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评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张建立、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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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立李薇和安全机制的深层次拓展,最终走向东亚社会和价值的全面制度化建设。这不只是实践和政策操作上的由易到难,也是理论和逻辑分析时的从低到高。”从功能性路径转换到制度性路径,优先经济合作,逐次冋其他领域深层拓展来建构东亚共同体,此类观点目前似乎己经成为大部分学者关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共识。但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联系的加强、抵御风险的需要以及经贸合作的收益确实是东亚合作启动和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仅仅用经济利益来解释东亚共同体这个集体身份符号的快速兴起是不充分的。” 地区共同体建设,实质上也是一种秩序模式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史以来,东亚地区曾先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秩序模式: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及以近年来“10+3”机制(东盟 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为建设主体的尚未成形的东亚共同体模式。虽然东亚共同体”或“东亚人”作为东亚地区集体身份符号的出现和引发关注是21 世纪以后的事情,但亦恰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个与“欧洲”“西方”对应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在17世纪中叶以前亦曾存在过。温故知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非仅是一个只能由经济到政治、安全、文化的线性推进工程。东亚究竟有无结成共同体的可能,最终取决于该地区能否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根植于“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朝贡体系与根植于“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皆因最终未能化解区域内成员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导致破灭。如今,在“个人”基本人际状态深度渗透下的东亚,东亚共同王逸舟:“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纪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建院30周年《现代国际关 2010年庆典特刊 2]季玲:“情感、身份确认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兼论“东亚共同体’符号的兴起与消退”,外交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0页。 [3]2001年,由东亚知名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 East Asia Vision Group,简称EAVG)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建立个“东亚共同体”的地区一体化设想。参见“ 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 of Peace, asperityandProgressEastAsiaVisiongrOupReport,2001,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 4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总第八十一辑),2006年第1期,第29~58页 144 Inter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王逸舟：“‘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纪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建院30周年《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 [2] 季玲：“情感、身份确认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兼论‘东亚共同体’符号的兴起与消退”，外交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0页。 [3] 2001年，由东亚知名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简称EAVG）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的地区一体化设想。参见“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East Asia Vision Group Report， 2001，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 report2001.pdf. [4]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一辑），2006年第1期，第29~58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张建立李薇和安全机制的深层次拓展，最终走向东亚社会和价值的全面制度化建设。这不只是实践和政策操作上的由易到难，也是理论和逻辑分析时的从低到高。”[1] 从功能性路径转换到制度性路径，优先经济合作，逐次向其他领域深层拓展来建构东亚共同体，此类观点目前似乎已经成为大部分学者关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共识。但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联系的加强、抵御风险的需要以及经贸合作的收益确实是东亚合作启动和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仅仅用经济利益来解释东亚共同体这个集体身份符号的快速兴起是不充分的。”[2] 地区共同体建设，实质上也是一种秩序模式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史以来，东亚地区曾先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秩序模式：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及以近年来“10+3”机制（东盟 10 国和中国、日本、韩国）为建设主体的尚未成形的东亚共同体模式。虽然 “东亚共同体”或“东亚人”作为东亚地区集体身份符号的出现和引发关注是21 世纪以后的事情，[3] 但亦恰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与“欧洲”“西方”对应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在 17 世纪中叶以前亦曾存在过。[4] 温故知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非仅是一个只能由经济到政治、安全、文化的线性推进工程。东亚究竟有无结成共同体的可能，最终取决于该地区能否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根植于“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朝贡体系与根植于“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皆因最终未能化解区域内成员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导致破灭。如今，在“个人”基本人际状态深度渗透下的东亚，东亚共同 144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体建设仍属一项充满种种变数的、正在进行的工程。