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人为地制定出一些既无科学依据、又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政策：至于一些党政领导为了自 身所谓的“政绩”，或出于个人的偏好，更是不管政策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损害公民利益， 就强行实施一些易于“建功立业”的政策：而一些下属人员为了维护或谋取个人的利益，或 为了与领导保持一致，也常违反政策制定的有关规则，使得久经考验的民主集中制蜕变成领 导人的“说了算”而领导者又常以集体决策为由推卸了本该承担的责任。反过来，这种现象 又助长了这些领导人滥用职权、不负责任的决策作风。 再次，曾经倍受人们看重的政策研究机构在体制和一些领导干部决策作风的影响下逐 蜕变为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其日常工作就是做一些领导人的“命题作文”，或尽力论 证领导者的个人意见，以便使那些主观色彩很浓的政策披上“科学”与“合法”的外衣。但 是，如果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承认公民在政策合法化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公民 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一改过去“谋”与“断”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为“谋”与“断” 的适当反复，这不仅能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的责任感，而且对那些违反民主精 神的政策方案与个别领导的决策随意性、官僚主义、搞“政绩”工程等作风起到一定的监督 与制约作用。 最后，由于政策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对象的合作程度，因此，作为政策对象的重 要组成部分，公民参与政策合法化将明显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有利于他们对政策的认可和接 受，实现政策合法化的目的，也自然有利于之后的政策执行。 三、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媒系指在传播路线上用机器做居间以传达信息的报纸、书籍、杂志、电影、广播、 电视、因特网等诸形式”。决策中的信总总要借助于一定的媒体才能传播，大众媒体则是现 代社会最为普遍的信息传播载体。大众传媒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正产生着越来越大 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在西方有人将大众传媒称作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的 “第四种权力”。 以大众传媒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播学自本世纪初建立以来，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也十分 迅速，出现了威尔伯·施拉姆、哈罗德·拉斯韦尔和中农等在传播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著 名学者。他们当中如哈罗德·拉斯韦尔不仅作为传播学理论的奠基人，更是著名的政治学家。 大众传播媒介对政策制定的作用极为显著。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关国传播学家施拉姆指出： “媒介很少能劝说人怎么想，却能成功地劝说人想什么”。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著名记者 西奥多·怀特也曾提出媒介“安排公众议程”说。拉斯韦尔则认为政治传播就是“运用实义 的符号，以控制人们的集体态度”。如1985年，正是由于日本新闻界披露了库里路特行贿受 贿案丑闻，而导致日本前首相宇野下台，内阁倒闭。当时的评论说：这一新闻传播媒介的作用 更像是政治的火钳，它所起的作用已不完全像新闻事业。事实上，从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开始 它就与社会政治形成了互动的紧密关系，它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手段。通过大众传媒的 影响所形成的政治奥论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给社会政治 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巨大冲击。如15世纪欧洲活字印刷的出现，推动和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 6 10 验人为地制定出一些既无科学依据、又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政策；至于一些党政领导为了自 身所谓的“政绩”,或出于个人的偏好，更是不管政策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损害公民利益， 就强行实施一些易于“建功立业”的政策；而一些下属人员为了维护或谋取个人的利益，或 为了与领导保持一致，也常违反政策制定的有关规则,使得久经考验的民主集中制蜕变成领 导人的“说了算”；而领导者又常以集体决策为由推卸了本该承担的责任。反过来,这种现象 又助长了这些领导人滥用职权、不负责任的决策作风。 再次,曾经倍受人们看重的政策研究机构在体制和一些领导干部决策作风的影响下逐渐 蜕变为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其日常工作就是做一些领导人的“命题作文”,或尽力论 证领导者的个人意见,以便使那些主观色彩很浓的政策披上“科学”与“合法”的外衣。但 是,如果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承认公民在政策合法化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公民 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一改过去“谋”与“断”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为“谋”与“断” 的适当反复,这不仅能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的责任感,而且对那些违反民主精 神的政策方案与个别领导的决策随意性、官僚主义、搞“政绩”工程等作风起到一定的监督 与制约作用。 最后，由于政策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对象的合作程度,因此,作为政策对象的重 要组成部分,公民参与政策合法化将明显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有利于他们对政策的认可和接 受,实现政策合法化的目的,也自然有利于之后的政策执行。 三、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媒系指在传播路线上用机器做居间以传达信息的报纸、书籍、杂志、电影、广播、 电视、因特网等诸形式①。决策中的信息总要借助于一定的媒体才能传播，大众媒体则是现 代社会最为普遍的信息传播载体。大众传媒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正产生着越来越大、 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在西方有人将大众传媒称作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的 “第四种权力”。 以大众传媒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播学自本世纪初建立以来,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也十分 迅速,出现了威尔伯·施拉姆、哈罗德·拉斯韦尔和申农等在传播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著 名学者。他们当中如哈罗德·拉斯韦尔不仅作为传播学理论的奠基人,更是著名的政治学家。 大众传播媒介对政策制定的作用极为显著。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指出: “媒介很少能劝说人怎么想,却能成功地劝说人想什么”②。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著名记者 西奥多·怀特也曾提出媒介“安排公众议程”说。拉斯韦尔则认为政治传播就是“运用实义 的符号,以控制人们的集体态度”③。如 1985 年,正是由于日本新闻界披露了库里路特行贿受 贿案丑闻,而导致日本前首相宇野下台,内阁倒闭。当时的评论说:这一新闻传播媒介的作用 更像是政治的火钳,它所起的作用已不完全像新闻事业。事实上,从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开始, 它就与社会政治形成了互动的紧密关系,它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手段。通过大众传媒的 影响所形成的政治舆论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给社会政治 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巨大冲击。如 15 世纪欧洲活字印刷的出现,推动和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 ① 沙莲香．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15 页． ②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76－277 页． ③ 宋定国．新编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29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