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中美邻相对实力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东亚地区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 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 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转变,中国与周边关系演变为与美国 及其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未来东亚秩序的走势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选择, 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面对周边力量与利益格局的变化,主动塑造 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以获得与中国实力增长相称 的影响力,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中国周边战略正在向主动作为 的大方向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努力构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惠及周边的 地区秩序,将共同发展、开放竞争和相互包容这三个核心理念融入到包括政治、安 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整套周边战略思路中。 关键词:二元格局东亚秩序中美互动关系中国周边战略目标 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区域外大国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在昔 日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形成中美二元格局。2009年之后,随着中美相对实力此 消彼长速度的加快,东亚二元格局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中国的崛起导 致世界权力中心的竞争从欧洲转移到东亚。在美国势力范围所覆盖的东亚地 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明显逆转。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东亚地区的利 高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的初稿曾于2013年12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 主办的“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学术硏讨会上宣读,感谢张蕴岭老师对本文做出的中肯评论 和提出具有价值的修改建议。同时,感谢《国际经济评论》杂志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 见和建议。文中的疏漏及不足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1 Christopher Layne, "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12, p.21-31: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 高 程 高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 本文的初稿曾于2013年12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 主办的“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张蕴岭老师对本文做出的中肯评论 和提出具有价值的修改建议。同时，感谢《国际经济评论》杂志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 见和建议。文中的疏漏及不足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1] Christopher Layne, “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12, pp.21-31；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中美邻相对实力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东亚地区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 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 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转变，中国与周边关系演变为与美国 及其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未来东亚秩序的走势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选择， 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面对周边力量与利益格局的变化，主动塑造一 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以获得与中国实力增长相称 的影响力，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中国周边战略正在向主动作为 的大方向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努力构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惠及周边的 地区秩序，将共同发展、开放竞争和相互包容这三个核心理念融入到包括政治、安 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整套周边战略思路中。 关键词：二元格局 东亚秩序 中美互动关系 中国周边战略目标 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区域外大国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在昔 日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形成中美二元格局。2009年之后，随着中美相对实力此 消彼长速度的加快，东亚二元格局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中国的崛起导 致世界权力中心的竞争从欧洲转移到东亚。[1] 在美国势力范围所覆盖的东亚地 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明显逆转。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东亚地区的利 32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益格局如何在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基础上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 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 决定着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势?中国在争取对自身和整个区域有利的地区秩序走势 过程中,需要对周边战略进行怎样的调整和策略应对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变化:中美二元格局由兼容到相斥 国际格局(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是指在一定的国际关系构成中,由主 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相互联系、制约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它拥有两个维 度,一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二是利益关系。我们从这两个维度出 发,可以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周边格局的变迁,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地区格局在 性质上的变化。目前中国周边问题和矛盾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在南亚和中亚美 国势力影响较弱的地区,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较为温和,这些区域的利 益格局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因此这两节本文将主要讨论21世纪以来中国周边的 东亚格局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其中,我们围绕组成东亚格局的三条线索展开: 是中美两国和中国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实力对比变化,二是实力对比基础上 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互动,三是东亚地区的公共利益。 二战结束后,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以美国军事和市场力量为主导的格局。在这 地区格局下,东亚内部以日本为生产链条的“雁首”,日本作为美国的亚太盟 友,辅助美国满足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需求。21世纪以来,日本经 济持续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实力迅速崛起,后者在东亚地区内部格局中,发展成 为中心力量。叫这一时期,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和主要利益诉求是创造良 好的周边环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全 门以下分析框架和研究详见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一以东亚秩序的 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4-30页。在该文中,作者把地区秩序区分为 “紧密合作秩序”、“松散合作秩序”、“无合作冲突”与“无合作秩序”四种类型。紧密合作秩序:区域 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高位平衡,高水平供给可满足强需求:松散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 于低位失衡,弱需求获得高水平供给:无合作冲突: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高位失衡,低水平供给 无法满足强需求:无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低位平衡,低水平供给满足弱需求。 [2] Ramkishen Rajan,"Emergenc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 What Does It Imply for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8, No. 26, 2003, Pp. 2639-2643: Robert S. Ross,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in William w. K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eds )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33
