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了问题以后将它重新弄好。把文明弄好之后,新的稳定阶段就又出现了。 在历史上,西方文明出现过三次比较大的整合,第一次就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大整合; 第二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整合;第三次是后现代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整合。每次文明整合, 都带来了一些方向性的改变 第一次大整合是在四个元素的基础上整合的,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家和家族,一个是国 家,一个是超国家。我们知道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帝国,对这个历史事件史学界一直存在两 种观点,一种是从主观上找原因,说是罗马帝国由于内部的各种原因导致了它的灭亡;另 种观点从客观上找原因,认为帝国是被日耳曼人消灭的,为另一种更为进步的文明所取代。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还是比较同意第一种观点,因为第二种观点的矛盾较多。 第二种观点把罗马说成奴隶社会没有错,但要断言日耳曼人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则不很妥 当。按照经典作家的说法,日耳曼人注入欧洲的是一种野蛮性,把一些家族观念和一些部落 传统注入到了西方的文化中去了。日耳曼人征服后出现的情况其实是一种整合,我们知道古 代希腊人有很强的个人主义,就是放大了的个人,每个人都很浪漫。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代表 的就是真理,国王认为自己就是正义,普通公民也信奉自己是半个神,是半人半神的英雄 罗马文明却与此不同,那里不是放大了的个人,而是放大了的国家,这个国家机器非常之强, 军队、法律和政府形成体系,在帝国强权下,每个人都感到了强权的渗透,并且感到了渗透 之下的生活并不幸福。日耳曼人来了,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如果他们再发展一点或者再落后 一点,也许都进入不了罗马帝国。因为征服罗马时的日耳曼人正处于内部平等、血缘纽带的 阶段,内部的矛盾较小,处处给人一种与家有关的温情脉脉的东西。从总体来说,那时的日 耳曼人在罗马人面前是自卑的,然而罗马人却对日耳曼人的家庭温馨情有独钟,沉浸在对家 园生活的美好想像之中。其实蛮族的日子并不好过,只是因为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曾长时期忽 视家庭生活,所以家的温情对他们极具魅力。“家”这个观念,在缺乏家庭温馨的人们沉寂 的心灵中容易产生印象。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并非全靠武力,因为罗马人当时军事力量并非很 弱,城池也极其坚固,所以对罗马的征服还存在着人心的征服。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后,并没 有立即进城来抢东西,而是驻扎在城外,并为罗马的贵族保留着一份财产,让他们好好活着, 这种很奇怪的融合造成了文明的大整合,即个人、家庭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大整合,国家变小 了一些,家的原则放大了一些,这就导致了后来领主附庸封建主义的基础。 上述个人、家庭、国家和超国家元素的整合导致了中古欧洲三个集团的出现,分别是贵 族间的领主附庸制、自由农民间的日耳曼人的公社和作为欧洲精神统治者的基督教教会。这 个整合主要表现为一种文明元素间的比例的调整,罗马时的国家在中古时代被缩小了,而希 腊人的那种放大了的个人也同时趋于维新。相反,日耳曼的家庭原则和血缘关系则得到了制 度化的发展,成为领主附庸制度的基础。这样一种制度出现以后,私人关系就部分地取代了 国家关系,欧洲出现分裂和地方分治,在此之上只存在着相对松散的封建契约关系 蛮族的家庭和血缘关系对社会的改造还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迈进,这就是出现了各种日耳 曼人的公社,特点是公社成员们的自治、选举、合作,显然不是一种封建的契约关系。社区 这个词,译成中文后就变成了公社,以前中国的历史学家对于“公社”这个词一直持否定态 度,以为是一种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极其落后的东西。然而当代西方的历史学家则共同认为 公社的存在十分重要,它是一种民主的传统。黑死病以后自治公社的制度在欧洲的许多地方 复活,被认为是奠定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基础。从公社制度中发展出了选举 制度,接着又发展出了议会和共和国,所以整个近代政治的兴起就不仅有一条自上而下王朝 战争的道路,还有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发展道路。这种较量的最终结果是王朝战争首先赢得 了对于封建贵族的胜利,代表国家主权的新君主制的建立更把这种胜利在制度的层面上给固 定了下来。 然而,近代国家和近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基础是人民对于政治的参与,例如三权分立、五 权分立、民选总统和国会制度的兴起,都只能从人民自下的参政运动中来找到一种解释是出了问题以后将它重新弄好。