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推动蒋汪合作。1926年10月以后,广东内外恢复党权、反蒋迎汪的空气异常浓厚。鲍罗廷、维经斯基和陈独秀都认为蒋汪 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由汪精卫负责国民党和政府工作、蒋介石负责军队。主张蒋汪合作既是害怕反蒋会动摇北伐大 局,也是以汪精卫来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 在动摇彷徨之中。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然而,共产 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 第二,拒绝参加政府。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形成了群众团体联合掌握县政权的局面,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 步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 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 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革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认为,民族的资本主义建设是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9 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 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而“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第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于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浦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 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 派人帮助工作。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可干涉 到军事行政上的事”。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 第四,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 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 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惧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 党关系之主要原因”。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会议把挽救危 机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和加强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要求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 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 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另 方面给正在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 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如何生存并坚持 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 主观因素 、大革命的失败 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3月底,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到达上海,一到上海变通帝国主义分子、江浙大资产阶级和上海帮会头子举行会谈,策划反 革命政变。4月初,蒋介石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祟禧、李济深,以及右派政客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使 用暴力手段“清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检举共产党谋叛案”,为发动政变制造舆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 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在此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第一，推动蒋汪合作。1926年10月以后，广东内外恢复党权、反蒋迎汪的空气异常浓厚。鲍罗廷、维经斯基和陈独秀都认为蒋汪 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由汪精卫负责国民党和政府工作、蒋介石负责军队。主张蒋汪合作既是害怕反蒋会动摇北伐大 局，也是以汪精卫来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 在动摇彷徨之中。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然而，共产 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 第二，拒绝参加政府。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形成了群众团体联合掌握县政权的局面，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 步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 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 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革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认为，民族的资本主义建设是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9 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 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而“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第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于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浦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 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 派人帮助工作。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可干涉 到军事行政上的事”。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 装。 第四，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 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 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惧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 党关系之主要原因”。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会议把挽救危 机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和加强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要求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 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 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另一 方面给正在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 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如何生存并坚持 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 主观因素。 二、大革命的失败 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3月底，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到达上海，一到上海变通帝国主义分子、江浙大资产阶级和上海帮会头子举行会谈，策划反 革命政变。4月初，蒋介石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以及右派政客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使 用暴力手段“清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检举共产党谋叛案”，为发动政变制造舆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 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在此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