益格局如何在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基础上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 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 决定着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势？中国在争取对自身和整个区域有利的地区秩序走势 过程中，需要对周边战略进行怎样的调整和策略应对？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变化：中美二元格局由兼容到相斥 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是指在一定的国际关系构成中，由主 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相互联系、制约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它拥有两个维 度，一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二是利益关系。我们从这两个维度出 发，可以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周边格局的变迁，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地区格局在 性质上的变化。目前中国周边问题和矛盾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在南亚和中亚美 国势力影响较弱的地区，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较为温和，这些区域的利 益格局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因此这两节本文将主要讨论21世纪以来中国周边的 东亚格局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其中，我们围绕组成东亚格局的三条线索展开： 一是中美两国和中国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实力对比变化，二是实力对比基础上 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互动，三是东亚地区的公共利益。[1] 二战结束后，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以美国军事和市场力量为主导的格局。在这 一地区格局下，东亚内部以日本为生产链条的“雁首”，日本作为美国的亚太盟 友，辅助美国满足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需求。21世纪以来，日本经 济持续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实力迅速崛起，后者在东亚地区内部格局中，发展成 为中心力量。[2] 这一时期，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和主要利益诉求是创造良 好的周边环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全 [1] 以下分析框架和研究详见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 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4~30页。在该文中，作者把地区秩序区分为 “紧密合作秩序”、“松散合作秩序”、“无合作冲突”与“无合作秩序”四种类型。紧密合作秩序：区域 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高位平衡，高水平供给可满足强需求；松散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 于低位失衡，弱需求获得高水平供给；无合作冲突：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高位失衡，低水平供给 无法满足强需求；无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低位平衡，低水平供给满足弱需求。 [2] Ramkishen Rajan, “Emergenc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 What Does It Imply for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8, No. 26, 2003, pp.2639-2643; Robert S.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in William W. K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33
球反恐,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主要是,分享中国和东亚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收 益。这一利益诉求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亚地区的作为空 间。直至2009年,东亚地区存在中美两个相互兼容并存的主导力量,其基本格 局是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和谐并存。叫 在和谐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以互补和彼此兼容的方式满足了地区的公共 利益。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高了东亚成员在经济领域的利益需求。东亚地 区缺少内部完整的生产一销售市场,大多数成员同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中间环 节,其经济运转主要依赖于外部市场而非内部需求,因此对于世界经济环境具有 脆弱性依赖,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弱。东亚经济的脆弱性使其成员对于稳定 的汇率、市场和相关合作机制、制度建设等公共利益需求程度增强。20世纪末 以来,美国为东亚提供经济领域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自80年代后 半期起,美国开始限制东亚的市场份额,以致东亚“雁型”模式生产链条前端地 区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后端地区吞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坐视危机在东亚的蔓延。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 此后的经济萧条中,美国作为危机的根源,无意也无力帮助东亚经济体走出困 境。与此同时,为了给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为东亚地区提供公共 利益的意愿提升,并发展成为地区内部唯一有能力在经济领域提供主要公共产品 的大国。一方面,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实质上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 家间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冲击提高了东亚地区共同抵御经济风 险的需求,其成员通过给予中国更多友善的回报提升了后者在经济合作领域为地 区提供更多公共利益的动力,东亚地区经济领域总体呈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松 散合作局面。 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区域内大国关系相对和谐,因此与经济领域不断增长的 公共利益需求相比,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公共利益需求较弱。美国在 东亚仅以较低成本投入便可维持该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美国作为外部力量,通 过与区域内供给相互兼容和互补的方式提高了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美 ]祁怀高:“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并存”,《当代亚太》,201年第6期,第55-74 页。关于亚太地区制度均势战略的讨论,具体参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周小兵:“东亚经济结构的‘和谐’内涵及缺陷调整”,《当代亚太》,2007年第12期,第35-44页 [3]渡边利夫:《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东亚的回应》,倪月菊、赵英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4]关于这段时期中国自愿、有意识地通过推动合作构造地区“共有利益”的过程,参见阮宗泽 著:《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章 34 Inte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球反恐，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主要是，分享中国和东亚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收 益。