加强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探讨,对促进东亚政治、安保、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身份认同与东亚共同体建设之间的逻辑联系身份认同( identity)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1]我们人类有两种基本属性,即“个体性”和“相互性”。前者指我们是一个能独自判断、独自定和独自行为的、既不能被合并也不能被拆开的实体这一事实,后者指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他者的联系和互动之中这一特性。人实际上是处在既相互独立又与他者联系这两种状态的动态平衡之中,不过由于生存环境(自然和社会)不同,文化对这两种属性的强调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心理文化学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尚会鹏教授提议用“伦人”、“缘人”和“个人”来分别概括传统中国人、日本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human constant)。“伦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由亲属关系出发一圈圈外推的同心圆结构(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差序格局”),它以“自己” 为中心,由内而外可分为三圈,即“亲人圈”、“熟人圈”和“生人圈”,“自己”与其他个体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责任、权利、义务的强度向外依次递减。在这种人际关系模式下,不同圈子适用不同规则:最内一层的“亲人圈”由近亲组成,适用“亲情规则”,关系恒定而密切,个体与他者区分不明确,每个人尽量满足他人的需要,鼓励个体间“不分你我”,个体之间相互信赖和相互依赖,有高度的安全感:“熟人圈”由熟人、朋友等组成,适用“人情规则”,相互帮忙,讲“人情”和“面子”:“生人圈”由既没有“亲情”也没有“人情”的陌生人组成,交往适用“公平规则”,就像在自由市场上买卖东西,公平买卖,讨价还价,交易完成,两不相欠。在这三个圈子中,“亲人圈”是不可转换的,如无论多么要好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亲人”,而兄弟、父子即便反目也不会变为“熟人”或“生人”(可以成为 “仇人”)。而“熟人圈”与“生人圈”可以相互转换:“生人”通过交往可变成“熟人”,“熟人”反目则可成“生人”。“个人”是一种以强调人的“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生存状态,此种基本人际状态对作为个体的人做了最重要的文化编码并将其置于“社会一文化场”的最重要位置。建立在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上的社会是“个人社会”(以西方为典型)。反映这种基本人状态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最丰富、最完整的表达)。“缘人”将其人际关系分为远近不同的若干圈子: 最内一圈由“亲人”(日语为“身内”)组成的,最外一圈由生人(日语为“他人”)组成,中间是熟人、朋友同事等(日语为“仲间”)。“缘人”的自我认知的参照群体最主要特征是:亲属集团虽也很重要,但不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亲属集团不那么恒定、持久,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即亲属集团中包括一些他有“缘”遇到的非血缘关系者。“缘人”圈子也有某种序列,但这种序列不完全像中国那样依据血缘的远近、人的角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伦秩序规范,它还考虑其他差别,如年龄、性别、学历、力量、才能以及情境等。“缘人”的情感配置和控制机制与中国人相近,但不像中国人那样完全指向近亲者集团,而更强调个体所处的“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的相对“位置”,也就是说个体情感的配置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日本人的情感配置允许将情感指向某种绝对或神圣之物。但是,这个绝对一般既非神明也非灵魂之类,而多是某个权威人物,这就是绝对忠的思想。“家元”是“缘人”状态下的个体所缔结的典型群体,也是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最适外部表现形式。这种群体既带有某种家族的特点,又具有某种契约组织的特点,就是将亲属集团的法则经过改造拷贝到二次集团中。缔结这种集团的原则是许娘光提出的缘约原则”。详细参见尚会鹏:“‘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1-146页;“‘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41~48页;“‘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第129-140页。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145

[1] 我们人类有两种基本属性，即“个体性”和“相互性”。前者指我们是一个能独自判断、独自决定和独自行为的、既不能被合并也不能被拆开的实体这一事实，后者指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他者的联系和互动之中这一特性。人实际上是处在既相互独立又与他者联系这两种状态的动态平衡之中，不过由于生存环境（自然和社会）不同，文化对这两种属性的强调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心理文化学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尚会鹏教授提议用“伦人”、“缘人”和“个人”来分别概括传统中国人、日本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的“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 ）。“伦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由亲属关系出发一圈圈外推的同心圆结构（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差序格局”），它以“自己” 为中心，由内而外可分为三圈，即“亲人圈”、“熟人圈”和“生人圈”，“自己”与其他个体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责任、权利、义务的强度向外依次递减。在这种人际关系模式下，不同圈子适用不同规则：最内一层的“亲人圈”由近亲组成，适用“亲情规则”，关系恒定而密切，个体与他者区分不明确，每个人尽量满足他人的需要，鼓励个体间“不分你我”，个体之间相互信赖和相互依赖，有高度的安全感；“熟人圈”由熟人、朋友等组成，适用“人情规则”，相互帮忙，讲“人情”和“面子”；“生人圈”由既没有“亲情”也没有“人情”的陌生人组成，交往适用“公平规则”，就像在自由市场上买卖东西，公平买卖，讨价还价，交易完成，两不相欠。在这三个圈子中，“亲人圈”是不可转换的，如无论多么要好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亲人”，而兄弟、父子即便反目也不会变为“熟人”或“生人”（可以成为 “仇人”）。而“熟人圈”与“生人圈”可以相互转换；“生人”通过交往可变成“熟人”，“熟人”反目则可成“生人”。“个人”是一种以强调人的“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生存状态，此种基本人际状态对作为个体的人做了最重要的文化编码并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场”的最重要位置。建立在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上的社会是“个人社会”（以西方为典型）。反映这种基本人状态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最丰富、最完整的表达）。“缘人”将其人际关系分为远近不同的若干圈子: 最内一圈由“亲人”（日语为“身内”）组成的，最外一圈由生人（日语为“他人”）组成，中间是熟人、朋友同事等（日语为“仲间”）。