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 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 《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 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年文革40 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年前的8月5日 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 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 生过来抽耳光，瑞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 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 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 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 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8,5那 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年9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90周年的庆祝 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 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 字，“宋彬彬一一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 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 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 1966年8月5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 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 据。 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 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 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 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 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 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 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 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8,5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 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 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 8,18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8.5事件的责任就 应该归咎于她。既然8.5校长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 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 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 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 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 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 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 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白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近年看到高一 3 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 8 月 5 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 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 《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 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 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 年文革 40 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 年前的 8 月 5 日 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 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 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 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 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 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 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 8•5 那 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 年 9 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 90 周年的庆祝 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 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 字，“宋彬彬——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 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 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 1966 年 8 月 5 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 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 据。 2007 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 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 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 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 三届学生约 40 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 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 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 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 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 8•5 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 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 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 8•18 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 8•5 事件的责任就 应该归咎于她。既然 8•5 校长之死和 8•18 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 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 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 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 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 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 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 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