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 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一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 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 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 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 束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 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 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 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 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金球政治中的 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 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 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 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 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1992年10月 在设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 表述的，然后义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 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密斯·理查森 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 界、商界和其他各界人上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 讨会和会议。此外，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 的关干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 国、德国、英国、南朝鲜、日本、卢森堡、俄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 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十和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除印 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 中获益匪浅。1994一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