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问题提出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激烈反响。许多学者加入讨论的行列,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张少康认为,为了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必须要坚决地、毫无保留 地走出“西学为体¨的误区,彻底抛弃以西方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为基本体系的做法,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 在中国传统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正确地吸取和改造西方文艺和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重 新建立我们的当代文艺学,也即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冏6蒋述卓更强调通过今用来激活古代文 论。他说: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 精华;立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继承与发扬,寻找古代文论的现实生长点,探索其在理论意义上和语言上的现 代转换;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到当代文学 批评与文论中去,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7陈伯海主张变古代文论原有的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在开 放中逐步实现传统的推陈出新,打破古文论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疏离、古文论愈益走向自我封闭的格局,重新激发起 传统中可能孕育的生机,在古今中外的双向观照和双向阐释中建立自己通向和进入外部世界的新的生长点,以创造 自身变革的条件。阅8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思维理论的开发、古典精神的复兴,范畴体系的建构等不同角度对古代 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岀种种设想,[9可惜,还仅仅停留在设想层次。毛病是看岀来了,病源或许还不清楚,药方因此 就无从开出。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症问题持不同的看法。陈洪、沉立岩就认为,传统文论并不能在不远的将来再 生、复兴,因为传统文论的概念、术语使用随意,欲确定其内涵非常困难;分体文论极不平衡,诗论一枝独秀,小 说、戏剧理论薄弱;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传统文论的自身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 的文论话语系统。[10实,正如我们已经述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分化为两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和 古代文论,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现代转化或许是一个荒谬的不可实现的话题。可从古代文论 的硏究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但是,现代转换,与其说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到不如说更是 一个实践的问题。大家都停留在对问题的针砭上,随便提出一些建设性设想,这于事无补。只有真正在古代文论迈 进当代文化当代生活的道路,有所前进,有所开拓,这个问题才会有所深入。 其实,复旦学人,并没有热衷于关于“失语症"的争鸣,而是在默默地思考,艰苦地探索。复旦学人,是立足于过去 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成果而继续开拓前进的 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王运煕、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把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性硏究推向高峰,也为古代文学批评 理论性硏究的转向奠定了基础。如何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论把握,如何从古代文论的纵冋发展 中把握它的横向性的垬时态风貌,成为古代文论硏究的新课题。在过去还没有认清古代文学批评史本来面目时,学 术界叫以西释中”,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框套中国古代文论,或许是在所难免的事。当有了这《中国文学批评通 史》历史性研究成果时,还不能够横向综合地考察中国古代文论,建构中国古文论的体系,那只能是学者的懒惰和 创造力的缺乏了。可喜的是,王运熙、黄霖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为古代文学批评史 硏究的转向指明了方向,把古代文学批评的硏究提髙到个新的理论层面。这套体系丛书包括黄霖、吴建民、吴兆 路的《原人论》、汪涌豪的《范畴论》和刘明今的《方法论》,分别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不同方面硏究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和民族精神 《原人论》提出“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对人的凝视与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 是中国传统文 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契机。《原人论》分为心化论、生化论、实化论三章,分别阐述古 文论感物动心的创作发生论、生命化的文学形态论和实用化的文学至用论。这三点正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迥异亍他国、而内在一贯的民族精神特征。《范畴论》超越过去仅仅注重于范畴释义的硏究模式,从理论髙度把握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注意联系传统晢学、创作风尚、文学体裁等因素考察文论范畴的特质。《方法论》探究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观念意识、文学批评的民族思维方式,以及知人论世ˆ、“品藻流别、明体辨法等具体批 评方法。三本著作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建构了开放性的富有再生活力的古代文论体系。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 究的现代转型、进一步前进奠定了基础。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什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 心,是古代文论研究者煞费苦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传统文论的总体认识,而且直接关涉到传统文论的 现代转换。对此问题,学术界曾有表现、“言志"、嚎缘情ˆ、“原道"、意境ˆ等种种提法,但都差强人意。这些充其 量只能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尚不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个体系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 系不是由某一两个核心范畴派生出来的,而是根源于中国古人的最为根本的文化和文学观念。黄霖先生等著的《原 人论》提出"原人”——对人的审视、推究和思考,是贯穿于中国文论发展史之始终的主导观念,认为中国文学理论 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关涉的内容和自身的表达方式,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观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人 的审美生活、生存命运、意义价值的独特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体系的基点 的原道论,其实质就是原人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形式论等等 产生影响,最后都指向"天人合一"中的"人”。作为一种基本观念,“原人论"具有恢弘宽广的包容性,可以涵盖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把古代文学理论的各种范畴和观念容纳其中,融为一体。如果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 身的发展实际,就会觉得,以原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自有理据可寻,如果注意从现代的文化发古代文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问题提出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激烈反响。