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 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各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分 布，基本遵循这个规律。从邓榕的回忆文字中证实了上述说法。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的同学在 听说7月29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组之后，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她们 不可能像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命名自己的组织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因为在这之前，“师大女 附中红卫兵”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邓榕参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 她和宋彬彬、刘沂伦、叶维丽参加的是“支持对联”的红卫兵组织，即“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后 来跟随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云集，信息之灵通没有哪个学校可以与之比肩。男四中也逊它一筹。说该校 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8月1日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十几天后才成立，要么是 记忆有误，要么是在说谎。读者可以判断。 红卫兵组织松散，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确实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短命 的生存其间实施暴行和宣扬暴力。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呈交给历史的杰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 打伤自己的老师。 20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民间暴力团体：义和团和红卫兵。 义和团这个邪教组织的施暴对象是外国人。在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凌的时候，他们手持大刀 长矛，迎着洋人现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冲击、流血、牺牲，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不容否 定的。 而红卫兵的施暴对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们大都是以超过被害人十倍几十倍的人数进行施 暴的。被他们殴打致死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表现出反抗的意愿。但还是没有赢来丝毫的同情。红卫 兵的胆魄和手段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军事集团。红卫兵是以强凌 弱的乌合之众，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10年5月4日 【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 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 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年调回北京， 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 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年文革30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 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 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竞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 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 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 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各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分 布，基本遵循这个规律。从邓榕的回忆文字中证实了上述说法。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的同学在 听说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组之后，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她们 不可能像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命名自己的组织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因为在这之前，“师大女 附中红卫兵”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邓榕参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 她和宋彬彬、刘沂伦、叶维丽参加的是“支持对联”的红卫兵组织，即“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后 来跟随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云集，信息之灵通没有哪个学校可以与之比肩。男四中也逊它一筹。说该校 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 8 月 1 日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十几天后才成立，要么是 记忆有误，要么是在说谎。读者可以判断。 红卫兵组织松散，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确实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短命 的生存其间实施暴行和宣扬暴力。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呈交给历史的杰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 打伤自己的老师。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民间暴力团体：义和团和红卫兵。 义和团这个邪教组织的施暴对象是外国人。在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凌的时候，他们手持大刀 长矛，迎着洋人现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冲击、流血、牺牲，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不容否 定的。 而红卫兵的施暴对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们大都是以超过被害人十倍几十倍的人数进行施 暴的。被他们殴打致死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表现出反抗的意愿。但还是没有赢来丝毫的同情。红卫 兵的胆魄和手段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军事集团。红卫兵是以强凌 弱的乌合之众，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10 年 5 月 4 日 —————————————————————————————————— 【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 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 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 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 1966 届初中生， 1968 年 6 月 13 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 年调回北京， 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 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 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 年文革 30 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 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 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竟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 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 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