这一利益诉求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亚地区的作为空 间。直至2009年，东亚地区存在中美两个相互兼容并存的主导力量，其基本格 局是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和谐并存。[1] 在和谐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以互补和彼此兼容的方式满足了地区的公共 利益。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高了东亚成员在经济领域的利益需求。东亚地 区缺少内部完整的生产—销售市场，大多数成员同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中间环 节，其经济运转主要依赖于外部市场而非内部需求，因此对于世界经济环境具有 脆弱性依赖，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弱。东亚经济的脆弱性使其成员对于稳定 的汇率、市场和相关合作机制、制度建设等公共利益需求程度增强。20世纪末 以来，美国为东亚提供经济领域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自80年代后 半期起，美国开始限制东亚的市场份额，以致东亚“雁型”模式生产链条前端地 区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后端地区吞食。[2]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坐视危机在东亚的蔓延。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 此后的经济萧条中，美国作为危机的根源，无意也无力帮助东亚经济体走出困 境。与此同时，为了给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为东亚地区提供公共 利益的意愿提升，并发展成为地区内部唯一有能力在经济领域提供主要公共产品 的大国。一方面，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实质上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 家间的协同发展。[3]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冲击提高了东亚地区共同抵御经济风 险的需求，其成员通过给予中国更多友善的回报提升了后者在经济合作领域为地 区提供更多公共利益的动力，[4] 东亚地区经济领域总体呈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松 散合作局面。 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区域内大国关系相对和谐，因此与经济领域不断增长的 公共利益需求相比，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公共利益需求较弱。美国在 东亚仅以较低成本投入便可维持该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美国作为外部力量，通 过与区域内供给相互兼容和互补的方式提高了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美 [1] 祁怀高：“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并存”，《当代亚太》，2011 年第 6 期，第 55~74 页。关于亚太地区制度均势战略的讨论，具体参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 周小兵：“东亚经济结构的‘和谐’内涵及缺陷调整”，《当代亚太》，2007年第12期，第35~44页。 [3] 渡边利夫：《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东亚的回应》，倪月菊、赵英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4] 关于这段时期中国自愿、有意识地通过推动合作构造地区“共有利益”的过程，参见阮宗泽 著：《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章。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高 程 34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国有意愿和能力为东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并且在供给能力上具有优势。中国有 意愿在经济领域为东亚提供公共产品,且其供给能力上的优势不断提升。其表 现形式是,美国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和关系协调为东亚地区提供常规性安全保护和 危机管理,中国通过推动多边经济合作提高东亚经济体来自贸易等领域的收 益。國中美两国兼容互补的供给总体上满足了东亚地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公共 利益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通过“以经促政”的战略,换取了周边国家对中 国发展的善意和良好的周边政治安全环境,并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美 国通过低成本维持着地区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并从东亚生产网络和以中国为代表 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繁荣中分享经济收益。中美两国和东亚国家在正和博弈中 实现了互利共赢。在东亚的力量格局中,中国面对的不是美国的安全联盟体系 而是利益兼容的中美、中日双边关系和与东盟之间相互促进的多边关系。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剧烈冲击,全 球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复 苏的引擎。中美邻之间实力对比迅速发生变化,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差距缩小,中 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差距拉大。中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韩国、澳新等 亚太主要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中美邻 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美在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但是由此引发的利益关 系变化,使这种二元格局的性质发生了重要改变。此前,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更多 在于从地区经济繁荣中获益,特别是分享中国发展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影响力 的壮大,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巩固和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地区霸权,以 防止中国崛起成为东亚地区新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开始试图获得 与自身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地区影响力。因此,中美两国的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 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 弈变化。在不同的领域和议题上,中美之间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和互利共赢的正 和博弈共存,但零和博弈上升为主导性规则。东亚地区二元格局的竞争性和相斥 性开始替代其互利性和兼容性。 [1]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Vol29.No.3.2004/2005,pp.64-9 的未2迈克尔马斯坦杜诺:“不完全霸权与亚太安全秩序”,载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 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David Shambaugh,"Asia in Transitio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e 690, 2006, Pp. 153-159: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Shambaugh(ed )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8-70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35
