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辗转颠簸到了昆明,钱穆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讲台一一西南联大、 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四处授课,目的只 有一个——“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他上课时,学生、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们,皆来听讲,以致教室虽 甚宽敞,仍不能使人各得其所。一张两人并用的课桌,总是三个人挤着坐。椅子 坐满了,许多人便席地而坐……钱穆的课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欢迎?—一就连 他自己也忍不住写道:余须从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这除了他 贯具有的诲人不倦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外,更重要的便是他那“爱国素不后 于人”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莘莘学子。 战前,钱穆于学术上的成果己非同小可了一一《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 诸子系年》……无一不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残酷的战争同样毁掉了 这一切—一安静的书斋、从容的研究,代之而来的是轰炸、逃难、贫病、不 然而,钱穆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就在他“既苦书籍之未备,又恨精神之不属” 的情况下,一部令世人刮目的《国史大纲》杀青了 诵甘是当年武汉大学的学生,他曾慨叹:“读了先生这部书,得以重新认识 自己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之所在,一下豁然开朗的时候,其精神之感奋 激昂,又将为何如?所以,此书之出版,真是适逢其时;它对鼓舞爱国精神,提 高抗战信念,是有所贡献的。”此话不虚,而钱穆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在该书 的引论中这样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 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 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据说,当年该书问世之后,在沦陷区的北平,竟有人整 本地抄录,且言:“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进入耄耋之年,钱穆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余昔在北平 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 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 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 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 由“世外人”变成了“世内人”,这正是钱穆于战争之中发生的最大变化。 尤其是自1941年起,他开始大量地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先后达数十篇 之多。为表示自己的态度,并鼓励学生们奔赴前线,钱穆写下了长及万言的《知 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发表在《大公报》上 “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 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 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 奋起 史学家的笔下仍然是历史,爱国者的笔下仍然是抗敌救国。但是这样的文章 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于钱穆之手了一一抗战之初,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读 书,前线的事情自有前线的人去负责。然而仅仅几年的时间,钱穆的思想便发生 了180度的大转变!一一他的确是变了,他似乎从“静态”的书生变为了“动 态”的学者。(摘自《铁军》,有删改) 相关链接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钱穆先生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担当精神, 本着“重建立国人对中国民族的感情与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立场,发表了颇具深意的《国史大纲》。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后来，辗转颠簸到了昆明，钱穆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讲台——西南联大、 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四处授课，目的只 有一个——“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他上课时，学生、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们，皆来听讲，以致教室虽 甚宽敞，仍不能使人各得其所。一张两人并用的课桌，总是三个人挤着坐。椅子 坐满了，许多人便席地而坐……钱穆的课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欢迎？——就连 他自己也忍不住写道：余须从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这除了他一 贯具有的诲人不倦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外，更重要的便是他那“爱国素不后 于人”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莘莘学子。 战前，钱穆于学术上的成果已非同小可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 诸子系年》……无一不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残酷的战争同样毁掉了 这一切——安静的书斋、从容的研究，代之而来的是轰炸、逃难、贫病、不安…… 然而，钱穆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就在他“既苦书籍之未备，又恨精神之不属” 的情况下，一部令世人刮目的《国史大纲》杀青了！ 诵甘是当年武汉大学的学生，他曾慨叹：“读了先生这部书，得以重新认识 自己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之所在，一下豁然开朗的时候，其精神之感奋、 激昂，又将为何如？所以，此书之出版，真是适逢其时；它对鼓舞爱国精神，提 高抗战信念，是有所贡献的。”此话不虚，而钱穆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在该书 的引论中这样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 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 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据说，当年该书问世之后，在沦陷区的北平，竟有人整 本地抄录，且言：“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进入耄耋之年，钱穆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余昔在北平， 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 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 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 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 由“世外人”变成了“世内人”，这正是钱穆于战争之中发生的最大变化。 尤其是自 1941 年起，他开始大量地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先后达数十篇 之多。为表示自己的态度，并鼓励学生们奔赴前线，钱穆写下了长及万言的《知 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发表在《大公报》上 。 “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 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 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 奋起。” 史学家的笔下仍然是历史，爱国者的笔下仍然是抗敌救国。但是这样的文章 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于钱穆之手了——抗战之初，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读 书，前线的事情自有前线的人去负责。然而仅仅几年的时间，钱穆的思想便发生 了 180 度的大转变！——他的确是变了，他似乎从“静态”的书生变为了“动 态”的学者。 （摘自《铁军》，有删改） 相关链接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钱穆先生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担当精神， 本着“重建立国人对中国民族的感情与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立场，发表了颇具深意的《国史大纲》。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