明确而充分。新闻出版自由的反对派尤 其是如此，正如在一般自由的反对派中，特定领域的精神、特殊等级的个人利益、品格的先 天的片面性表现得最为强烈、明显，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战、骑士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 战，所以，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还有什么镜子能比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 更真实地反映省议会的内在特性呢？ 我们从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敌开始，而且——这是合理的——从诸侯等级的一位辩论 人［注：指莱·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编者注］开始谈起。 我们不想详谈他发言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恶等等” 这一部分，因为这个论题已经由另一位辩论人比较透彻地分析过了。不过，我们不能不谈一 下辩论人的独特的论据。 “书报检查制度同新闻出版界的不法行为比较起来”是“一种较小的恶”。“这一信念在 我们德国已日渐巩固，因此，联邦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普鲁 士已经接受这些法律并服从这些法律。”25 省议会正在讨论关于使新闻出版摆脱羁绊的问题。这位辩论人说：这些束缚新闻出版的 羁绊、锁链本身就证明，新闻出版的使命不是要进行自由的活动。它的被束缚状态否证了它 的本质。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就否定了新闻出版自由。 这是一种用来反对任何改革的圆滑的论据，某个派别 26 的经典理论把它表述得最为透 彻。对自由的任何一点限制实际上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权人物曾一度坚信必须限制自由，而 这种信念也就成为后来信念的准绳了。 有人曾经命令人们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伽利略被驳倒了吗？ 同样，在我们德国曾经用法律手续确定了下面这种为各个诸侯所赞同的全帝国共同的信 念：农奴身分是某些人的躯体的特性；用外科手术即刑讯拷打最能查明真相；要用尘世之火 来向异教徒显示地狱之火。 难道法定的农奴身分不正是否定关于人体并非使用和占有的对象这一合乎理性的怪想 的实际证明吗？难道自发进行的刑讯拷打不是驳倒了关于依靠屠杀不能弄清真相，刑讯台上 抻拉脊骨不能使人丧失刚强，抽搐并不是认罪等等空洞的理论吗？ 在辩论人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事实就这样推翻了新闻出版自由；这在事实上是正
确的，这是真理，它十分真实，甚至可以用画地形的方法来确定它的界限，一一只要越过一 定的界限，它就不再是事实和真理了。接着，我们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教： “无论在言语上或在文字上，无论在我们莱茵省或在整个德国，都看不出真实而高尚的 精神发展受到了束缚。”[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一一编者 注] 据说照耀着我们新闻出版界的这种真理的高尚光芒，就是书报检查制度赠送的礼物。 首先我们用辩论人过去的论据来反驳他自己。我们举出的不是一个合理的论据，而是政 府的一项法令。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正式宣称：直到现在，新闻出版一直受到太大的限 制，它还必须设法具有真正民族的内容。辩论人可以看到，在我们德国，信念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把书报检查制度看作我们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这是多么不合逻辑的奇谈怪 论！ 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的永远响亮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轰鸣：他是一头狮 子，你想要和人们一起叫一声“吼得好，狮子！”27，就必须亲自倾听一下这头狮子的吼声。 米拉波是在监狱里获得知识的。难道监狱因此就是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吗？ 虽然有一整套精神上的关卡，德国精神仍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如果认为这种成就的取 得正是由于关卡和限制，那么这种看法是地道的王公老爷的偏见。德国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 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当新闻出版业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枯萎凋谢、 艰难度日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作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据，其实它只能否证新闻出版 的不自由。当新闻出版业不顾书报检查制度的刁难仍保持着自己的主要特点时，这种情况却 被援引来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其实它只能用来为精神辩护，而不能用来为镣铐辩护。 其实，“真实而高尚的发展”是有其缘由的。 在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1819一1830年间（后来，即使不是在“我们德国”，也毕竞 在德国的绝大部分，书报检查制度本身也受到时势和这一时期内形成的奇特信念的检查)， 我国著作界处于“晚报时期”。我们同样有权把这个时期称为“真实而高尚的”、精神的和充 分发展的时期，正像《晚报》的编辑“温克勒”幽默地用“光明”这一笔名称呼自己一样， 虽然我们认为他的亮度比深夜沼泽的亮度还要微弱。这位以“赫尔”作为笔名的愚昧的乡下 佬就是当时著作界的典型。[双关语：Winkler是姓，《Krahwinkler》是“穷乡僻壤的居民”。 一一编者注]那个大斋期一定会向后代证明，如果说只有少数的圣徒才能在禁绝饮食的条件 下坚持40天之久，那么，整个德国虽然从来不是神圣的，却能在既不消费也不生产精神食 粮的情况下存在20年以上。新闻出版界堕落了，很难说，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于特性 不足和内容缺乏呢，还是恰恰相反。如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在过，应当说这 对德国最有利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充满生机的精神在跃动的领域一一哲学领域，已不 再说德语，因为德语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说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 因为己不允许可以理解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和莱茵省等级会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么即 使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行政区恐怕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我们不认为这是莱 茵省的缺陷，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报刊”， 但是要办“不自由的报刊”，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著作时期”的那个刚告结束的著作时 期，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疑不负责任地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 的损失：因此，这个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起辩论人所认为的高尚艺术的导师的作用。或许当 初人们是把“高尚而真实的新闻出版业”理解为体面地戴着锁链的新闻出版业吧？