国有意愿和能力为东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并且在供给能力上具有优势。中国有 意愿在经济领域为东亚提供公共产品，且其供给能力上的优势不断提升。[1] 其表 现形式是，美国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和关系协调为东亚地区提供常规性安全保护和 危机管理，[2] 中国通过推动多边经济合作提高东亚经济体来自贸易等领域的收 益。[3] 中美两国兼容互补的供给总体上满足了东亚地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公共 利益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通过“以经促政”的战略，换取了周边国家对中 国发展的善意和良好的周边政治安全环境，并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美 国通过低成本维持着地区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并从东亚生产网络和以中国为代表 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繁荣中分享经济收益。中美两国和东亚国家在正和博弈中 实现了互利共赢。在东亚的力量格局中，中国面对的不是美国的安全联盟体系， 而是利益兼容的中美、中日双边关系和与东盟之间相互促进的多边关系。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剧烈冲击，全 球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复 苏的引擎。中美邻之间实力对比迅速发生变化，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差距缩小，中 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差距拉大。中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韩国、澳新等 亚太主要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中美邻 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美在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但是由此引发的利益关 系变化，使这种二元格局的性质发生了重要改变。此前，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更多 在于从地区经济繁荣中获益，特别是分享中国发展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影响力 的壮大，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巩固和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地区霸权，以 防止中国崛起成为东亚地区新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开始试图获得 与自身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地区影响力。因此，中美两国的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 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 弈变化。在不同的领域和议题上，中美之间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和互利共赢的正 和博弈共存，但零和博弈上升为主导性规则。东亚地区二元格局的竞争性和相斥 性开始替代其互利性和兼容性。 [1]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2004/2005, pp.64-99. [2] 迈克尔·马斯坦杜诺：“不完全霸权与亚太安全秩序”，载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 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David Shambaugh, “Asia in Transitio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2006, pp. 153-159;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48-70.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35
尽管美国和东亚诸国对中国的相对实力下降,但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力 量格局中,中美各自力量及其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博弈关系,变为中国与美国及其 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美国依靠其地区军事联盟关系对东亚秩序的走向 发挥作用;同时,经济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规则 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凹相对实力衰落的美国,开始试图强化其亚太军事联盟 体系,利用其盟国力量,挑动其与中国的矛盾,推动并扩大制衡中国的区域安全 体系。美国不但通过双边手段加固与这些国家的联盟紧密度,而且在背后推动 其亚太盟友及准盟友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四美国的联盟体系对中国的制衡可能 导致地区力量格局的天平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以致亚太地区权力结构更加失衡。 由于战略利益的变化,中美的互动关系在2009年之后出现重要调整,并由 此影响东亚地区公共利益的供求关系。安全和经济领域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竞争 和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在东亚地 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引起了美国战略上的制衡。一方面,随着美国做出一系列重 返亚洲的战略部署,国际社会和东亚地区国家对中美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预期不断 上升,对权力转移过程中可能引发冲突的担忧日益加深。國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 和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的对华战略增加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 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深化矛盾的方式,刺激部 分东亚国家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产生更强的现实需求。在美国力量的影响下 ]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5-34页。 2]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1-7 页;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91-107页。 3]Richard Tanter. "The New American-l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Asia Pacific: Binding Japan and australia, Containing china”, Japan Focu, March17,2007: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 《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 4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5-25页。杨原 也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机制是为区域内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会,并由此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杨 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32页 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 011年第4期,第96-116页。 5 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 Tammen,"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No 4. 2003. Pp 269-271: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9. No 4, 2003. Pp315-342;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No1,2006,p35-55:高原明生:“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和东亚秩序”:金 炳局:“夹在崛起的中国与霸权主义的美国之间:韩国的‘防范战略’”,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編: 《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 全体系建设”,《和平与发展》,201年第5期,第1-~5页 36 Inte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尽管美国和东亚诸国对中国的相对实力下降，但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力 量格局中，中美各自力量及其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博弈关系，变为中国与美国及其 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美国依靠其地区军事联盟关系对东亚秩序的走向 发挥作用；同时，经济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规则 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1] 相对实力衰落的美国，开始试图强化其亚太军事联盟 体系，利用其盟国力量，挑动其与中国的矛盾，推动并扩大制衡中国的区域安全 体系。[2] 美国不但通过双边手段加固与这些国家的联盟紧密度，而且在背后推动 其亚太盟友及准盟友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3] 美国的联盟体系对中国的制衡可能 导致地区力量格局的天平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以致亚太地区权力结构更加失衡。 由于战略利益的变化，中美的互动关系在2009年之后出现重要调整，并由 此影响东亚地区公共利益的供求关系。安全和经济领域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竞争 和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4] 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在东亚地 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引起了美国战略上的制衡。一方面，随着美国做出一系列重 返亚洲的战略部署，国际社会和东亚地区国家对中美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预期不断 上升，对权力转移过程中可能引发冲突的担忧日益加深。