许多学者加入讨论的行列，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张少康认为，为了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必须要坚决地、毫无保留 地走出“西学为体”的误区，彻底抛弃以西方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为基本体系的做法，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 在中国传统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正确地吸取和改造西方文艺和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重 新建立我们的当代文艺学，也即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6]蒋述卓更强调通过“今用”来激活古代文 论。他说：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 精华；立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继承与发扬，寻找古代文论的现实生长点，探索其在理论意义上和语言上的现 代转换；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到当代文学 批评与文论中去，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7]陈伯海主张变古代文论原有的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在开 放中逐步实现传统的推陈出新，打破古文论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疏离、古文论愈益走向自我封闭的格局，重新激发起 传统中可能孕育的生机，在古今中外的双向观照和双向阐释中建立自己通向和进入外部世界的新的生长点，以创造 自身变革的条件。[8]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思维理论的开发、古典精神的复兴，范畴体系的建构等不同角度对古代 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种种设想，[9]可惜，还仅仅停留在设想层次。毛病是看出来了，病源或许还不清楚，药方因此 就无从开出。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症问题持不同的看法。陈洪、沉立岩就认为，传统文论并不能在不远的将来再 生、复兴，因为传统文论的概念、术语使用随意，欲确定其内涵非常困难；分体文论极不平衡，诗论一枝独秀，小 说、戏剧理论薄弱；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传统文论的自身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 的文论话语系统。[10]其实，正如我们已经述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分化为两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和 古代文论，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现代转化或许是一个荒谬的不可实现的话题。可从古代文论 的研究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但是，现代转换，与其说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到不如说更是 一个实践的问题。大家都停留在对问题的针砭上，随便提出一些建设性设想，这于事无补。只有真正在古代文论迈 进当代文化当代生活的道路，有所前进，有所开拓，这个问题才会有所深入。 其实，复旦学人，并没有热衷于关于“失语症”的争鸣，而是在默默地思考，艰苦地探索。复旦学人，是立足于过去 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成果而继续开拓前进的。 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把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性研究推向高峰，也为古代文学批评 理论性研究的转向奠定了基础。如何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论把握，如何从古代文论的纵向发展 中把握它的横向性的共时态风貌，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课题。在过去还没有认清古代文学批评史本来面目时，学 术界“以西释中”，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框套中国古代文论，或许是在所难免的事。当有了这《中国文学批评通 史》历史性研究成果时，还不能够横向综合地考察中国古代文论，建构中国古文论的体系，那只能是学者的懒惰和 创造力的缺乏了。可喜的是，王运熙、黄霖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为古代文学批评史 研究的转向指明了方向，把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这套体系丛书包括黄霖、吴建民、吴兆 路的《原人论》、汪涌豪的《范畴论》和刘明今的《方法论》，分别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不同方面研究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和民族精神。 《原人论》提出“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对人的凝视与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追思，是中国传统文 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契机。《原人论》分为心化论、生化论、实化论三章，分别阐述古 文论感物动心的创作发生论、生命化的文学形态论和实用化的文学至用论。这三点正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迥异于他国、而内在一贯的民族精神特征。《范畴论》超越过去仅仅注重于范畴释义的研究模式，从理论高度把握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注意联系传统哲学、创作风尚、文学体裁等因素考察文论范畴的特质。《方法论》探究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观念意识、文学批评的民族思维方式，以及“知人论世”、“品藻流别”、“明体辨法”等具体批 评方法。三本著作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建构了开放性的富有再生活力的古代文论体系。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 究的现代转型、进一步前进奠定了基础。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什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 心，是古代文论研究者煞费苦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传统文论的总体认识，而且直接关涉到传统文论的 现代转换。对此问题，学术界曾有“表现”、“言志”、“缘情”、“原道”、“意境”等种种提法，但都差强人意。这些充其 量只能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尚不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个体系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 系不是由某一两个核心范畴派生出来的，而是根源于中国古人的最为根本的文化和文学观念。黄霖先生等著的《原 人论》提出“原人”——对人的审视、推究和思考，是贯穿于中国文论发展史之始终的主导观念，认为中国文学理论 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关涉的内容和自身的表达方式，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观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人 的审美生活、生存命运、意义价值的独特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体系的基点 的‘原道论’，其实质就是‘原人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形式论等等 产生影响，最后都指向“天人合一”中的“人”。作为一种基本观念，“原人论”具有恢弘宽广的包容性，可以涵盖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把古代文学理论的各种范畴和观念容纳其中，融为一体。如果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 身的发展实际，就会觉得，以“原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自有理据可寻，如果注意从现代的文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