确的，这是真理，它十分真实，甚至可以用画地形的方法来确定它的界限，——只要越过一 定的界限，它就不再是事实和真理了。接着，我们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教： “无论在言语上或在文字上，无论在我们莱茵省或在整个德国，都看不出真实而高尚的 精神发展受到了束缚。”［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 年科布伦茨版。——编者 注］ 据说照耀着我们新闻出版界的这种真理的高尚光芒，就是书报检查制度赠送的礼物。 首先我们用辩论人过去的论据来反驳他自己。我们举出的不是一个合理的论据，而是政 府的一项法令。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正式宣称：直到现在，新闻出版一直受到太大的限 制，它还必须设法具有真正民族的内容。辩论人可以看到，在我们德国，信念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把书报检查制度看作我们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这是多么不合逻辑的奇谈怪 论！ 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的永远响亮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轰鸣；他是一头狮 子，你想要和人们一起叫一声“吼得好，狮子！”27，就必须亲自倾听一下这头狮子的吼声。 米拉波是在监狱里获得知识的。难道监狱因此就是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吗？ 虽然有一整套精神上的关卡，德国精神仍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如果认为这种成就的取 得正是由于关卡和限制，那么这种看法是地道的王公老爷的偏见。德国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 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当新闻出版业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枯萎凋谢、 艰难度日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作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据，其实它只能否证新闻出版 的不自由。当新闻出版业不顾书报检查制度的刁难仍保持着自己的主要特点时，这种情况却 被援引来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其实它只能用来为精神辩护，而不能用来为镣铐辩护。 其实，“真实而高尚的发展”是有其缘由的。 在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 1819—1830 年间(后来，即使不是在“我们德国”，也毕竟 在德国的绝大部分，书报检查制度本身也受到时势和这一时期内形成的奇特信念的检查)， 我国著作界处于“晚报时期”。我们同样有权把这个时期称为“真实而高尚的”、精神的和充 分发展的时期，正像《晚报》的编辑“温克勒”幽默地用“光明”这一笔名称呼自己一样， 虽然我们认为他的亮度比深夜沼泽的亮度还要微弱。这位以“赫尔”作为笔名的愚昧的乡下 佬就是当时著作界的典型。[双关语：Winkler 是姓，《Krahwinkler》是“穷乡僻壤的居民”。 ——编者注]那个大斋期一定会向后代证明，如果说只有少数的圣徒才能在禁绝饮食的条件 下坚持 40 天之久，那么，整个德国虽然从来不是神圣的，却能在既不消费也不生产精神食 粮的情况下存在 20 年以上。新闻出版界堕落了，很难说，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于特性 不足和内容缺乏呢，还是恰恰相反。如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在过，应当说这 对德国最有利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充满生机的精神在跃动的领域——哲学领域，已不 再说德语，因为德语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说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 因为已不允许可以理解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和莱茵省等级会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么即 使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行政区恐怕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我们不认为这是莱 茵省的缺陷，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报刊”， 但是要办“不自由的报刊”，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著作时期”的那个刚告结束的著作时 期，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疑不负责任地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 的损失；因此，这个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起辩论人所认为的高尚艺术的导师的作用。或许当 初人们是把“高尚而真实的新闻出版业”理解为体面地戴着锁链的新闻出版业吧？
既然辩论人“可以提起关于小拇指和整个手这一尽人皆知的俗语”，那么让我们也来反 问一句：如果政府向本国人民的精神伸出的不只是一只手而一下子就是两只手，这不是最符 合政府的尊严吗？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辩论人以满不在乎的傲慢和外交式的冷静抹杀了书报检查制度和精 神发展的关系问题。他在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形态展开进攻的时候，就更明确地表现了本 等级的消极方面。 至于别国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据说： “英国不足为例，因为那里几世纪以来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条件，不是别的国家用 理论所能创造的，但是这些条件在英国的特殊情况下是有其根据的。”“在荷兰，新闻出版自 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 丧。”[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一一编者注] 我们暂不谈法国，留待以后再谈。 “最后，我们是否能把瑞士看成是由新闻出版自由赐福的黄金国呢？当各党派正确地意 识到自己缺乏人的尊严，分别按动物躯体的某个部分称为有角者、有爪者，并由于庸俗地谩 骂而引起四邻蔑视时，难道我们不是带着厌恶的心情回想起它们在当地报纸上的粗野争吵 吗？”