[5] 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 和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的对华战略增加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 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深化矛盾的方式，刺激部 分东亚国家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产生更强的现实需求。在美国力量的影响下， [1] 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5~34页。 [2] 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1~7 页；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91~107页。 [3] Richard Tanter, “The New American–l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Asia Pacific: Binding Japan and Australia, Containing China”, Japan Focus, March 17, 2007；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 《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 [4] 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5~25页。杨原 也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机制是为区域内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会，并由此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杨 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32页； 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 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 [5] 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29, No.4, 2003, pp.269-271;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9, No.4, 2003, pp.315-342;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 No.1, 2006, pp.35-55；高原明生：“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和东亚秩序”；金 炳局：“夹在崛起的中国与霸权主义的美国之间：韩国的‘防范战略’”，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 《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 全体系建设”，《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5期，第1~5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高 程 36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被视为地区安全隐 患。"这些因素都导致东亚成员对于安全领域公共利益的需求不断加强。 在公共利益需求上升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地区公共领域的相互兼容性越来越 低。主导权竞争导致东亚地区各种合作机制和规则之间相互掣肘,区域公共利益 的供给效率明显下降。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发展的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在 处理地区事务上相斥程度的提高是地区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它使亚太地区的博 弈关系陷入如下局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矛 盾的深化,使这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和经济合作机制产生更强 的心理需求和依赖;一些东亚国家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在与中国的地区经 济合作过程中索要高价;同时,这些国家又可以通过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谈 判意向和进程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试图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邻的战略博弈使地区公共领域的制度 安排与合作议题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 具,而逐步丧失共同合作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地区公共福利的初衷和功效。美 国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在于通过主导“亚 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议程瓦解中国和东盟多年努力建立的“东盟10+X”合作框 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规则。美国 意图通过主导TP,取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多边合作体系,将安全、经济 两大体系共同整合于美国的管理之下。TPP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它对于中国 主推的东亚合作都具有明显的消减作用。在钓鱼岛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中日 韩合作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政治对抗性而保留的经济平台,同时也是 日本在TPP谈判中向美国施压的筹码。在大国竞争的胶着局势下,东盟国家也试 图以共同体形式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力求重新获得东亚合作的 驾驶员地位。各方都意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合作机制和框架,以致不同机 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彼此拆台。中美在处理东亚地区公共事务上相斥程 [1 Joshua P. R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ol.45,No.3.2005,pp.414-436 2]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 4期,第5-32页:王明国:“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研究”,《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4-32页。 臼3]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 4-32页。 4]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因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因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2期,第17~27页: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 年第5期,第5-21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37
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被视为地区安全隐 患。[1] 这些因素都导致东亚成员对于安全领域公共利益的需求不断加强。 在公共利益需求上升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地区公共领域的相互兼容性越来越 低。主导权竞争导致东亚地区各种合作机制和规则之间相互掣肘，区域公共利益 的供给效率明显下降。[2] 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发展的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在 处理地区事务上相斥程度的提高是地区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它使亚太地区的博 弈关系陷入如下局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矛 盾的深化，使这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和经济合作机制产生更强 的心理需求和依赖；一些东亚国家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在与中国的地区经 济合作过程中索要高价；同时，这些国家又可以通过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谈 判意向和进程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试图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邻的战略博弈使地区公共领域的制度 安排与合作议题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 具，[3] 而逐步丧失共同合作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地区公共福利的初衷和功效。美 国力推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在于通过主导“亚 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议程瓦解中国和东盟多年努力建立的“东盟10+X”合作框 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规则。