“缘人”的自我认知的参照群体最主要特征是：亲属集团虽也很重要，但不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亲属集团不那么恒定、持久，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即亲属集团中包括一些他有“缘”遇到的非血缘关系者。“缘人”圈子也有某种序列，但这种序列不完全像中国那样依据血缘的远近、人的角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伦秩序规范，它还考虑其他差别，如年龄、性别、学历、力量、才能以及情境等。“缘人”的情感配置和控制机制与中国人相近，但不像中国人那样完全指向近亲者集团，而更强调个体所处的“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的相对“位置”，也就是说个体情感的配置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日本人的情感配置允许将情感指向某种绝对或神圣之物。但是，这个绝对一般既非神明也非灵魂之类，而多是某个权威人物，这就是绝对忠的思想。“家元”是“缘人”状态下的个体所缔结的典型群体，也是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最适外部表现形式。这种群体既带有某种家族的特点，又具有某种契约组织的特点，就是将亲属集团的法则经过改造拷贝到二次集团中。缔结这种集团的原则是许烺光提出的 “缘约原则”。详细参见尚会鹏：“‘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 4期，第131~146页；“‘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0 期，第 41~48 页；“‘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第129~140页。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体建设仍属一项充满种种变数的、正在进行的工程。[1] 加强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探讨，对促进东亚政治、安保、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身份认同与东亚共同体建设之间的逻辑联系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145

张建立李薇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也就是说,既然彼此要交往,人们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身份认同既有个人层面,亦有群体层面。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言,还可能有多重的认同。“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在出现这种身份狭窄化的同时,又出现身份广泛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背景很不相同的人们如今日益增多其相互交往,而现代通信联络手段又让那些虽然相距遥远但却有类似语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彼此认同。”国这种身份认同的狭窄化和泛化现象同样存在于东亚地区。因为“认同决定行为方向”,所以该区域成员对东亚身份认同的波动,也就造成了东亚共同体的兴起与消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际关系通常是竞争、敌视以及对抗的。”國群体间的竞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客观竞争( objective competition),即诸如领地争斗、选举权的竞争乃至国家间的军备竞赛等真实利益之争,皆是客观竞争的体现;一种是社会竞争( social competition),即竞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变群体之间的相对位置,且为此而根本不在乎客观得失。國马丁·路德·金在《我们前往何处:混乱还是和谐?》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几十年中,黑人,尤其是南方黑人,为获得尊严前赴后继。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能够平等地享有公共物品,那么所有遭受的打击、囹圄之灾、死亡都是值得的。能够坐在午餐的吧台前,或者能够在巴士上坐在前排位置,这些对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它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因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7页。 [2][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因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010年版,第11页。 3同2 4]|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5]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阿6[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146 Inter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7页。 [2]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1页。 [3] 同[2]。 [4] [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5] [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6] [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张建立李薇 ——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1] 也就是说，既然彼此要交往，人们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身份认同既有个人层面，亦有群体层面。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言，还可能有多重的认同。“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2] “在出现这种身份狭窄化的同时，又出现身份广泛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背景很不相同的人们如今日益增多其相互交往，而现代通信联络手段又让那些虽然相距遥远但却有类似语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彼此认同。”[3] 这种身份认同的狭窄化和泛化现象同样存在于东亚地区。因为“认同决定行为方向”，[4] 所以该区域成员对东亚身份认同的波动，也就造成了东亚共同体的兴起与消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际关系通常是竞争、敌视以及对抗的。”[5] 群体间的竞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客观竞争（objective competition），即诸如领地争斗、选举权的竞争乃至国家间的军备竞赛等真实利益之争，皆是客观竞争的体现；一种是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即竞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变群体之间的相对位置，且为此而根本不在乎客观得失。[6] 马丁·路德·金在《我们前往何处：混乱还是和谐？》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几十年中，黑人，尤其是南方黑人，为获得尊严前赴后继。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能够平等地享有公共物品，那么所有遭受的打击、囹圄之灾、死亡都是值得的。能够坐在午餐的吧台前，或者能够在巴士上坐在前排位置，这些对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它 146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们有助于消除阶层污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心理,提升了我们存在的精神意涵。