[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一一编者注] 据说英国报刊不能用来论证一般的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英 国报刊之所以有功绩，只是由于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与一般报刊不同，因为一般报刊的 发展据说应该是没有历史基础的。由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功绩，而不是报刊的功绩。似乎报 刊就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好像在亨利八世、天主教徒玛丽、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 下，英国报刊为了争取给英国人民奠定历史基础，没有经过严酷的、常常是野蛮的斗争似的！ 既然英国报刊在最不受束缚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道这不是恰好说明新闻出 版自由的好处吗？但是辩论人前后是不一致的。 英国报刊不能成为替一般报刊辩护的理由，因为它是英国的。荷兰报刊却是反对一般报 刊的理由，虽然它只是荷兰的。时而把报刊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历史基础，时而把历史基础 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报刊。时而说报刊对历史的完善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时而说历史对报 刊的缺点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英国，报刊是同本国的历史和特殊环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对待历史基础方面，报刊究竞应该做些什么呢？是反映它，抛弃它呢，还是发展它？ 辩论人对报刊的这三种做法全都加以责难。 他斥责荷兰报刊，因为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它本应当阻止历史进程，它本应当使荷 兰防止沉重的国债！这是多么不合历史情况的要求！荷兰报刊未能阻止路易十四时代的出现， 它也未能阻止克伦威尔时期英国舰队称霸欧洲。它未能对海洋使用魔法，使它把荷兰从充当 大陆强国厮杀战场这一倒霉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它同德国所有的书报检查官一样，也未能取 消拿破仑的专制法令。 但是，难道自由的报刊什么时候曾经加重过国债吗？奥尔良公爵[注：菲力浦第二。一 一编者注]摄政时期，约翰·罗的疯狂的证券投机使整个法国处于混乱状态：那时有谁曾经 起来同这一荒诞的金融投机狂飚时期相对抗呢？只有几个讽刺作家。当然，他们获得的报偿 并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巴士底狱的入狱证。 要求报刊防止国债，如果再进一步，连个人的债务也应当由报刊来偿还了。这种要求正
既然辩论人“可以提起关于小拇指和整个手这一尽人皆知的俗语”，那么让我们也来反 问一句：如果政府向本国人民的精神伸出的不只是一只手而一下子就是两只手，这不是最符 合政府的尊严吗？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辩论人以满不在乎的傲慢和外交式的冷静抹杀了书报检查制度和精 神发展的关系问题。他在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形态展开进攻的时候，就更明确地表现了本 等级的消极方面。 至于别国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据说： “英国不足为例，因为那里几世纪以来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条件，不是别的国家用 理论所能创造的，但是这些条件在英国的特殊情况下是有其根据的。”“在荷兰，新闻出版自 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 丧。”［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 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我们暂不谈法国，留待以后再谈。 “最后，我们是否能把瑞士看成是由新闻出版自由赐福的黄金国呢？当各党派正确地意 识到自己缺乏人的尊严，分别按动物躯体的某个部分称为有角者、有爪者，并由于庸俗地谩 骂而引起四邻蔑视时，难道我们不是带着厌恶的心情回想起它们在当地报纸上的粗野争吵 吗？”［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 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据说英国报刊不能用来论证一般的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英 国报刊之所以有功绩，只是由于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与一般报刊不同，因为一般报刊的 发展据说应该是没有历史基础的。由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功绩，而不是报刊的功绩。似乎报 刊就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好像在亨利八世、天主教徒玛丽、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 下，英国报刊为了争取给英国人民奠定历史基础，没有经过严酷的、常常是野蛮的斗争似的！ 既然英国报刊在最不受束缚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道这不是恰好说明新闻出 版自由的好处吗？但是辩论人前后是不一致的。 英国报刊不能成为替一般报刊辩护的理由，因为它是英国的。荷兰报刊却是反对一般报 刊的理由，虽然它只是荷兰的。时而把报刊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历史基础，时而把历史基础 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报刊。时而说报刊对历史的完善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时而说历史对报 刊的缺点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英国，报刊是同本国的历史和特殊环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对待历史基础方面，报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是反映它，抛弃它呢，还是发展它？ 辩论人对报刊的这三种做法全都加以责难。 他斥责荷兰报刊，因为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它本应当阻止历史进程，它本应当使荷 兰防止沉重的国债！这是多么不合历史情况的要求！荷兰报刊未能阻止路易十四时代的出现， 它也未能阻止克伦威尔时期英国舰队称霸欧洲。它未能对海洋使用魔法，使它把荷兰从充当 大陆强国厮杀战场这一倒霉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它同德国所有的书报检查官一样，也未能取 消拿破仑的专制法令。 但是，难道自由的报刊什么时候曾经加重过国债吗？奥尔良公爵［注：菲力浦第二。— —编者注］摄政时期，约翰·罗的疯狂的证券投机使整个法国处于混乱状态；那时有谁曾经 起来同这一荒诞的金融投机狂飚时期相对抗呢？只有几个讽刺作家。当然，他们获得的报偿 并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巴士底狱的入狱证。 要求报刊防止国债，如果再进一步，连个人的债务也应当由报刊来偿还了。这种要求正
