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的提高同时意味着,通过建立多边机制的制度制衡手段缓解压力和威胁,构 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空间不断缩小。 中美互动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这一域外因素影响下,地区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 性,使未来东亚地区公共利益供求关系的三个核心变量——供给意愿、供给能力 和需求存在较大变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未 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冲突和相互协调 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区域公共利益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 互排斥的状况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则东亚地区秩序形态有滑向冲突的风险。一旦 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对华遏制战略令中国感到崛起成果难以守护,或其行为挑 战到中国在领土主权等安全领域的底线,则中国或许不得不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处 理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关系。四整个地区可能由此被拖入更为频繁的冲突状 态,对于区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随之上升到高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对于地 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零和博弈策 略手段,而难以真正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东亚地区将随之向低水平 供给与强需求的高位失衡状态演化。 东亚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和平秩序,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如果美 国坚持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方向,则理论上中国单方面避免东亚地 区向冲突转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令美国感到中国成长为 地区霸权的威胁消失或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东亚地区可能恢复到2009年之前 那种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补的供给模式基础上的二元松散合作秩序形态。这 种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符合美国和多数东亚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美国为东亚提供 低成本的安全公共产品即可获得地区主导权,东亚成员则可以继续在经济和安全 贺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和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过多 边机制缓解压力和威胁,并以此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或 Gao c 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m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2011);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 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38 Intemational Economic review度的提高同时意味着，通过建立多边机制的制度制衡[1] 手段缓解压力和威胁，构 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空间不断缩小。 中美互动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这一域外因素影响下，地区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 性，使未来东亚地区公共利益供求关系的三个核心变量——供给意愿、供给能力 和需求存在较大变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未 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冲突和相互协调 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区域公共利益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 互排斥的状况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则东亚地区秩序形态有滑向冲突的风险。一旦 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对华遏制战略令中国感到崛起成果难以守护，或其行为挑 战到中国在领土主权等安全领域的底线，则中国或许不得不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处 理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关系。[2] 整个地区可能由此被拖入更为频繁的冲突状 态，对于区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随之上升到高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对于地 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零和博弈策 略手段，而难以真正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东亚地区将随之向低水平 供给与强需求的高位失衡状态演化。 东亚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和平秩序，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如果美 国坚持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方向，则理论上中国单方面避免东亚地 区向冲突转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令美国感到中国成长为 地区霸权的威胁消失或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东亚地区可能恢复到2009年之前 那种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补的供给模式基础上的二元松散合作秩序形态。这 种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符合美国和多数东亚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美国为东亚提供 低成本的安全公共产品即可获得地区主导权，东亚成员则可以继续在经济和安全 [1] 贺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和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过多 边机制缓解压力和威胁，并以此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 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或Gao Cheng, “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 2011）；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 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高 程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