我们会本能地为尊严而战,因为作为低等人所受到的人格贬损比物质剥夺更让人刻骨铭心。”这段话阐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群际间的社会竞争行为。通俗地讲,社会竞争甚至可以理解成为一种“面子”之争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现状来看,近年来由于日本右派政治家的挑衅,推动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国家中日、日韩之间领土争端这样的客观竞争日益凸显。于是,世界上诸多有识之士便纷纷建言中日关系应该借鉴法德和解。例如,中欧论坛的首倡者—一法国国际电台中文部主任、欧华学会秘书长陈彦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欧盟建立最初的动因并不是经济,而是为了避免战争。在20世纪经历的两次激烈的世界大战,欧洲都是战场,也是受苦最深的地方。欧洲人慢慢发现,以民族国家作为框架来避免战争是不可能的,这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欧盟创始人说,要避免战争,必须走联合的道路。这个联合的道路是慢慢从经济走到政治的。中日的和解可以参照法德和解。中日关系如果处理得好,中日的前途都是无量的;若处理不好,会两败俱伤。中国近代的历史,有两次最重要的转折,都是日本带来的,一是甲午战争, 二是抗日战争。现在中国的崛起,仍然面对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法德为什么能和解,不是因为法国人、德国人比中国人、日本人更理性,而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欧盟,走向欧洲的联合。很多主张大力推动东亚共同体进程的学者、商界精英和官员们也大抵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推动东亚的经济合作来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实现东亚地区未来的和平发展。但是,仅就中日关系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不断扩大的经济合作、各类民间交流以及金融等多领域中的合作成果不可谓不大,然而遗憾的是最终却依旧未能阻止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由于在心理及定位上缺乏亚洲归属感,在政治安全领域又受制于美国,所以在推动共同体建设上既无法“脱欧”亦不情愿“入亚”,加之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不能坦诚谢罪的言行也使得其难以“入亚”,难以获得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谅解和接纳。但是,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对于东亚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比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轴心”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区域合作中的竞山]转引自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0页。 [2]3/ehttp://news.sina.com.cen/c/2007-10-15/034712726603s.shtml.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147

[1] 转引自[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0页。 [2] 参见http://news.sina.com.cn/c/2007-10-15/034712726603s.shtml.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们有助于消除阶层污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心理，提升了我们存在的精神意涵。我们会本能地为尊严而战，因为作为低等人所受到的人格贬损比物质剥夺更让人刻骨铭心。”[1] 这段话阐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群际间的社会竞争行为。通俗地讲，社会竞争甚至可以理解成为一种“面子”之争。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现状来看，近年来由于日本右派政治家的挑衅，推动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国家中日、日韩之间领土争端这样的客观竞争日益凸显。于是，世界上诸多有识之士便纷纷建言中日关系应该借鉴法德和解。例如，中欧论坛的首倡者——法国国际电台中文部主任、欧华学会秘书长陈彦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欧盟建立最初的动因并不是经济，而是为了避免战争。在20世纪经历的两次激烈的世界大战，欧洲都是战场，也是受苦最深的地方。欧洲人慢慢发现，以民族国家作为框架来避免战争是不可能的，这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欧盟创始人说，要避免战争，必须走联合的道路。这个联合的道路是慢慢从经济走到政治的。中日的和解可以参照法德和解。中日关系如果处理得好，中日的前途都是无量的；若处理不好，会两败俱伤。中国近代的历史，有两次最重要的转折，都是日本带来的，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抗日战争。现在中国的崛起，仍然面对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法德为什么能和解，不是因为法国人、德国人比中国人、日本人更理性，而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欧盟，走向欧洲的联合。[2] 很多主张大力推动东亚共同体进程的学者、商界精英和官员们也大抵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推动东亚的经济合作来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实现东亚地区未来的和平发展。但是，仅就中日关系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不断扩大的经济合作、各类民间交流以及金融等多领域中的合作成果不可谓不大，然而遗憾的是最终却依旧未能阻止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由于在心理及定位上缺乏亚洲归属感，在政治安全领域又受制于美国，所以在推动共同体建设上它既无法“脱欧”亦不情愿“入亚”，加之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不能坦诚谢罪的言行也使得其难以“入亚”，难以获得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谅解和接纳。但是，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对于东亚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比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轴心”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区域合作中的竞 147