像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 字一样。新闻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它自己也不 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 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当然，假如新闻出版自由无所不包，那它就 会使人民的其他一切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变得多余了。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报刊。 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比利时脱离荷兰这一事件远比它们的联合更合乎 历史情况。 据说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什么样的报刊？主张改革的还是反动的？对法国我 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辩论人斥责比利时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报刊， 那么，他也同样应当斥责法国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拥护专制的报刊。两种报刊在推翻本国 政府时都出过力。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谈。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报刊的革命。超出 这个范围而硬说什么报刊产生了比利时革命，那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但是，难道这就值得斥 责一通吗？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应当动手打而不 是用口讲吗？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 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因此，报刊一一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现一一也参加 了比利时革命。假如比利时报刊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报刊：同样，假如 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是报刊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人民革命是总体性的， 这就是说，每一个领域都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那么，为什么报刊自身就不应该这样做呢？ 这样说来，辩论人对比利时报刊的斥责并不是针对报刊，他斥责的是比利时。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出他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的关键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 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 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一一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 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 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一一民族旋转。这个要求在他对瑞士报刊发表 评论时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辩论人没有想起以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为代表的 瑞士报刊曾反对过伏尔泰的启蒙运动这一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记得，即使瑞士不是黄金国， 但它毕竞产生了一位未来的诸侯黄金国的预言家，也就是说，它还产生了一位在《国家学的 复兴》一书中为“更高尚而真实的”报刊即《柏林政治周刊》28奠定了基础的、也同样叫 冯·哈勒的先生呢？根据果实可以辨认出树木。[注：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 第16节。一一编者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拿出具有这种多汁的正统主义的果实来同瑞 士抗衡呢？ 辩论人责备瑞士报刊采用“有角者”和“有爪者”这样的“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 一句话，责备它用瑞士语言讲话，而且是跟那些与公牛、母牛宗法式地和睦相处的瑞士人讲 话。这个国家的报刊正是这个国家的报刊。也只能够这样讲。而且像瑞士报刊又一次证明的 那样，使人们摆脱地方分立主义局限性的正是自由的报刊。 说到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我们要特别指出，宗教本身就把动物奉为神灵的象征。当 然我们这位辩论人必然会斥责以宗教的热忱向母牛撒巴拉和猴子哈努受膜拜的印度出版物。 他一定会由于印度宗教责备印度出版物，正如他由于瑞士的特征责备瑞士出版物一样。但是 有一种出版物，辩论人未必愿意使它遭受检查，我们指的是神圣的出版物一一圣经。难道圣 经不是把全人类分成山羊和绵羊两大类[注：同上，第25章第32一33节。一一编者注]吗？ 难道上帝自己不是用“对犹大家我如蛀虫，对以法莲家我如蛆虫”[注：《旧约全书·何西阿
像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 字一样。新闻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它自己也不 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 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当然，假如新闻出版自由无所不包，那它就 会使人民的其他一切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变得多余了。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报刊。 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比利时脱离荷兰这一事件远比它们的联合更合乎 历史情况。 据说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什么样的报刊？主张改革的还是反动的？对法国我 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辩论人斥责比利时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报刊， 那么，他也同样应当斥责法国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拥护专制的报刊。两种报刊在推翻本国 政府时都出过力。