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六讲语言、道德与制度 性规则”( constitutive rules)—-(见 Searle,1995,1998),并进一步把他的从“实然”中推 导出“应然”的逻辑可行性归结为“制度事实”的存在,用他自己的原话说:“只是在义务 和许诺的一种制度化形式( institutionalized form)中,我方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来” ( Searle,1964,p.56)。他还进一步解释道,一个人之所以有某些义务、权利和责任并守诺 ( commitments),应该归诸于制度事实,而不是原初事实。为了说明他的在一定的制度事实 应当做X”才有意义这一见解,他( Searle,1969,p185)举了一个具有“构成性规则”的 棒球运动的例子:在你玩棒球时,在ⅹ的情形和位置上,你必须做y。塞尔想依此说明 项义务( obligation)总是与特定的制度场景有关。塞尔的这一见解,显然也有其道理和深 刻性。因为,沿着塞尔的论辩理路,人们如何判断一个有责任、有义务或者说应该如何做和 如何按那种“应然”的方式做,显然只有在一定的社会风俗、习俗、惯例和制度环境等等诸 种人类生活形式(德文为“ Lebensformen”——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所使用 的一个专门术语,我现在把它理解为等同于在西方人的一般使用中的广义的“ Institutions” 即“制序”)背景中,才能作出这一判断。然而,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接受塞尔教授的“原 初事实”和“制度事实”的两分法,却仍然看不出他试图依照语言哲学的论辩程式从“实然” 中推导出伦理学中“应然”的努力和尝试是有效的。在上面讨论黑尔的“我应该做X”定言 判断的三重意思中,我们已初步说明了这一点。 对塞尔所持的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构成性规则中“义务”( obligation)作为一种“应然” 才是有意义的这一见解的适切性和自恰性而言,一个更为要命的问题是,就“义务”作为 种内在心理意识中的判断或休谟所言的道德感而言,与西方一位道德哲学家E.M. Zemach (1971)所言的外在“许诺制度”( institution of promising)是有着极其复杂且容易混淆的“区 别”( distinction)的一一尽管二者密切相关联。塞尔本人虽然意识到了二者的区别,但并没 有真正弄清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正如 Zemach(1971,p.62)所一针见血 地指出得那样,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某一具体制度安排中所出现的每一项“义务”只是 相对于这一既定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因而,这一“义务”只是具有一种“假言命令” ( hypothetical imperative)的形式:“假如你继续玩这一博弈,你下一步就必须做”。但是, 如果情形是一个人不再玩这种个人必须承担一定义务的“元博弈”(meta-game)的话,那么 说他有某一“义务”(如琼斯“应该”支付给史密斯5元钱)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此而言 只有当一个人希望继续玩一种“许诺博弈”一一或言仍处在这一制度安排中一一时,他才“应 该”走下一步。由此来看,塞尔所言的构成性规则完全依赖于这种“元博弈”,因而在塞尔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 第六讲 语言、道德与制度 150 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见 Searle, 1995, 1998），并进一步把他的从“实然”中推 导出“应然”的逻辑可行性归结为“制度事实”的存在，用他自己的原话说：“只是在义务 和许诺的一种制度化形式（institutionalized form）中，我方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来” （Searle, 1964, p.56）。他还进一步解释道，一个人之所以有某些义务、权利和责任并守诺 （commitments），应该归诸于制度事实，而不是原初事实。为了说明他的在一定的制度事实 “应当做 X”才有意义这一见解，他（Searle, 1969, p.185）举了一个具有“构成性规则”的 棒球运动的例子：在你玩棒球时，在 x 的情形和位置上，你必须做 y。塞尔想依此说明，一 项义务（obligation）总是与特定的制度场景有关。塞尔的这一见解，显然也有其道理和深 刻性。因为，沿着塞尔的论辩理路，人们如何判断一个有责任、有义务或者说应该如何做和 如何按那种“应然”的方式做，显然只有在一定的社会风俗、习俗、惯例和制度环境等等诸 种人类生活形式（德文为“Lebensformen”——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所使用 的一个专门术语，我现在把它理解为等同于在西方人的一般使用中的广义的“institutions” 即“制序”）背景中，才能作出这一判断。然而，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接受塞尔教授的“原 初事实”和“制度事实”的两分法，却仍然看不出他试图依照语言哲学的论辩程式从“实然” 中推导出伦理学中“应然”的努力和尝试是有效的。在上面讨论黑尔的“我应该做 X”定言 判断的三重意思中，我们已初步说明了这一点。 对塞尔所持的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构成性规则中“义务”（obligation）作为一种“应然” 才是有意义的这一见解的适切性和自恰性而言，一个更为要命的问题是，就“义务”作为一 种内在心理意识中的判断或休谟所言的道德感而言，与西方一位道德哲学家 E. M. Zemach （1971）所言的外在“许诺制度”（institution of promising）是有着极其复杂且容易混淆的“区 别”（distinction）的——尽管二者密切相关联。塞尔本人虽然意识到了二者的区别，但并没 有真正弄清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正如 Zemach（1971，p. 62）所一针见血 地指出得那样，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某一具体制度安排中所出现的每一项“义务”只是 相对于这一既定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因而，这一“义务”只是具有一种“假言命令” （hypothetical imperative）的形式：“假如你继续玩这一博弈，你下一步就必须做 X”。但是， 如果情形是一个人不再玩这种个人必须承担一定义务的“元博弈”（meta-game）的话，那么 说他有某一“义务”（如琼斯“应该”支付给史密斯 5 元钱）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此而言， 只有当一个人希望继续玩一种“许诺博弈”——或言仍处在这一制度安排中——时，他才“应 该”走下一步。由此来看，塞尔所言的构成性规则完全依赖于这种“元博弈”，因而在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