张建立李薇争性相比,两国优势互补、各尽所能带来的利益性和共赢性也更为巨大。但遗憾的是,日本的政治家们似乎并不真的看重这些真正关乎国家利益的客观得失的竞争,而是更看重一些所谓的“名誉”“面子”之争,如安倍首相2013年12月26 日以为了实践竞选时的诺言为由甚至不顾美国的反对而强行参拜靖国神社招致美国及东亚受害国的强烈谴责和批判就属于这种情况。中日交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这种日本人的自我认同缺陷造成的。中日交恶必然会影响到东亚身份认同的形塑,自然也就会延缓缔结东亚共同体的进程。时至今天,中日两国就区域合作进程远未达成共识,更未形成携手互动的局面。日本右派政治家若能克制并反省自己的言行,端正历史态度,弱化社会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改善中日关系甚至可发挥经济合作无法替代的作用。认同决定行为方向,正是彼此认同的差异导致了社会竞争行为的激化,也进一步引发和激化了诸如领土争端这种客观竞争行为。中日、日韩关系恶化,归根到底可谓是彼此身份认同危机的体现。没有中日韩参与的东亚共同体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认同陷入危机,则预示着东亚共同体只能是幻影。因此,东亚究竟有无结成共同体的可能,虽然不能忽视经济等领域合作的推动作用,但前提还是取决于该地区能否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建构东亚身份认同存在的障碍 “东亚共同体”或“东亚人”作为东亚地区集体身份符号的出现和引发关注已经很久。但由于种种原因所致,东亚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不是很理想。目前,我们认为主要存在着如下两大障碍 (一)东亚二元格局的形成加剧了东亚身份认同建构的复杂性众所周知,欧盟是在“个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文化背景下得以建立的;根植于“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朝贡体系能够作为一种地区共同体得以形成和长期存在,也是得益于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让东亚为减少对美国权力的依赖而做准备,要比让欧洲这样做更复杂、更危险。主要差别在于,欧洲国家利用美国这把保护伞解决了历史问题,并开始致力于雄心勃勃的地区合作和一体化事业。因此,欧洲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地区秩序,为美国权力撤出做好了准备。相比之下,东亚国家一直都躲在美国的后面。”叫但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经济 ][美]査尔斯·库普乾:“掏空的霸权还是稳定的多极世界”,引自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8 Inte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美]查尔斯·库普乾：“掏空的霸权还是稳定的多极世界”，引自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张建立李薇争性相比，两国优势互补、各尽所能带来的利益性和共赢性也更为巨大。但遗憾的是，日本的政治家们似乎并不真的看重这些真正关乎国家利益的客观得失的竞争，而是更看重一些所谓的“名誉”“面子”之争，如安倍首相2013年12月26 日以为了实践竞选时的诺言为由甚至不顾美国的反对而强行参拜靖国神社招致美国及东亚受害国的强烈谴责和批判就属于这种情况。中日交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这种日本人的自我认同缺陷造成的。中日交恶必然会影响到东亚身份认同的形塑，自然也就会延缓缔结东亚共同体的进程。时至今天，中日两国就区域合作进程远未达成共识，更未形成携手互动的局面。日本右派政治家若能克制并反省自己的言行，端正历史态度，弱化社会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改善中日关系甚至可发挥经济合作无法替代的作用。认同决定行为方向，正是彼此认同的差异导致了社会竞争行为的激化，也进一步引发和激化了诸如领土争端这种客观竞争行为。中日、日韩关系恶化，归根到底可谓是彼此身份认同危机的体现。没有中日韩参与的东亚共同体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认同陷入危机，则预示着东亚共同体只能是幻影。因此，东亚究竟有无结成共同体的可能，虽然不能忽视经济等领域合作的推动作用，但前提还是取决于该地区能否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建构东亚身份认同存在的障碍 “东亚共同体”或“东亚人”作为东亚地区集体身份符号的出现和引发关注已经很久。但由于种种原因所致，东亚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不是很理想。目前，我们认为主要存在着如下两大障碍。（一）东亚二元格局的形成加剧了东亚身份认同建构的复杂性众所周知，欧盟是在“个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文化背景下得以建立的；根植于“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朝贡体系能够作为一种地区共同体得以形成和长期存在，也是得益于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让东亚为减少对美国权力的依赖而做准备，要比让欧洲这样做更复杂、更危险。主要差别在于，欧洲国家利用美国这把保护伞解决了历史问题，并开始致力于雄心勃勃的地区合作和一体化事业。因此，欧洲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地区秩序，为美国权力撤出做好了准备。相比之下，东亚国家一直都躲在美国的后面。”[1] 但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经济 148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实力迅速提升,东亚格局从起初美国对这一地区在经济、安全领域等多方面的全面主导,逐渐演变成美国在安全领域保持主导地位,中国表现出发展为地区经济中心的态势。这种“二元格局决定了东亚合作在可见的未来还无法用一个框架对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进行有效的整合,实现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相互促进、协同向前演化的效果。由于二元格局的演化与中美之间未来长期存在的权力转移过程并行,使得东亚地区未来在经济、安全两个中心之间形成一种大体相安无事的局面并不十分容易,这也决定了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东亚合作的路径不会十分顺这种东亚二元格局究竟会持续多久难以断言,但在这种格局下,在“个人” 基本人际状态深度渗透的文化背景下,必将进一步加剧东亚身份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则是毋庸赘言的。“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以强调人的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在西方社会中占优势地位,并在现代美国社会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达,发展成为一种极致形式,故心理文化学用“极致个人”概念来表述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以“极致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称为“极致个人社会”,反映“极致个人”的价值观体系称为“极致个人主义”,它们分别是“个人”“个人社会” 和“个人主义”的极致形式。B 极致个人具有强烈竞争性的人际关系特点表现在美国外交方面就是,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以竞争者的眼光对外部的他者世界进行清晰而明确的定位,确定谁是其“敌人”及“竞争对手”一未来可能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潜在“敌人”,同时,出于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种族优越感,他还会在外部世界中找出那些他认为地位较低、较落后、需要帮助的对象,由此来求得其心理社会的均衡。关于极致个人谋求心理社会均衡的方式及其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许娘光曾论述道:“极致个人主义者受限于自我中心的观念,被教导要以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世界。他要超越所有障碍来提升自己。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会忍受从众以达到目的。但是,对于那些地位低的人,他则会要求大家符合他的期望。他也许会投入很多精力,非常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并不怕麻烦地改造他们,直到他们俯首称臣,并照他的吩咐去做。对他而言,最无法忍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第106-119页。 [2]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页 3]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娘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第422 页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149