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谈。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报刊的革命。超出 这个范围而硬说什么报刊产生了比利时革命，那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但是，难道这就值得斥 责一通吗？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应当动手打而不 是用口讲吗？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 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因此，报刊——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现——也参加 了比利时革命。假如比利时报刊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报刊；同样，假如 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是报刊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人民革命是总体性的， 这就是说，每一个领域都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那么，为什么报刊自身就不应该这样做呢？ 这样说来，辩论人对比利时报刊的斥责并不是针对报刊，他斥责的是比利时。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出他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的关键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 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 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 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 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这个要求在他对瑞士报刊发表 评论时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辩论人没有想起以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为代表的 瑞士报刊曾反对过伏尔泰的启蒙运动这一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记得，即使瑞士不是黄金国， 但它毕竟产生了一位未来的诸侯黄金国的预言家，也就是说，它还产生了一位在《国家学的 复兴》一书中为“更高尚而真实的”报刊即《柏林政治周刊》28 奠定了基础的、也同样叫 冯·哈勒的先生呢？根据果实可以辨认出树木。［注：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7 章 第 16 节。——编者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拿出具有这种多汁的正统主义的果实来同瑞 士抗衡呢？ 辩论人责备瑞士报刊采用“有角者”和“有爪者”这样的“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 一句话，责备它用瑞士语言讲话，而且是跟那些与公牛、母牛宗法式地和睦相处的瑞士人讲 话。这个国家的报刊正是这个国家的报刊。也只能够这样讲。而且像瑞士报刊又一次证明的 那样，使人们摆脱地方分立主义局限性的正是自由的报刊。 说到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我们要特别指出，宗教本身就把动物奉为神灵的象征。当 然我们这位辩论人必然会斥责以宗教的热忱向母牛撒巴拉和猴子哈努曼膜拜的印度出版物。 他一定会由于印度宗教责备印度出版物，正如他由于瑞士的特征责备瑞士出版物一样。但是 有一种出版物，辩论人未必愿意使它遭受检查，我们指的是神圣的出版物——圣经。难道圣 经不是把全人类分成山羊和绵羊两大类［注：同上，第 25 章第 32—33 节。——编者注］吗？ 难道上帝自己不是用“对犹大家我如蛀虫，对以法莲家我如蛆虫”［注：《旧约全书·何西阿
书》第5章第12节。一一编者注]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对犹大家和以法莲家的态度吗？或 者，（这对我们俗人说来更近一些）不是也有一种把全部人类学变成动物学的诸侯等级的著作 吗？我们指的是研究纹章的著作。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比“有角者”和“有爪者”更稀奇古 怪的东西。 辩论人究竞斥责新闻出版自由的哪些东西呢？他斥责的是：人民的缺陷同时也是他们的 报刊的缺陷：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辩论人是否已经证明，德 国的人民精神不能享有这一伟大的天赋特权呢？他曾表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刊 中表现自己的精神。难道德国人的具有哲学修养的精神就不应该具有连满脑子动物名称的瑞 士人（按照辩论人自己的说法）都具有的东西吗？ 最后，辩论人是否以为，自由报刊的民族缺陷并不是书报检查官的民族缺陷呢？难道书 报检查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不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吗？很可惜，也许正是这样。但是，凡 是思想健全的人，谁能不原谅报刊的民族的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谅书报检查制度的反民族的 和反时代的罪过呢？ 一开始我们就指出，在形形色色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 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起初诸侯等级的辩论人提出了一些圆滑的论据。他证明新闻出版自 由是不合理的，他的根据便是书报检查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诸侯信念。他以为，德国精神 的高尚而真实的发展是由于上面的限制造成的。最后，他进行了反对各族人民的论战，他怀 着高贵的怯懦责骂新闻出版自由，说它是人民自己对自己使用的一种粗野而冒失的语言。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的骑士等级的辩论人[注：指马·洛埃男爵。一一编者注]不是反对 各国人民，而是反对人。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 是法。在谈论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本题之前，他先涉及到不加删节地每天发表省议会辩论情况 的问题。我们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下去吧。 “在关于公布我们的辩论情况的几个提案中，第一个提案已被满足。”“省议会完全有权 力明智地运用这一授予它的批准权。” 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省里认为，自从公布省议会的辩论情况不再由省议会的智慧任 意决定而成为法律的必然要求时起，省议会就完全受省的支配。如果必须把这一新的让步解 释为发表与否将取决于省等级会议的任性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把这种新的让步叫作新的倒 退。 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并不是省的权利。恰恰相反，省的权利自从变成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后， 就不再存在了。例如，中世纪的等级就曾经把国家的一切权利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使其成 为反对国家的特权。 公民不承认以特权形式存在的权利。他会不会认为在旧的特权者以外再增加新的特权者 竞是一种权利呢？ 在这种情况下，省议会的权利已不再是省的权利，而是反对省的权利，省议会本身也成 为对省采取极端非法行为的体现者，它力求具有神秘的意义，即获得省的最大权利的荣誉。 从骑士等级的辩论人后来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省议会所抱的这种中世纪的观点 是多么根深蒂固，他反对省的权利、维护等级特权是多么无所顾忌。 “这一批准权的扩大只能是出于内在信念，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影响。” 好一个出人意料的说法！省对它的议会的影响被称为某种外来的东西，同外来的东西相 对立的是省等级会议的信念这一微妙的内在活动，这种省等级会议的极其敏感的本性向省叫
