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 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 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有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 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 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 下,既要积极联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 盾。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 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 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 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可靠得住的同盟军 第四,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当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人批评 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 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1926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 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一文中,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 中的重要性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出国民革命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如此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 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资产阶级 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 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 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来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 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第三节大革命的失败 、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 速膨 胀。美、日、英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 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 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 次讲演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 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 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于蒋介石在北伐中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是有所认识和警惕的;但是对于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 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和警惕,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犯了严重的退让妥协错误: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 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 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有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 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 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 下，既要积极联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 盾。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 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 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 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可靠得住的同盟军。 第四，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当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人批评 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 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1926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 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一文中，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 中的重要性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出国民革命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如此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 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资产阶级 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 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 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来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 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第三节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 胀。美、日、英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 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 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 次讲演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 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 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于蒋介石在北伐中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是有所认识和警惕的；但是对于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 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和警惕，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犯了严重的退让妥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