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转换。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实际上，中国的厄运，并不能仅仅看成是在近代时空范调 内发生的悲剧，通过西方政治文化的比较，可以从更深的层次 上揭示这场悲剧的历史原因。西方国家的强大，以人的解放 为起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思潮，向中世纪 宗教神学发出挑战，培育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新思恕和 新道德。十六世纪中叶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吹响了 科学起义的号角，对神学的审判由文学艺术的殿堂移到了科学 讲坛。跟着便是资产阶级革命，封建社会土崩瓦解，科学大昼 魔术般地使社会经济月新日异，历史以目不暇接的速度飞快前 进。而这一切，中国人并不知道。当他们以礼义之邦国空一切 的时候，古文明的危机早已酝酿成熟。这突出地表现在宋胡理 学关于人与伦理关系的本末倒置。宋明理学把传统文化中的封 建伦理加以强化，向根本漠视、否定人的价值和个性的极端方 向演绎，从而赤裸棵地提出了诸如“人心莫不有知，准蔽于人 欲，则亡天德”、“存天理、灭人欲”那样灭绝人性的口号。这 真是儒学的瓶狂，‘本质上它又是中国封建制度走入穷途末路的 征兆。中国封建制度在唐代之前，其特点是地方权力向中央集 权过菠，唐以后则逐步实现了完全向皇帝个人集中。封建制度 的极端专制化，是以士大夫阶层一切批判的勇气、一切个性的 要求、一切异己的政治行为的彻底放弃作为条件的。不过，这 还不是事精的全部。到了清代，满清统治集团不仅继承了宋 明理学和传统封建制度的专制主义精神，更以异族入主中原，· 千方百计地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这就使历代相沿的 思想统治，更打上文字狱的血腥标记而狰狞可怖，知识分子如 果还能称作知识阶层，不过以学者的繁琐考据才得以苟延残 喘。龚自珍这样泣血锥心地控诉了统治集团对知识分子人格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