书》第 5 章第 12 节。——编者注］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对犹大家和以法莲家的态度吗？或 者，(这对我们俗人说来更近一些)不是也有一种把全部人类学变成动物学的诸侯等级的著作 吗？我们指的是研究纹章的著作。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比“有角者”和“有爪者”更稀奇古 怪的东西。 辩论人究竟斥责新闻出版自由的哪些东西呢？他斥责的是：人民的缺陷同时也是他们的 报刊的缺陷；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辩论人是否已经证明，德 国的人民精神不能享有这一伟大的天赋特权呢？他曾表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刊 中表现自己的精神。难道德国人的具有哲学修养的精神就不应该具有连满脑子动物名称的瑞 士人(按照辩论人自己的说法)都具有的东西吗？ 最后，辩论人是否以为，自由报刊的民族缺陷并不是书报检查官的民族缺陷呢？难道书 报检查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不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吗？很可惜，也许正是这样。但是，凡 是思想健全的人，谁能不原谅报刊的民族的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谅书报检查制度的反民族的 和反时代的罪过呢？ 一开始我们就指出，在形形色色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 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起初诸侯等级的辩论人提出了一些圆滑的论据。他证明新闻出版自 由是不合理的，他的根据便是书报检查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诸侯信念。他以为，德国精神 的高尚而真实的发展是由于上面的限制造成的。最后，他进行了反对各族人民的论战，他怀 着高贵的怯懦责骂新闻出版自由，说它是人民自己对自己使用的一种粗野而冒失的语言。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的骑士等级的辩论人［注：指马·洛埃男爵。——编者注］不是反对 各国人民，而是反对人。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 是法。在谈论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本题之前，他先涉及到不加删节地每天发表省议会辩论情况 的问题。我们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下去吧。 “在关于公布我们的辩论情况的几个提案中，第一个提案已被满足。”“省议会完全有权 力明智地运用这一授予它的批准权。” 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省里认为，自从公布省议会的辩论情况不再由省议会的智慧任 意决定而成为法律的必然要求时起，省议会就完全受省的支配。如果必须把这一新的让步解 释为发表与否将取决于省等级会议的任性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把这种新的让步叫作新的倒 退。 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并不是省的权利。恰恰相反，省的权利自从变成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后， 就不再存在了。例如，中世纪的等级就曾经把国家的一切权利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使其成 为反对国家的特权。 公民不承认以特权形式存在的权利。他会不会认为在旧的特权者以外再增加新的特权者 竟是一种权利呢？ 在这种情况下，省议会的权利已不再是省的权利，而是反对省的权利，省议会本身也成 为对省采取极端非法行为的体现者，它力求具有神秘的意义，即获得省的最大权利的荣誉。 从骑士等级的辩论人后来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省议会所抱的这种中世纪的观点 是多么根深蒂固，他反对省的权利、维护等级特权是多么无所顾忌。 “这一批准权的扩大只能是出于内在信念，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影响。” 好一个出人意料的说法！省对它的议会的影响被称为某种外来的东西，同外来的东西相 对立的是省等级会议的信念这一微妙的内在活动，这种省等级会议的极其敏感的本性向省叫
道：“别碰我！”[注：《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一一编者注]面对“公众信 念”的严厉的、外部的、不法的北风，这种关于“内在信念”的哀伤论调特别值得注意，因 为提案的目的正是要使省等级会议的内在信念成为外在的事实。当然，甚至在这里也可看出 前后是不一致的。在辩论人认为合适的地方（例如在关于教会争论的问题上），他又求助于省 了。 辩论人继续说道：“在我们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们就容许它，在我们感 到它的传播没有好处或甚至有害的地方，我们就限制它。”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要干什么。我怎么想就怎样下命令，意志代替合理的论据。[注： 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6篇。一一编者注]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但在现代贵族 的口里就显得委婉动听了。 这个“我们”是谁呢？是省等级会议。公布辩论情况是为了全省。而不是为了等级。但 是辩论人偏要纠正我们的看法。发表辩论情况也是省等级会议的特权，省等级会议如果认为 合适的话，它是有权利用印刷机喧闹的回音来为自己的智慧服务的。 辩论人只知道等级会议的省，但是不知道省的等级会议。等级会议有一个扩展其活动特 权的省，而省却没有一个它可以用来进行活动的等级会议。的确，在规定的条件下，省是有 权为自己造出这些神来的，但是，把它们造出以后，就必须像偶像崇拜者那样立刻忘记这些 神正是它亲手造出来的。 同时，这里还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省议会的君主政体不如有省议会的君主 政体好，因为如果省议会不代表省的意志，那么，我们对政府的公众智慧就比对土地占有者 的私人智慧更加信任。 