[1] 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第106~119页。 [2] 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页。 [3] 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第422 页。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实力迅速提升，东亚格局从起初美国对这一地区在经济、安全领域等多方面的全面主导，逐渐演变成美国在安全领域保持主导地位，中国表现出发展为地区经济中心的态势。这种“二元格局决定了东亚合作在可见的未来还无法用一个框架对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进行有效的整合，实现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相互促进、协同向前演化的效果。由于二元格局的演化与中美之间未来长期存在的权力转移过程并行，使得东亚地区未来在经济、安全两个中心之间形成一种大体相安无事的局面并不十分容易，这也决定了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东亚合作的路径不会十分顺利”。[1] 这种东亚二元格局究竟会持续多久难以断言，但在这种格局下，在“个人” 基本人际状态深度渗透的文化背景下，必将进一步加剧东亚身份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则是毋庸赘言的。“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以强调人的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在西方社会中占优势地位，并在现代美国社会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达，发展成为一种极致形式，故心理文化学用“极致个人”概念来表述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以“极致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称为“极致个人社会”，反映“极致个人”的价值观体系称为“极致个人主义”，它们分别是“个人”“个人社会” 和“个人主义”的极致形式。[2] 极致个人具有强烈竞争性的人际关系特点表现在美国外交方面就是，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以竞争者的眼光对外部的他者世界进行清晰而明确的定位，确定谁是其“敌人”及“竞争对手”——未来可能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潜在“敌人”，同时，出于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种族优越感，他还会在外部世界中找出那些他认为地位较低、较落后、需要帮助的对象，由此来求得其心理社会的均衡。[3] 关于极致个人谋求心理社会均衡的方式及其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许烺光曾论述道：“极致个人主义者受限于自我中心的观念，被教导要以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世界。他要超越所有障碍来提升自己。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会忍受从众以达到目的。但是，对于那些地位低的人，他则会要求大家符合他的期望。他也许会投入很多精力，非常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并不怕麻烦地改造他们，直到他们俯首称臣，并照他的吩咐去做。对他而言，最无法忍 149

张建立李薇受的事是他认为地位较低的那些人要求与他平等,更糟的是实际上要凌驾于他之上。由于极致个人主义者终极的目标是要超越所有的人,因此他无法忍受挫败或自己的领先地位被改变。他会拒绝承认这样的改变,并取消主动接触。如果需要的话,他当然也会为了保持领先而诉诸武力。接着他会企图建构一些令他满意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不论这些理由是否能够让他人信服。在白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极致个人主义者也许会暂时承认较低的地位,以作为权宜之计,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极致个人主义者绝对无法忍受他的社会比别人落后。”强调人的个体性”的“个人”基本人际状态与以强调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伦人”、 “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不分伯仲并存于东亚社会中,这无疑为东亚身份认同的建构带来了很大的变数,加剧了东亚身份认同建构的复杂性。 )日本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最大瓶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矛盾一次要矛盾这对概念来讲,东亚共同体中的主要矛盾是中日矛盾;从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次要方面这对概念来讲,中日在东亚文化共同体建构中的主要瓶颈是彼此的战略和解问题,而难以实现中日战略和解的根源就在于日本摇摆不定的身份认同问题。日本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表现在地区认同层面,亦表现于其国家民族认同层面。在日本,长期以来,所谓现代性,往往被理解成是日本的独特性、非亚洲性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是作为脱离亚洲或者否定亚洲(“脱亚”)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美丽的国家”观不过是独特而优越的日本传说的现代翻版。当年,美国心理战小组主张战后的日本认同必须保留战前认同的核心部分,并且围绕着天皇进行认同重建,只有这样,一个非亚洲的日本才能继续维持与美国的联系。这的确是上兵之谋,因为它并没有被日本人视为一种被强加的东西:相反,在日本还获得了阵阵喝彩,被视为对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深刻洞见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不加批评地照搬美国战时情报机构所主张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认同。“在日本,只要有为数众多的人被说服并认为他们真的拥有一个独特而优越的、非亚洲的日本认同,那么就不会有出现任何亚洲共同体或联邦—当然也就更不会出现以中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共同体或联邦——的风险。”在中国深受好评的《拥抱战败:二战后日本的转变》的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 [美]许娘光:《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许木柱译,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版,第10-11页。 2]澳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246页 150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美]许烺光：《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许木柱译，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版，第10~11页。 [2] [澳]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246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张建立李薇受的事是他认为地位较低的那些人要求与他平等，更糟的是实际上要凌驾于他之上。由于极致个人主义者终极的目标是要超越所有的人，因此他无法忍受挫败或自己的领先地位被改变。他会拒绝承认这样的改变，并取消主动接触。如果需要的话，他当然也会为了保持领先而诉诸武力。接着他会企图建构一些令他满意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不论这些理由是否能够让他人信服。