美国 意图通过主导TPP，取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多边合作体系，将安全、经济 两大体系共同整合于美国的管理之下。TPP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它对于中国 主推的东亚合作都具有明显的消减作用。[4] 在钓鱼岛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中日 韩合作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政治对抗性而保留的经济平台，同时也是 日本在TPP谈判中向美国施压的筹码。在大国竞争的胶着局势下，东盟国家也试 图以共同体形式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力求重新获得东亚合作的 驾驶员地位。各方都意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合作机制和框架，以致不同机 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彼此拆台。中美在处理东亚地区公共事务上相斥程 [1] 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3, 2005, pp.414-436. [2]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 4期，第5~32页；王明国：“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研究”，《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4~32页。 [3]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 4~32页。 [4]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2期，第17~27页；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 年第5期，第5~21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37
度的提高同时意味着,通过建立多边机制的制度制衡手段缓解压力和威胁,构 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空间不断缩小。 中美互动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这一域外因素影响下,地区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 性,使未来东亚地区公共利益供求关系的三个核心变量——供给意愿、供给能力 和需求存在较大变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未 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冲突和相互协调 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区域公共利益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 互排斥的状况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则东亚地区秩序形态有滑向冲突的风险。一旦 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对华遏制战略令中国感到崛起成果难以守护,或其行为挑 战到中国在领土主权等安全领域的底线,则中国或许不得不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处 理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关系。四整个地区可能由此被拖入更为频繁的冲突状 态,对于区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随之上升到高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对于地 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零和博弈策 略手段,而难以真正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东亚地区将随之向低水平 供给与强需求的高位失衡状态演化。 东亚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和平秩序,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如果美 国坚持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方向,则理论上中国单方面避免东亚地 区向冲突转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令美国感到中国成长为 地区霸权的威胁消失或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东亚地区可能恢复到2009年之前 那种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补的供给模式基础上的二元松散合作秩序形态。这 种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符合美国和多数东亚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美国为东亚提供 低成本的安全公共产品即可获得地区主导权,东亚成员则可以继续在经济和安全 贺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和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过多 边机制缓解压力和威胁,并以此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或 Gao c 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m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2011);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 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38 Inte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度的提高同时意味着，通过建立多边机制的制度制衡[1] 手段缓解压力和威胁，构 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空间不断缩小。 中美互动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这一域外因素影响下，地区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 性，使未来东亚地区公共利益供求关系的三个核心变量——供给意愿、供给能力 和需求存在较大变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未 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冲突和相互协调 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区域公共利益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 互排斥的状况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则东亚地区秩序形态有滑向冲突的风险。一旦 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对华遏制战略令中国感到崛起成果难以守护，或其行为挑 战到中国在领土主权等安全领域的底线，则中国或许不得不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处 理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关系。[2] 整个地区可能由此被拖入更为频繁的冲突状 态，对于区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随之上升到高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对于地 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零和博弈策 略手段，而难以真正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东亚地区将随之向低水平 供给与强需求的高位失衡状态演化。 东亚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和平秩序，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如果美 国坚持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方向，则理论上中国单方面避免东亚地 区向冲突转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令美国感到中国成长为 地区霸权的威胁消失或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东亚地区可能恢复到2009年之前 那种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补的供给模式基础上的二元松散合作秩序形态。这 种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符合美国和多数东亚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美国为东亚提供 低成本的安全公共产品即可获得地区主导权，东亚成员则可以继续在经济和安全 [1] 贺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和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过多 边机制缓解压力和威胁，并以此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 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或Gao Cheng, “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 2011）；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 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高 程 38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领域分别从中国和美国身上获益。