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也许是反映省议会本质的令人奇怪的情景，即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 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代表进行斗争。在辩论人看来，省议会并没有把省 的一般权利看成自己唯一的特权，否则，每天不加删节地发表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将成为省议 会的一种新的权利，因为这将成为省的一种新的权利。恰恰相反，辩论人认为，是省把等级 会议的特权看成自己唯一的权利，既然如此，为什么省不把某一官僚阶级和贵族或僧侣的特 权也看成自己唯一的权利呢！ 是的，我们这位辩论人毫不掩饰地宣称，省等级会议的特权正随着省的权利的扩大而相 应地缩小。 “他认为，这里会议上能进行自由讨论并且不必小心翼翼地斟酌每一个字眼，这是合乎 希望的，同样，他也认为，为了保持这种言论自由和发言的不受拘束，必须使我们的言论在 目前只由应该听到这些言论的人来评判。” 辩论人最后说，正因为在我们会议中进行自由讨论是合乎希望的（只要谈的是我们，哪 些自由是我们所不期望的呢？)，所以在省里进行自由讨论就是极不合乎希望的。由于我们 希望不受拘束地讲话，所以我们更希望对省严守秘密。我们的言论不是为省发表的。 辩论人认为，省议会通过全文发表其辩论情况会由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变为省的权利：省 议会既然直接成为社会精神的对象，就应当下决心成为社会精神的体现：省议会既然被按照 普遍意识的精神来解释，它就应当为了普遍的本质放弃自己的特殊本质。对辩论人的这种机 智，应当给予赞扬。 骑士等级的辩论人把个人特权、与人民和政府对立的个人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这无疑 是十分中肯地表现了本等级的特殊精神，相反，对省的精神他却横加曲解，把省的普遍要求
道：“别碰我！”［注：《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20 章第 17 节。——编者注］面对“公众信 念”的严厉的、外部的、不法的北风，这种关于“内在信念”的哀伤论调特别值得注意，因 为提案的目的正是要使省等级会议的内在信念成为外在的事实。当然，甚至在这里也可看出 前后是不一致的。在辩论人认为合适的地方(例如在关于教会争论的问题上)，他又求助于省 了。 辩论人继续说道：“在我们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们就容许它，在我们感 到它的传播没有好处或甚至有害的地方，我们就限制它。”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要干什么。我怎么想就怎样下命令，意志代替合理的论据。［注： 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 6 篇。——编者注］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但在现代贵族 的口里就显得委婉动听了。 这个“我们”是谁呢？是省等级会议。公布辩论情况是为了全省。而不是为了等级。但 是辩论人偏要纠正我们的看法。发表辩论情况也是省等级会议的特权，省等级会议如果认为 合适的话，它是有权利用印刷机喧闹的回音来为自己的智慧服务的。 辩论人只知道等级会议的省，但是不知道省的等级会议。等级会议有一个扩展其活动特 权的省，而省却没有一个它可以用来进行活动的等级会议。的确，在规定的条件下，省是有 权为自己造出这些神来的，但是，把它们造出以后，就必须像偶像崇拜者那样立刻忘记这些 神正是它亲手造出来的。 同时，这里还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省议会的君主政体不如有省议会的君主 政体好，因为如果省议会不代表省的意志，那么，我们对政府的公众智慧就比对土地占有者 的私人智慧更加信任。 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也许是反映省议会本质的令人奇怪的情景，即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 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代表进行斗争。在辩论人看来，省议会并没有把省 的一般权利看成自己唯一的特权，否则，每天不加删节地发表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将成为省议 会的一种新的权利，因为这将成为省的一种新的权利。恰恰相反，辩论人认为，是省把等级 会议的特权看成自己唯一的权利，既然如此，为什么省不把某一官僚阶级和贵族或僧侣的特 权也看成自己唯一的权利呢！ 是的，我们这位辩论人毫不掩饰地宣称，省等级会议的特权正随着省的权利的扩大而相 应地缩小。 “他认为，这里会议上能进行自由讨论并且不必小心翼翼地斟酌每一个字眼，这是合乎 希望的，同样，他也认为，为了保持这种言论自由和发言的不受拘束，必须使我们的言论在 目前只由应该听到这些言论的人来评判。” 辩论人最后说，正因为在我们会议中进行自由讨论是合乎希望的(只要谈的是我们，哪 些自由是我们所不期望的呢？)，所以在省里进行自由讨论就是极不合乎希望的。由于我们 希望不受拘束地讲话，所以我们更希望对省严守秘密。我们的言论不是为省发表的。 辩论人认为，省议会通过全文发表其辩论情况会由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变为省的权利；省 议会既然直接成为社会精神的对象，就应当下决心成为社会精神的体现；省议会既然被按照 普遍意识的精神来解释，它就应当为了普遍的本质放弃自己的特殊本质。对辩论人的这种机 智，应当给予赞扬。 骑士等级的辩论人把个人特权、与人民和政府对立的个人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这无疑 是十分中肯地表现了本等级的特殊精神，相反，对省的精神他却横加曲解，把省的普遍要求
变成个人的欲望。 譬如，辩论人看来硬说省对我们的言论（即对等级的个别代表的言论）抱着一种强烈的个 人好奇心。 我们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作为个别人物的等级代表的“言论”抱有好奇心，然而 只有“这些”言论代表们才有理由叫作“自己的”言论。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等级代表 的言论应变为可以公开听到的省的声音。 这里谈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 的秘密一一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吗？在政府中人民也是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 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 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不为委托人所了解的代表机关，就不成 其为代表机关。对不了解的事情，就不会去关心。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 能，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权利，一一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其荒谬 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活动。 如果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听凭省等级会议任意决定，那么这倒不如干脆不公布好些。因 为如果在我面前出现的省议会不是实际的省议会，而是故意摆弄的幌子，我们就会以假当真， 把幌子当作真实，而幌子一经合法化，那就糟糕了。 就算每天把辩论情况通过刊印方式不加删节地加以公布，难道就有理由把这种公布说成 是不加删节的和公开的吗？用文字代替言语，用图表代替人物，用纸上的行动代替实际的行 动，这难道不是删节吗？