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钊:用“法治之理”塑造中国法理学 们基础性的想法。因为每一个人都潜藏着一种身份的焦虑,浓妆淡抹也无非是想引起他人的关注。在 心理学上,早已有人关注过这种“身份”的焦虑,但是在学术界对此关心还不够。因而,我们就需要考虑 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在哪里。人们渴望身份,渴望知道焦虑的起因,即使是普通人也想着人们对他有 种英雄般的崇拜。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身份的确认是有很多制约因素的。我们无法找到解决 问题的万能之方法。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身份的国度,社会资源的配置往往依据身份,因而追求某种特 定的身份已经在心理上成了情结。在古代这种身份制度主要来自君权神授,各级官员的权力来自君权 授予。在原初的时候,人们对这种差序格局的秩序可能还有些不适应,但经过长期的熏陶以及伦理证成 随之也就成了习惯道德的组成部分。虽然历史上也有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引导 社会主流的文化,已经对差序格局的秩序进行了精细的论证。人们已经习惯了君权神圣、皇权无限,以 及所延伸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制度,国家、社会乃至于家庭处处显现身份的重要。由于身份和特权 的相互联系,现代法治就要改变政治领域中特权横行的状况。例如在欧洲,由于身份和特权相连,因而 在反对特权的革命行动中,特权身份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行动,深受法国大革命的 影响,即使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身份解放,然而身份的变化也只是结构性的制度转变,基于身份的 特权“残余”,影响力依然很强大,几乎辐射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领域这种情况更是突出。身 份权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构成了法治中国难以推进的障碍性因素。今天的法治 方式就是要打破这种身份情结,实现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进而在权力与权利平衡中建构新型的法律 关系 牧民”思想贯穿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管理思想。以捍卫权力为核心的管理,所借助的就是特权身 份的影响力,确定的是低级身份对高位阶身份的依附。现代法治从思维走向上看,就是要改变这种依附 关系,实现从纵向的管理向扁平化的治理转变。虽然我们身在中国,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 走向法治的现代化是我们已经做出的抉择。在通向法治之路的过程中,特权身份、牧民思想必须改变 现代性本具有两面性,自由、民主、法治等代表着其正面价值,而无意义感、物化感等标志着其负面意 义。这种两面性相互缠绕构成现代性。现代性的正面价值建基于商品社会,而商品社会由于金钱的稀 释功能,必然导致无根性以及物化感,以致出现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坍塌。”现代法治讲述的 也是关于自由和自由实现的故事。自由意味着不受外界的阻碍,而身份的争取实际上就是破除这种障 碍,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身份就是为自由的获得,寻求社会支持的基础。现在人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 高,对自由、人权、尊严等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如果我们还用“牧民”思想进行管理,就会使制度与人们的 价值追求之间产生更多的矛盾。在中西交融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很 难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对权利的尊重,对自由的保护,迫使我们需要用法治之理来进行管理。尽管 这种方式会在整体上给统治者带来不适,但这种不适恰恰是公民增多尊严感和舒适感的来源。 六、结语 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往往是腐败上升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 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是大国崛起的阵痛,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 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因而,这种“阵痛”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所必 须的。如果一个社会只会让公民感觉不适,必然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现在各种社会矛盾云集,都需要 我们用法治方式来化解。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思路。具体矛盾的化解还需运用多种方法。就法律方 法论而言,综合各种方法的法律修辞方法很重要。通过把法律作为修辞来进行思维,从而实现一种有效 说服的目的。这种方法的核心是用法律话语建构法治意识形态,最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 矛盾。也因此说,法律方法论是塑造法治之理的基础性理论,尽管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但仍缺乏充 足的认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必须在此方法论的指引下,用法治之理来促成法理学的不断完善与 发展。们基础性的想法。因为每一个人都潜藏着一种身份的焦虑，浓妆淡抹也无非是想引起他人的关注。在 心理学上，早已有人关注过这种“身份”的焦虑，但是在学术界对此关心还不够。因而，我们就需要考虑 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在哪里。人们渴望身份，渴望知道焦虑的起因，即使是普通人也想着人们对他有一 种英雄般的崇拜。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身份的确认是有很多制约因素的。我们无法找到解决 问题的万能之方法。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身份的国度，社会资源的配置往往依据身份，因而追求某种特 定的身份已经在心理上成了情结。在古代这种身份制度主要来自君权神授，各级官员的权力来自君权 授予。在原初的时候，人们对这种差序格局的秩序可能还有些不适应，但经过长期的熏陶以及伦理证成 随之也就成了习惯道德的组成部分。虽然历史上也有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引导 社会主流的文化，已经对差序格局的秩序进行了精细的论证。人们已经习惯了君权神圣、皇权无限，以 及所延伸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制度，国家、社会乃至于家庭处处显现身份的重要。由于身份和特权 的相互联系，现代法治就要改变政治领域中特权横行的状况。例如在欧洲，由于身份和特权相连，因而 在反对特权的革命行动中，特权身份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行动，深受法国大革命的 影响，即使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身份解放，然而身份的变化也只是结构性的制度转变，基于身份的 特权“残余”，影响力依然很强大，几乎辐射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领域这种情况更是突出。身 份权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构成了法治中国难以推进的障碍性因素。今天的法治 方式就是要打破这种身份情结，实现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进而在权力与权利平衡中建构新型的法律 关系。 “牧民”思想贯穿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管理思想。以捍卫权力为核心的管理，所借助的就是特权身 份的影响力，确定的是低级身份对高位阶身份的依附。现代法治从思维走向上看，就是要改变这种依附 关系，实现从纵向的管理向扁平化的治理转变。虽然我们身在中国，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 走向法治的现代化是我们已经做出的抉择。在通向法治之路的过程中，特权身份、牧民思想必须改变。 “现代性本具有两面性，自由、民主、法治等代表着其正面价值，而无意义感、物化感等标志着其负面意 义。这种两面性相互缠绕构成现代性。现代性的正面价值建基于商品社会，而商品社会由于金钱的稀 释功能，必然导致无根性以及物化感，以致出现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坍塌。”［１６］ 现代法治讲述的 也是关于自由和自由实现的故事。自由意味着不受外界的阻碍，而身份的争取实际上就是破除这种障 碍，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身份就是为自由的获得，寻求社会支持的基础。现在人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 高，对自由、人权、尊严等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如果我们还用“牧民”思想进行管理，就会使制度与人们的 价值追求之间产生更多的矛盾。在中西交融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很 难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对权利的尊重，对自由的保护，迫使我们需要用法治之理来进行管理。尽管 这种方式会在整体上给统治者带来不适，但这种不适恰恰是公民增多尊严感和舒适感的来源。 六、结语 “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往往是腐败上升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 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是大国崛起的阵痛，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 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问题。”［１７］ 因而，这种“阵痛”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所必 须的。如果一个社会只会让公民感觉不适，必然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现在各种社会矛盾云集，都需要 我们用法治方式来化解。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思路。具体矛盾的化解还需运用多种方法。就法律方 法论而言，综合各种方法的法律修辞方法很重要。通过把法律作为修辞来进行思维，从而实现一种有效 说服的目的。这种方法的核心是用法律话语建构法治意识形态，最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 矛盾［１８］ 。也因此说，法律方法论是塑造法治之理的基础性理论，尽管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但仍缺乏充 足的认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必须在此方法论的指引下，用法治之理来促成法理学的不断完善与 发展。 １１ 陈金钊：用“法治之理”塑造中国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