在白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极致个人主义者也许会暂时承认较低的地位，以作为权宜之计，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极致个人主义者绝对无法忍受他的社会比别人落后。”[1] 强调人的 “个体性”的“个人”基本人际状态与以强调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伦人”、 “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不分伯仲并存于东亚社会中，这无疑为东亚身份认同的建构带来了很大的变数，加剧了东亚身份认同建构的复杂性。（二）日本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最大瓶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这对概念来讲，东亚共同体中的主要矛盾是中日矛盾；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这对概念来讲，中日在东亚文化共同体建构中的主要瓶颈是彼此的战略和解问题，而难以实现中日战略和解的根源就在于日本摇摆不定的身份认同问题。日本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表现在地区认同层面，亦表现于其国家民族认同层面。在日本，长期以来，所谓现代性，往往被理解成是日本的独特性、非亚洲性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是作为脱离亚洲或者否定亚洲（“脱亚”）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美丽的国家”观不过是独特而优越的日本传说的现代翻版。当年，美国心理战小组主张战后的日本认同必须保留战前认同的核心部分，并且围绕着天皇进行认同重建，只有这样，一个非亚洲的日本才能继续维持与美国的联系。这的确是上兵之谋，因为它并没有被日本人视为一种被强加的东西；相反，在日本还获得了阵阵喝彩，被视为对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深刻洞见。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不加批评地照搬美国战时情报机构所主张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认同。“在日本，只要有为数众多的人被说服并认为他们真的拥有一个独特而优越的、非亚洲的日本认同，那么就不会有出现任何亚洲共同体或联邦——当然也就更不会出现以中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共同体或联邦——的风险。”[2] 在中国深受好评的《拥抱战败：二战后日本的转变》的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 150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授约翰·道尔( John W. Dower),在其1986年的成名作《没有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力》一书中,亦曾对日本人的这种认同的危害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分析。田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的相对式微,使日本瞻前顾后的“顺美联欧统亚”的美梦终难成真。日本虽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长达42年之久,但却直屈居美国一个州似的政治地位,加之近年来日本经济衰退导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的丧失,以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使日本对外越来越难以保持过去的从容与优雅,愈来愈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其对外政策更具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急促甚至焦躁。恰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叫日本作为介于世界战略力量板块之间的边际国家,盛时可以充作“连接亚洲与世界的桥梁”,式微则会跌入太平洋两岸间的“战略洼地”,其三种基本的社会需求一安全、社交、地位,不仅过去一直处于难以完全得到满足的境地, 而且越来越直面无法得到确保的危机,因而激发了日本这一素来以准西方国家身份自居的东亚游离者开始主动寻求融入东亚的战略调整。鸠山由纪夫当年倡导的 “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民族危机意识而提出来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无果而终,再未见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不清楚日本到底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或说不知道日本到底如何定位其自身,但缺失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东亚共同体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建构东亚身份认同,日本身份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最大的瓶颈。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举措东亚共同体的兴起与消退,暗示了仅靠经济一体化带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方 [转引自程映虹:“日本军国主义的内核是如何形成的”,《南方周末》,2014年3月21日 2][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0页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151

[1] 转引自程映虹：“日本军国主义的内核是如何形成的”，《南方周末》，2014年3月21日。 [2]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0页。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授约翰·道尔（John W. Dower），在其 1986 年的成名作《没有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力》一书中，亦曾对日本人的这种认同的危害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分析。[1] 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的相对式微，使日本瞻前顾后的“顺美联欧统亚”的美梦终难成真。日本虽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长达42年之久，但却一直屈居美国一个州似的政治地位，加之近年来日本经济衰退导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的丧失，以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使日本对外越来越难以保持过去的从容与优雅，愈来愈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其对外政策更具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急促甚至焦躁。恰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2] 日本作为介于世界战略力量板块之间的边际国家，盛时可以充作“连接亚洲与世界的桥梁”，式微则会跌入太平洋两岸间的“战略洼地”，其三种基本的社会需求——安全、社交、地位，不仅过去一直处于难以完全得到满足的境地，而且越来越直面无法得到确保的危机，因而激发了日本这一素来以准西方国家身份自居的东亚游离者开始主动寻求融入东亚的战略调整。鸠山由纪夫当年倡导的 “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民族危机意识而提出来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无果而终，再未见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不清楚日本到底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或说不知道日本到底如何定位其自身，但缺失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东亚共同体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建构东亚身份认同，日本身份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最大的瓶颈。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举措东亚共同体的兴起与消退，暗示了仅靠经济一体化带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方 151

