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之时大矣哉”:坎卦示喻重重险陷,“险之时用大矣哉”:遜卦表征人生之退避,此当“与时行也”,“遜之 时义大矣哉”:睽卦喻乖背之理及因时而运化,所谓“睽之时用大矣哉”:损卦言减损之道,故发“损刚益柔 有时,损益盈虛,与时偕行”之论。而革卦“革之时义大矣哉”,又“动静不失其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至于蹇卦、解卦、骺卦与艮卦等等的卦义解读,均不离“时间”主题。凡此则雄辩地证明,《周易》对于“时 问题何其关注、执著。这里,《易传》所言“时成”、“四时”、“趣时”、“时行”、“待时”、“随时”、“时 变”、“时用”、“时义以及“与时偕行”、“与时消息”等等,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时间意识?拙著《周易的 美学智慧》曾经指出:“时在这里最显在的意义是指天文学上的时令、四时;其次是指巫学意义上的人的 时运、命运:而最深层的意蕴,是属于文化哲学层次上的时机、时势,是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中最独有的时 间观念和时间哲学。”这一论述大致可以成立。欠周之处在于,《易传》时代,中华尚无成熟意义的“天文 学”与“时间哲学”,《易传》所处的战国中后期之天文学与时间哲学意识,主要融渗于阴阳五行之说以及历 算的原始巫术文化的意识、理念之中。《易传》成篇,几与通行本《老子》、《孟子》、《庄子》同时 此时作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其文化重心,正处于从原始巫文化向史文化即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 文化形态的转嬗之中。《易传》是表述这一文化转嬗的重要文本。学界有人以为,《尚书尧典》是论述“时 间”观的最早文本。但《尚书·尧典》所言“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之时”,仅为时 令之义,并无人文哲学意蕴,而且,《尚书·尧典》的成书年代难以确考,学界一般以为在周、秦之际。《庄 子》一书的“时”意识与观念,除了指时令、时刻等义以外,其中最具哲学等意义的论述,是其《盗跖》篇 所言“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以及“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等等。一种葱郁的生命时间意识跃 然纸上。陈世襄在论说“诗的时间的诞生这一问题时,认为屈子《离骚》之前,中华古代关于哲学、美学 与诗学的时间概念与观念并未正式登上历史,人文舞台。考虑到前述比如《庄子》关于生命时间问题的有 关阐说与觉悟这一点,此见未确是可以肯定的 比较而言,通行本《周易》的“时”意识,主要是在原 始巫文化的人文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素质、品格与精神。首先,整部《周易》六十 四卦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爻辞以及乾“用九”、坤“用六”两条文辞,大凡都是巫筮记录。本经作为“占筮之书”, 通篇讲的是吉凶休咎、趋吉避凶,讲人的命运。这实际上是讲一个字,即命理意义的“时”。所谓否极泰来 时来运转之类,都应在这个“时”字上。正如魏王弼《周易略例》云:“夫时有泰否,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 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其次,这种巫筮、命理的“时”意识 浸透于《周易》卦爻筮符系统之中。简约地说,《周易》象数即筮符系统是一种中华古代典型的“时”结构。 第一,从每卦六爻爻位之动态分析,从初、二、三、四、五到上位,是一时间运变历程,从上经第一乾卦 下经第一咸卦六爻从初爻到上爻的演化,尤可以得到确切而有力的证明。乾卦从初九“潜龙,勿用”到上九“亢 龙,有悔”、咸卦从初六“咸其拇”到上六“咸其辅颊舌”之爻位的上升,来象喻人之命运吉凶互变的运化过程。 第二,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均由下、上两个八卦所构成,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的方位,都以空间过之时大矣哉”；坎卦示喻重重险陷，“险之时用大矣哉”；遯卦表征人生之退避，此当“与时行也”，“遯之 时义大矣哉”；睽卦喻乖背之理及因时而运化，所谓“睽之时用大矣哉”；损卦言减损之道，故发“损刚益柔 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之论。而革卦“革之时义大矣哉”，又“动静不失其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至于蹇卦、解卦、骺卦与艮卦等等的卦义解读，均不离“时间”主题。凡此则雄辩地证明，《周易》对于“时” 问题何其关注、执著。 这里，《易传》所言“时成”、“四时”、“趣时”、“时行”、“待时”、“随时”、“时 变”、“时用”、“时义”以及“与时偕行”、“与时消息”等等，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时间意识? 拙著《周易的 美学智慧》曾经指出：“‘时’在这里最显在的意义是指天文学上的时令、四时；其次是指巫学意义上的人的 时运、命运；而最深层的意蕴，是属于文化哲学层次上的时机、时势，是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中最独有的时 间观念和时间哲学。”这一论述大致可以成立。欠周之处在于，《易传》时代，中华尚无成熟意义的“天文 学”与“时间哲学”，《易传》所处的战国中后期之天文学与时间哲学意识，主要融渗于阴阳五行之说以及历 算的原始巫术文化的意识、理念之中。《易传》成篇，几与通行本《老子》、《孟子》、《庄子》同时。 此时作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其文化重心，正处于从原始巫文化向史文化即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 文化形态的转嬗之中。《易传》是表述这一文化转嬗的重要文本。学界有人以为，《尚书·尧典》是论述“时 间”观的最早文本。但《尚书·尧典》所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之“时”，仅为时 令之义，并无人文哲学意蕴，而且，《尚书·尧典》的成书年代难以确考，学界一般以为在周、秦之际。《庄 子》一书的“时”意识与观念，除了指时令、时刻等义以外，其中最具哲学等意义的论述，是其《盗跖》篇 所言“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以及“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等等。一种葱郁的生命时间意识跃 然纸上。陈世襄在论说“诗的时间的诞生”这一问题时，认为屈子《离骚》之前，中华古代关于哲学、美学 与诗学的时间概念与观念并未正式登上历史，人文舞台。考虑到前述比如《庄子》关于生命时间问题的有 关阐说与觉悟这一点，此见未确是可以肯定的。 比较而言，通行本《周易》的“时”意识，主要是在原 始巫文化的人文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素质、品格与精神。 首先，整部《周易》六十 四卦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爻辞以及乾“用九”、坤“用六”两条文辞，大凡都是巫筮记录。本经作为“占筮之书”， 通篇讲的是吉凶休咎、趋吉避凶，讲人的命运。这实际上是讲一个字，即命理意义的“时”。所谓否极泰来， 时来运转之类，都应在这个“时”字上。正如魏王弼《周易略例》云：“夫时有泰否，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 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 其次，这种巫筮、命理的“时”意识， 浸透于《周易》卦爻筮符系统之中。简约地说，《周易》象数即筮符系统是一种中华古代典型的“时”结构。 第一，从每卦六爻爻位之动态分析，从初、二、三、四、五到上位，是一时间运变历程，从上经第一乾卦、 下经第一咸卦六爻从初爻到上爻的演化，尤可以得到确切而有力的证明。乾卦从初九“潜龙，勿用”到上九“亢 龙，有悔”、咸卦从初六“咸其拇”到上六“咸其辅颊舌”之爻位的上升，来象喻人之命运吉凶互变的运化过程。 第二，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均由下、上两个八卦所构成，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的方位，都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