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增订版译者前言 危机的征兆之一，便是对这种传统的懵然无知，是这种传统 意识的丧失。反映在法理学中，便是历史法学被长期地忽 视，乃至从二十世纪的法学中消失，或者，名存实亡。 早在1950年代撰写和出版的著作中，伯尔曼就谈到对 融合法理学中三个主要派别一一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学和 历史法学一的需要和可能。980年代以后，这种想法发 展成为一种对他所谓整体法学(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的 有意识的探究。这是一种综合的法学，其要义不只是吸收传 统法理学中三个主要派别中各具真理性的因素，使融合为 一，而且要把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之间的论争引人时间 /经验的维度中，因为只有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下，这些论争 才实际具有意义。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法学在伯尔曼 的整体法学中也具有核心地位。 历史法学是十九世纪颇有影响的学说，但它在二十世纪 不但大大地式微了，而且丧失其原有之规范和证成含义，而 日益具有一种经验的法律社会学性质，或者蜕化成为一种缺 乏生命的技术化的法律史。因此，伯尔曼在其整体法学中意 欲复兴的，既非浪漫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盲目的历史主义， 而是保有他所谓历史性的真正的历史法学一萨维尼的那种 历史法学。这种法学乃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即 特定民族某一长时同的历史经验将此民族引向某些方向： 尤其是在法律方面，特定民族法律制度经由其中发展起来的过 往时代，有助于确定其法体应当据以制定和解释的标准，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