只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公众，但不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真正的公众， 即不是想象中的读者公众而是活生生的、在场的公众，这难道就算公开性吗？ 省的最高的公开的行动竟是秘密的，审理私人案件时法庭的门向省开着，而审理省自己 的案件时省却应当被拒于大门之外。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 因此，不加删节地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其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含义说来，只能是省议 会的彻底公开，而不能是别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却不然，他继续把省议会看作一种咖啡馆。 “由于多年相识，我们彼此之间私人关系多半不错，即使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也不影响 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由以后的代表继承下去。” “正因为这样，我们最能够正确估计我们言论的意义，我们越是不让外来影响起作用， 我们在这方面就越不受拘束。这种外来的影响只有在采取善意的忠告的形式支持我们，而不 是企图采取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我们人格的时候，才可能是 有益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在向感情呼吁。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毫无拘束地欢谈，我们都能十分正确地估计彼此的言论的意义。 难道我们应当让那可能低估我们言论意义的省的判断来改变我们如此富有宗法色彩、如此高 雅、如此舒适的状况吗？ 我的天！省议会见不得天日。在私人生活的黑夜中，我们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满 怀信任地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屈尊俯就地接受省的信任。 但是，既然省刚刚通过这种信任表明了自己对他们的判断，如果要求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报 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成绩、他们的人格交给省去判断，那就太过分了。 总之，不使省给等级代表的人格带来损失，比不使这些代表的人格给省的利益带来损失要重 要得多
变成个人的欲望。 譬如，辩论人看来硬说省对我们的言论(即对等级的个别代表的言论)抱着一种强烈的个 人好奇心。 我们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作为个别人物的等级代表的“言论”抱有好奇心，然而 只有“这些”言论代表们才有理由叫作“自己的”言论。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等级代表 的言论应变为可以公开听到的省的声音。 这里谈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 的秘密——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吗？在政府中人民也是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 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 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不为委托人所了解的代表机关，就不成 其为代表机关。对不了解的事情，就不会去关心。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 能，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权利，——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其荒谬 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活动。 如果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听凭省等级会议任意决定，那么这倒不如干脆不公布好些。因 为如果在我面前出现的省议会不是实际的省议会，而是故意摆弄的幌子，我们就会以假当真， 把幌子当作真实，而幌子一经合法化，那就糟糕了。 就算每天把辩论情况通过刊印方式不加删节地加以公布，难道就有理由把这种公布说成 是不加删节的和公开的吗？用文字代替言语，用图表代替人物，用纸上的行动代替实际的行 动，这难道不是删节吗？只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公众，但不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真正的公众， 即不是想象中的读者公众而是活生生的、在场的公众，这难道就算公开性吗？ 省的最高的公开的行动竟是秘密的，审理私人案件时法庭的门向省开着，而审理省自己 的案件时省却应当被拒于大门之外。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 因此，不加删节地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其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含义说来，只能是省议 会的彻底公开，而不能是别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却不然，他继续把省议会看作一种咖啡馆。 “由于多年相识，我们彼此之间私人关系多半不错，即使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也不影响 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由以后的代表继承下去。” “正因为这样，我们最能够正确估计我们言论的意义，我们越是不让外来影响起作用， 我们在这方面就越不受拘束。这种外来的影响只有在采取善意的忠告的形式支持我们，而不 是企图采取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我们人格的时候，才可能是 有益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在向感情呼吁。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毫无拘束地欢谈，我们都能十分正确地估计彼此的言论的意义。 难道我们应当让那可能低估我们言论意义的省的判断来改变我们如此富有宗法色彩、如此高 雅、如此舒适的状况吗？ 我的天！省议会见不得天日。在私人生活的黑夜中，我们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满 怀信任地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屈尊俯就地接受省的信任。 但是，既然省刚刚通过这种信任表明了自己对他们的判断，如果要求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报 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成绩、他们的人格交给省去判断，那就太过分了。 总之，不使省给等级代表的人格带来损失，比不使这些代表的人格给省的利益带来损失要重 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