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 字一样。新闻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它自己也不 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 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当然，假如新闻出版自由无所不包，那它就 会使人民的其他一切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变得多余了。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报刊。 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比利时脱离荷兰这一事件远比它们的联合更合乎 历史情况。 据说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什么样的报刊？主张改革的还是反动的？对法国我 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辩论人斥责比利时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报刊， 那么，他也同样应当斥责法国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拥护专制的报刊。两种报刊在推翻本国 政府时都出过力。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谈。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报刊的革命。超出 这个范围而硬说什么报刊产生了比利时革命，那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但是，难道这就值得斥 责一通吗？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应当动手打而不 是用口讲吗？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 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因此，报刊一一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现一一也参加 了比利时革命。假如比利时报刊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报刊：同样，假如 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是报刊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人民革命是总体性的， 这就是说，每一个领域都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那么，为什么报刊自身就不应该这样做呢？ 这样说来，辩论人对比利时报刊的斥责并不是针对报刊，他斥责的是比利时。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出他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的关键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 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 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一一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 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 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一一民族旋转。这个要求在他对瑞士报刊发表 评论时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辩论人没有想起以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为代表的 瑞士报刊曾反对过伏尔泰的启蒙运动这一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记得，即使瑞士不是黄金国， 但它毕竞产生了一位未来的诸侯黄金国的预言家，也就是说，它还产生了一位在《国家学的 复兴》一书中为“更高尚而真实的”报刊即《柏林政治周刊》28奠定了基础的、也同样叫 冯·哈勒的先生呢？根据果实可以辨认出树木。[注：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 第16节。一一编者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拿出具有这种多汁的正统主义的果实来同瑞 士抗衡呢？ 辩论人责备瑞士报刊采用“有角者”和“有爪者”这样的“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 一句话，责备它用瑞士语言讲话，而且是跟那些与公牛、母牛宗法式地和睦相处的瑞士人讲 话。这个国家的报刊正是这个国家的报刊。也只能够这样讲。而且像瑞士报刊又一次证明的 那样，使人们摆脱地方分立主义局限性的正是自由的报刊。 说到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我们要特别指出，宗教本身就把动物奉为神灵的象征。当 然我们这位辩论人必然会斥责以宗教的热忱向母牛撒巴拉和猴子哈努受膜拜的印度出版物。 他一定会由于印度宗教责备印度出版物，正如他由于瑞士的特征责备瑞士出版物一样。但是 有一种出版物，辩论人未必愿意使它遭受检查，我们指的是神圣的出版物一一圣经。难道圣 经不是把全人类分成山羊和绵羊两大类[注：同上，第25章第32一33节。一一编者注]吗？ 难道上帝自己不是用“对犹大家我如蛀虫，对以法莲家我如蛆虫”[注：《旧约全书·何西阿像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 字一样。新闻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它自己也不 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 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当然，假如新闻出版自由无所不包，那它就 会使人民的其他一切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变得多余了。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报刊。 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比利时脱离荷兰这一事件远比它们的联合更合乎 历史情况。 据说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什么样的报刊？主张改革的还是反动的？对法国我 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辩论人斥责比利时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报刊， 那么，他也同样应当斥责法国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拥护专制的报刊。两种报刊在推翻本国 政府时都出过力。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谈。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报刊的革命。超出 这个范围而硬说什么报刊产生了比利时革命，那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但是，难道这就值得斥 责一通吗？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应当动手打而不 是用口讲吗？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 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因此，报刊——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现——也参加 了比利时革命。假如比利时报刊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报刊；同样，假如 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是报刊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人民革命是总体性的， 这就是说，每一个领域都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那么，为什么报刊自身就不应该这样做呢？ 这样说来，辩论人对比利时报刊的斥责并不是针对报刊，他斥责的是比利时。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出他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的关键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 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 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 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 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这个要求在他对瑞士报刊发表 评论时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辩论人没有想起以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为代表的 瑞士报刊曾反对过伏尔泰的启蒙运动这一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记得，即使瑞士不是黄金国， 但它毕竟产生了一位未来的诸侯黄金国的预言家，也就是说，它还产生了一位在《国家学的 复兴》一书中为“更高尚而真实的”报刊即《柏林政治周刊》28 奠定了基础的、也同样叫 冯·哈勒的先生呢？根据果实可以辨认出树木。［注：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7 章 第 16 节。——编者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拿出具有这种多汁的正统主义的果实来同瑞 士抗衡呢？ 辩论人责备瑞士报刊采用“有角者”和“有爪者”这样的“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 一句话，责备它用瑞士语言讲话，而且是跟那些与公牛、母牛宗法式地和睦相处的瑞士人讲 话。这个国家的报刊正是这个国家的报刊。也只能够这样讲。而且像瑞士报刊又一次证明的 那样，使人们摆脱地方分立主义局限性的正是自由的报刊。 说到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我们要特别指出，宗教本身就把动物奉为神灵的象征。当 然我们这位辩论人必然会斥责以宗教的热忱向母牛撒巴拉和猴子哈努曼膜拜的印度出版物。 他一定会由于印度宗教责备印度出版物，正如他由于瑞士的特征责备瑞士出版物一样。但是 有一种出版物，辩论人未必愿意使它遭受检查，我们指的是神圣的出版物——圣经。难道圣 经不是把全人类分成山羊和绵羊两大类［注：同上，第 25 章第 32—33 节。——编者注］吗？ 难道上帝自己不是用“对犹大家我如蛀虫，对以法莲家我如蛆虫”［注：《旧约全书·何西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