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能力的重要举措。同时，在业务和产品的市场化过程中，监管机构与市场 主体明确定位、各司其职，建立有效的创新协调机制以分解创新的责任和风险 至关重要。比如，英国金融服务局提出的监管机构与市场“合作”创新，即监 管机构提出创新目标，金融机构具体承担风险并完成创新任务的做法就值得借 鉴。 4、如何衡量开放的利弊得失 衡量对外开放的利弊不能只从某个或某些金融机构的得失去分析，而要算 “总帐”、看全局。衡量开放政策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看它能否提升中国资本 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和金融机构的整体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并促 进那些有实力、勇于创新的本土金融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做大做强。 以近几年基金业的发展为例，虽然出现了众多合资公司，但经过市场竞争， 本土基金公司不但没有被淘汰、被削弱。相反，目前基金业中规模最大、竞争 力最强、业绩最好的公司中仍然是内资公司居多。事实上，正是因为合资基金 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内资公司也大大加快了国际化的进程，真正实现了经济 学上常说的“鲶鱼效应”。再如，QI川制度刚刚设立的时候，社会上很多人甚至 部分专家学者有不同看法。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大家的观点逐渐改变，认识 到QFI川制度从总体上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正面推动作用。 因此，衡量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利弊得失，应当以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市场为 着眼，点和出发点，而不应过于计较某个合资公司的成功与否或因市场竞争加剧 导致个别本土金融机构被淘汰带来的局部损失。 实践也证明，虽然很多外资在境外实力非常强大，但它们在建立合资公司或 在中国市场运作的过程中远非一帆风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合资公 司内部一般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过程，这客观上形成了对本土机构的“保 护期”。而中资机构在竞争环境中，只要敢于创新、机制合理，与国际运作接轨 的速度并不一定慢于外资机构适应中国市场的速度。所以，深化市场化改革， 引入更加合理的经营管理机制，允许更多的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让中国本土 机构和金融人才通过历练和竞争尽快地发展起来，是用好这个天然“保护期” 的最佳办法。 而基金业开放的例子更是说明，无论是内资或外资，股权结构，甚至股东实 力，并不是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机制和人才。事 实证明，哪个机构有更加合理的激励机制、有更加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就 能在竞争中胜出。人才的“合资”远比股权的合资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讨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都应当围绕如何更好更 快地培养本土的金融人才这个核心问题。华尔街在鼎盛时期金融专业人才不过 20万人，伦敦金融城的专业人才也不过10万人。如果在今后的10到15年中， 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我们能够通过市场的竞争和筛选培养出10万-20万既 >7 应对能力的重要举措。同时，在业务和产品的市场化过程中，监管机构与市场 主体明确定位、各司其职，建立有效的创新协调机制以分解创新的责任和风险 至关重要。比如，英国金融服务局提出的监管机构与市场“合作”创新，即监 管机构提出创新目标，金融机构具体承担风险并完成创新任务的做法就值得借 鉴。 4、如何衡量开放的利弊得失 衡量对外开放的利弊不能只从某个或某些金融机构的得失去分析，而要算 “总帐”、看全局。衡量开放政策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看它能否提升中国资本 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和金融机构的整体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并促 进那些有实力、勇于创新的本土金融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做大做强。 以近几年基金业的发展为例，虽然出现了众多合资公司，但经过市场竞争， 本土基金公司不但没有被淘汰、被削弱。相反，目前基金业中规模最大、竞争 力最强、业绩最好的公司中仍然是内资公司居多。事实上，正是因为合资基金 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内资公司也大大加快了国际化的进程，真正实现了经济 学上常说的“鲶鱼效应”。再如，QFII 制度刚刚设立的时候，社会上很多人甚至 部分专家学者有不同看法。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大家的观点逐渐改变，认识 到 QFII 制度从总体上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正面推动作用。 因此，衡量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利弊得失，应当以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市场为 着眼点和出发点，而不应过于计较某个合资公司的成功与否或因市场竞争加剧 导致个别本土金融机构被淘汰带来的局部损失。 实践也证明，虽然很多外资在境外实力非常强大，但它们在建立合资公司或 在中国市场运作的过程中远非一帆风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合资公 司内部一般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过程，这客观上形成了对本土机构的“保 护期”。而中资机构在竞争环境中，只要敢于创新、机制合理，与国际运作接轨 的速度并不一定慢于外资机构适应中国市场的速度。所以，深化市场化改革， 引入更加合理的经营管理机制，允许更多的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让中国本土 机构和金融人才通过历练和竞争尽快地发展起来，是用好这个天然“保护期” 的最佳办法。 而基金业开放的例子更是说明，无论是内资或外资，股权结构，甚至股东实 力，并不是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机制和人才。事 实证明，哪个机构有更加合理的激励机制、有更加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就 能在竞争中胜出。人才的“合资”远比股权的合资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讨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都应当围绕如何更好更 快地培养本土的金融人才这个核心问题。华尔街在鼎盛时期金融专业人才不过 20 万人，伦敦金融城的专业人才也不过 10 万人。如果在今后的 10 到 15 年中， 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我们能够通过市场的竞争和筛选培养出 10 万－20 万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