张建立李薇法存在缺陷。只有切实建构好东亚身份认同,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才有可能。在卷帙浩繁的东亚研究文献之中,大多是基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来探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成果。从本源上说,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研究属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范畴,应用国际关系理论方法研究如何建构东亚身份认同亦是理所当然。但在探讨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举措问题时,还有必要参考吸纳更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合理有序、切实有效地建构东亚身份认同 (一)汲取新智慧,为具有相似文明背景的东亚国家产生同样的集体认同提供理论支撑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简化为“经济人”,自然将“利益”的追求作为国家行为的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动力。因此,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举措问题,利益和权力会很自然地被视为核心动力。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identity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 identity。本内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国家是‘想象出来的群体’。 Identity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田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有一种获得自尊(self- esteem)的基本动机,这种动机的满足是通过在群际背景下、在那些内群有积极表现的维度上,将内外群之间的差异最大化而实现的。”“社会认同 (群体资格)是自尊形成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有理由假设,那些积极社会认同很少,或者只拥有一系列相对陈旧的社会认同的个体,会在认同的维持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他们会珍视已有的社会认同,全力捍卫它们相对于外群的积极面向建构显著的内外群体差异。”甲因此,仅囿于既定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的界定及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解来探讨东亚身份认同问题,显然会感到力不从心。心理文化学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认为,国家行为体由“文明体”和“组织体”两方面构成,“文明体”可视为文化与国际关系的中间环节。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作为文明体和组织体,由同一群人构成,但二者强调的是不同侧面。文明体可视为一种知识、信仰、规范、观念的共同体,它强调的是人的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010年版,第18页 1国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年版,第30页 3][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152 Inter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8页。 [2] [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3] [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张建立李薇法存在缺陷。只有切实建构好东亚身份认同，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才有可能。在卷帙浩繁的东亚研究文献之中，大多是基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来探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成果。从本源上说，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研究属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范畴，应用国际关系理论方法研究如何建构东亚身份认同亦是理所当然。但在探讨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举措问题时，还有必要参考吸纳更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合理有序、切实有效地建构东亚身份认同。（一）汲取新智慧，为具有相似文明背景的东亚国家产生同样的集体认同提供理论支撑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简化为“经济人”，自然将“利益”的追求作为国家行为的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动力。因此，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举措问题，利益和权力会很自然地被视为核心动力。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本内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国家是‘想象出来的群体’。Identity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1] 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有一种获得自尊（self-esteem）的基本动机，这种动机的满足是通过在群际背景下、在那些内群有积极表现的维度上，将内外群之间的差异最大化而实现的。”[2] “社会认同（群体资格）是自尊形成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有理由假设，那些积极社会认同很少，或者只拥有一系列相对陈旧的社会认同的个体，会在认同的维持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他们会珍视已有的社会认同，全力捍卫它们相对于外群的积极面向，建构显著的内外群体差异。”[3] 因此，仅囿于既定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的界定及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解来探讨东亚身份认同问题，显然会感到力不从心。心理文化学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认为，国家行为体由“文明体”和“组织体”两方面构成，“文明体”可视为文化与国际关系的中间环节。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作为文明体和组织体，由同一群人构成，但二者强调的是不同侧面。文明体可视为一种知识、信仰、规范、观念的共同体，它强调的是人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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