把文明弄好之后，新的稳定阶段就又出现了。 在历史上，西方文明出现过三次比较大的整合，第一次就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大整合； 第二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整合；第三次是后现代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整合。每次文明整合， 都带来了一些方向性的改变。 第一次大整合是在四个元素的基础上整合的，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家和家族，一个是国 家，一个是超国家。我们知道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帝国，对这个历史事件史学界一直存在两 种观点，一种是从主观上找原因，说是罗马帝国由于内部的各种原因导致了它的灭亡；另一 种观点从客观上找原因，认为帝国是被日耳曼人消灭的，为另一种更为进步的文明所取代。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还是比较同意第一种观点，因为第二种观点的矛盾较多。 第二种观点把罗马说成奴隶社会没有错，但要断言日耳曼人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则不很妥 当。按照经典作家的说法，日耳曼人注入欧洲的是一种野蛮性，把一些家族观念和一些部落 传统注入到了西方的文化中去了。日耳曼人征服后出现的情况其实是一种整合，我们知道古 代希腊人有很强的个人主义，就是放大了的个人，每个人都很浪漫。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代表 的就是真理，国王认为自己就是正义，普通公民也信奉自己是半个神，是半人半神的英雄。 罗马文明却与此不同，那里不是放大了的个人，而是放大了的国家，这个国家机器非常之强， 军队、法律和政府形成体系，在帝国强权下，每个人都感到了强权的渗透，并且感到了渗透 之下的生活并不幸福。日耳曼人来了，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如果他们再发展一点或者再落后 一点，也许都进入不了罗马帝国。因为征服罗马时的日耳曼人正处于内部平等、血缘纽带的 阶段，内部的矛盾较小，处处给人一种与家有关的温情脉脉的东西。从总体来说，那时的日 耳曼人在罗马人面前是自卑的，然而罗马人却对日耳曼人的家庭温馨情有独钟，沉浸在对家 园生活的美好想像之中。其实蛮族的日子并不好过，只是因为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曾长时期忽 视家庭生活，所以家的温情对他们极具魅力。“家”这个观念，在缺乏家庭温馨的人们沉寂 的心灵中容易产生印象。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并非全靠武力，因为罗马人当时军事力量并非很 弱，城池也极其坚固，所以对罗马的征服还存在着人心的征服。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后，并没 有立即进城来抢东西，而是驻扎在城外，并为罗马的贵族保留着一份财产，让他们好好活着， 这种很奇怪的融合造成了文明的大整合，即个人、家庭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大整合，国家变小 了一些，家的原则放大了一些，这就导致了后来领主附庸封建主义的基础。 上述个人、家庭、国家和超国家元素的整合导致了中古欧洲三个集团的出现，分别是贵 族间的领主附庸制、自由农民间的日耳曼人的公社和作为欧洲精神统治者的基督教教会。这 个整合主要表现为一种文明元素间的比例的调整，罗马时的国家在中古时代被缩小了，而希 腊人的那种放大了的个人也同时趋于维新。相反，日耳曼的家庭原则和血缘关系则得到了制 度化的发展，成为领主附庸制度的基础。这样一种制度出现以后，私人关系就部分地取代了 国家关系，欧洲出现分裂和地方分治，在此之上只存在着相对松散的封建契约关系。 蛮族的家庭和血缘关系对社会的改造还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迈进，这就是出现了各种日耳 曼人的公社，特点是公社成员们的自治、选举、合作，显然不是一种封建的契约关系。社区 这个词，译成中文后就变成了公社，以前中国的历史学家对于“公社”这个词一直持否定态 度，以为是一种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极其落后的东西。然而当代西方的历史学家则共同认为 公社的存在十分重要，它是—种民主的传统。黑死病以后自治公社的制度在欧洲的许多地方 复活，被认为是奠定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基础。从公社制度中发展出了选举 制度，接着又发展出了议会和共和国，所以整个近代政治的兴起就不仅有一条自上而下王朝 战争的道路，还有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发展道路。这种较量的最终结果是王朝战争首先赢得 了对于封建贵族的胜利，代表国家主权的新君主制的建立更把这种胜利在制度的层面上给固 定了下来。 然而，近代国家和近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基础是人民对于政治的参与，例如三权分立、五 权分立、民选总统和国会制度的兴起，都只能从人民自下的参政运动中来找到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