凹但是,这种状态不具有稳定性。中国为东亚 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地区公共利益的动力在于,通过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方式获 得发展空间,或者借此缓解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如若偏离自身发展这一终极目 标,或者其实力和影响力的消减令美国放弃对其施压,则中国很可能失去对区域 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因此,这种建立在内在战略逻辑矛盾基础上的东亚秩序演 变方向不可能长期维持。四 如果中美一方在竞争中形成明显优势,获得稳定的地区单一主导权,并替代 原有供给机制,独自为东亚地区的公共利益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则东亚地区 会向单极松散合作秩序形态演化。作为东亚区域外强国,为了巩固合法性,由美 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最终会是一种将其自身纳入其中的、具有新地域范围及涵义的 地区秩序。正如当前美国在东亚地区所采用的策略那样,它正在重新界定和塑造 地理边界和地区身份认同,力图在概念上用“亚太”地区和“环太平洋”地区合 作秩序替代东亚秩序,进而将地区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主导权进行整合,改变 地区目前的二元格局。然而,随着相对实力的衰落,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制约 下,特别是在其内部民主制度约束和利益集团压力之下,美国独立扮演东亚区域 公共产品供给者、满足地区公共利益的总体意愿和能力均呈现下降趋势。國尽管 美国不断高调重申“重返亚洲”的决心,但是通过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 过程中其对外政策和国内反响来看,美国未来在东亚独立承担安全和经济领域公 共产品所带来的财政负担难以在国内获得政治认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受制于 国内社会不断上升的“孤立主义”情绪,其在对外事务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财政 支出状况的约束。因此,美国更倾向于采取低政治对抗性、低成本投入的战略阻 止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美国在东亚的博弈筹码和优势战略资源,其一在于军事领域对盟友的影响力 及其东亚国家对其安全保护的需求,其二在于通过主导地区规则控制贸易、金融 等多边交易渠道的能力。如果美国未来单极主导东亚,将基于以上博弈筹码做 出长期战略部署。针对军事和联盟体系的优势资源,美国将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多 运用“离岸平衡”战略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其中重点是推动中日两国在政治和经 东亚国家的理想策略参见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7/2008. Pp. 113-157 2]关于中国崛起过程中对外战略在目标和策略上的逻辑矛盾和内在冲突,可参见周方银:“韬光养 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5-26页。 3]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第87-98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39
领域分别从中国和美国身上获益。[1] 但是，这种状态不具有稳定性。中国为东亚 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地区公共利益的动力在于，通过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方式获 得发展空间，或者借此缓解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如若偏离自身发展这一终极目 标，或者其实力和影响力的消减令美国放弃对其施压，则中国很可能失去对区域 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因此，这种建立在内在战略逻辑矛盾基础上的东亚秩序演 变方向不可能长期维持。[2] 如果中美一方在竞争中形成明显优势，获得稳定的地区单一主导权，并替代 原有供给机制，独自为东亚地区的公共利益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则东亚地区 会向单极松散合作秩序形态演化。作为东亚区域外强国，为了巩固合法性，由美 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最终会是一种将其自身纳入其中的、具有新地域范围及涵义的 地区秩序。正如当前美国在东亚地区所采用的策略那样，它正在重新界定和塑造 地理边界和地区身份认同，力图在概念上用“亚太”地区和“环太平洋”地区合 作秩序替代东亚秩序，进而将地区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主导权进行整合，改变 地区目前的二元格局。然而，随着相对实力的衰落，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制约 下，特别是在其内部民主制度约束和利益集团压力之下，美国独立扮演东亚区域 公共产品供给者、满足地区公共利益的总体意愿和能力均呈现下降趋势。[3] 尽管 美国不断高调重申“重返亚洲”的决心，但是通过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 过程中其对外政策和国内反响来看，美国未来在东亚独立承担安全和经济领域公 共产品所带来的财政负担难以在国内获得政治认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受制于 国内社会不断上升的“孤立主义”情绪，其在对外事务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财政 支出状况的约束。因此，美国更倾向于采取低政治对抗性、低成本投入的战略阻 止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美国在东亚的博弈筹码和优势战略资源，其一在于军事领域对盟友的影响力 及其东亚国家对其安全保护的需求，其二在于通过主导地区规则控制贸易、金融 等多边交易渠道的能力。如果美国未来单极主导东亚 ，将基于以上博弈筹码做 出长期战略部署。针对军事和联盟体系的优势资源，美国将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多 运用“离岸平衡”战略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其中重点是推动中日两国在政治和经 [1] 东亚国家的理想策略参见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7/2008, pp.113-157. [2] 关于中国崛起过程中对外战略在目标和策略上的逻辑矛盾和内在冲突，可参见周方银：“韬光养 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5~26页。 [3] 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第87~98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39
贸领域相互消耗,并从中获利。对此,美国会努力维持中日钓鱼岛争端的长期 化,通过操纵这一矛盾以较小的成本巩固在东亚安全领域的主导权。除了安全领 域,美国在东亚的经济优势在于,它在该地区拥有高达24%份额的最终产品消费 市场,叫可以通过最终产品消费市场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对东亚生产分工网络具有 控制能力。因此,美国在东亚将投入更多关注和资源重构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网络 和经济合作议题,力图通过新的排他性地区多边机制,把中国阻挡在规则体系之 外,或在时机成熟时将中国约束在对其不利的规则体系之内,进而通过改变东亚 地区经济结构和游戏规则,边缘化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其中TPP将作 为美国单边主导亚太地区经济规则,与中国竞争经济影响力的主要机制平台。 中国在竞争中发展为东亚地区的单一主导力量,需要的前提是美国的全球霸 权体系由于内外部负担而难以维系,世界格局重新回归地区主义。在此过程中, 中国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进一步取代美国、欧洲和日本,成为东亚地 区最主要的最终消费产品市场,实现从区域内外经济枢纽向地区内部经济命脉的 角色转换。对此中国积极的战略目标应为,通过更多吸收东亚成员的最终消费品 生产能力来帮助扩大整个地区的内需水平,使东亚逐渐发展成为内部相互依赖 对外相对自立的生产链,并由此将东亚市场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结构转化为地区 政治影响力。其二是缓解自身崛起给东亚地区多数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认知,至 少要将这种认知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避免由不确定性导致想象空间的无限扩 大。只有当地区安全问题不再敏感和突出时,建立在传统军事力量基础上的联系 性权力在东亚地区权力格局中的权重才能下降,以经济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 权力才能更多转化为地区影响力,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主要来源才能实现由前者向 后者的转移。叫 以中国为单一主导力量的东亚秩序能否在未来演变为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 力的紧密合作形态,关键在于区域公共利益的需求和供给机制是否能够内生化。 只有当东亚地区公共领域的内部挑战足够强劲并具有持续性,以致整个地区对高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 http://www.iadb.org/intal/intaledi/pe/2011/07384-pdlf,P.3 2]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 81~97页 3]按照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的定义,结构性权力是在特定领域形成游戏规则的能力 它决定着世界经济体制,而世界经济体制又体现着政治权力的分配。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 场:因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0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贸领域相互消耗，并从中获利。对此，美国会努力维持中日钓鱼岛争端的长期 化，通过操纵这一矛盾以较小的成本巩固在东亚安全领域的主导权。除了安全领 域，美国在东亚的经济优势在于，它在该地区拥有高达24%份额的最终产品消费 市场，[1] 可以通过最终产品消费市场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对东亚生产分工网络具有 控制能力。因此，美国在东亚将投入更多关注和资源重构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网络 和经济合作议题，力图通过新的排他性地区多边机制，把中国阻挡在规则体系之 外，或在时机成熟时将中国约束在对其不利的规则体系之内，进而通过改变东亚 地区经济结构和游戏规则，边缘化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其中TPP将作 为美国单边主导亚太地区经济规则，与中国竞争经济影响力的主要机制平台。[2] 中国在竞争中发展为东亚地区的单一主导力量，需要的前提是美国的全球霸 权体系由于内外部负担而难以维系，世界格局重新回归地区主义。在此过程中， 中国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进一步取代美国、欧洲和日本，成为东亚地 区最主要的最终消费产品市场，实现从区域内外经济枢纽向地区内部经济命脉的 角色转换。对此中国积极的战略目标应为，通过更多吸收东亚成员的最终消费品 生产能力来帮助扩大整个地区的内需水平，使东亚逐渐发展成为内部相互依赖、 对外相对自立的生产链，并由此将东亚市场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结构转化为地区 政治影响力。其二是缓解自身崛起给东亚地区多数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认知，至 少要将这种认知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避免由不确定性导致想象空间的无限扩 大。只有当地区安全问题不再敏感和突出时，建立在传统军事力量基础上的联系 性权力在东亚地区权力格局中的权重才能下降，以经济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 权力才能更多转化为地区影响力，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主要来源才能实现由前者向 后者的转移。[3] 以中国为单一主导力量的东亚秩序能否在未来演变为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 力的紧密合作形态，关键在于区域公共利益的需求和供给机制是否能够内生化。 只有当东亚地区公共领域的内部挑战足够强劲并具有持续性，以致整个地区对高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http://www.iadb.org/intal/intalcdi/PE/2011/07384.pdf, p.3. [2]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 81~97页。 [3] 按照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定义，结构性权力是在特定领域形成游戏规则的能力， 它决定着世界经济体制，而世界经济体制又体现着政治权力的分配。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 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高 程 40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水平合作的需求长期维持在高位上,东亚成员才会在权力让渡方面做出更多妥 协,使地区形态向紧密合作秩序演变成为可能。欧洲紧密合作秩序和地区主义模 式是基于内部安全公共产品需求所催生的“欧洲共同体”供给模式。东亚地区因 内部公共需求不足,总体上不具备形成类似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土壤。东亚 共同体建设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东亚”身份认同对成员的吸引力和 “东亚”与其他身份认同竞争的程度。"而东亚地区主义的成长一直深受外部力量 干扰,特别是大国竞争的制约,共同体认同相对脆弱。如果未来中国有能力和意 愿帮助东亚国家一同应对和解决地区增长瓶颈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公共问 题,并在构建内生合作秩序过程中凝聚“东亚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则东亚共同 体和地区紧密合作关系的建立并非全无可能。但是,这对于中国和内部合作根基 松散的东亚地区而言任重道远。 由中国单边主导的东亚松散合作秩序还有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由于松散合 作秩序是一种区域公共利益供求失衡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在外部竞争压力缓解 后,中国可能会由于缺少必要的回报而逐渐丧失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动力,以致 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化趋势向各自为政的无合作秩序形态回归。中国所面对的地区 内部利益诉求在于,大多数东亚成员国不仅期待通过合作平台解决地区公共需 求,而且希望建立相互约束的合作关系,集体抑制中国主导权的建立和运用。在 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它们一方面力图效仿欧盟,将避免形成一国独大局面的目标 内化到合作机制和规则之中,另一方面格外强调突出国家主权至上,抵制和质疑 任何形式的超主权国家机构和力量。因东亚多数国家谋求的是大国承担主要公共 责任的同时利益平等分配这样一种投入和收益不对称的合作模式。中国未来需要 考虑,在外部竞争压力减小的状态下,战略上是否选择为一个回报消极的东亚地 区持续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以维持松散的地区合作关系。如何抉择将取决于 中国未来的地区秩序观和全球战略考量。目前为止,迅速跃升为世界大国的中国 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地区秩序观,和以东亚区域为依托的世界秩序观,而是将更 多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短期利益密切关联的具体外部问题上。但是,作为不断上升 的地区主要力量,东亚秩序的演变方向和身处其中所面临的战略选择将是中国未 来无法回避的问题。 周方银:“共同体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56-62页。 2]仇发华:“结构性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西欧与东亚的比较”,《当代亚太》,2011年第 2期,第52-67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41
水平合作的需求长期维持在高位上，东亚成员才会在权力让渡方面做出更多妥 协，使地区形态向紧密合作秩序演变成为可能。欧洲紧密合作秩序和地区主义模 式是基于内部安全公共产品需求所催生的“欧洲共同体”供给模式。东亚地区因 内部公共需求不足，总体上不具备形成类似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土壤。东亚 共同体建设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东亚”身份认同对成员的吸引力和 “东亚”与其他身份认同竞争的程度。[1] 而东亚地区主义的成长一直深受外部力量 干扰，特别是大国竞争的制约，共同体认同相对脆弱。如果未来中国有能力和意 愿帮助东亚国家一同应对和解决地区增长瓶颈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公共问 题，并在构建内生合作秩序过程中凝聚“东亚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则东亚共同 体和地区紧密合作关系的建立并非全无可能。但是，这对于中国和内部合作根基 松散的东亚地区而言任重道远。 由中国单边主导的东亚松散合作秩序还有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由于松散合 作秩序是一种区域公共利益供求失衡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在外部竞争压力缓解 后，中国可能会由于缺少必要的回报而逐渐丧失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动力，以致 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化趋势向各自为政的无合作秩序形态回归。中国所面对的地区 内部利益诉求在于，大多数东亚成员国不仅期待通过合作平台解决地区公共需 求，而且希望建立相互约束的合作关系，集体抑制中国主导权的建立和运用。在 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它们一方面力图效仿欧盟，将避免形成一国独大局面的目标 内化到合作机制和规则之中，另一方面格外强调突出国家主权至上，抵制和质疑 任何形式的超主权国家机构和力量。[2] 东亚多数国家谋求的是大国承担主要公共 责任的同时利益平等分配这样一种投入和收益不对称的合作模式。中国未来需要 考虑，在外部竞争压力减小的状态下，战略上是否选择为一个回报消极的东亚地 区持续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以维持松散的地区合作关系。如何抉择将取决于 中国未来的地区秩序观和全球战略考量。目前为止，迅速跃升为世界大国的中国 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地区秩序观，和以东亚区域为依托的世界秩序观，而是将更 多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短期利益密切关联的具体外部问题上。但是，作为不断上升 的地区主要力量，东亚秩序的演变方向和身处其中所面临的战略选择将是中国未 来无法回避的问题。 [1] 周方银：“共同体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56~62页。 [2] 仇发华：“结构性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西欧与东亚的比较”，《当代亚太》，2011年第 2期，第52~67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