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国家与社会调节 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已成为过去。但是,社会要能够变得更加理性,其自身的调节就 应该得到更好的理解 社会支持系统的沉重好象有些不可抵抗,究其原因,它们仅仅受到了那些面对一个既保 护他们又使他们贫乏的官僚主义国家,以行会形式自我调节的职业群体的纠缠。只要社会的 自动调节存在,受教育者、病人和被救济的人就有可能真的重新成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一些客 户,而且不再成为被治理者而从属于使自己患幼稚症的行会体系。 如果我们要想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国家一定是事先接受一个共同法则,即禁止以相同的 权威为涉及自己利害的纠纷充当仲裁人,这包含了国家不再垄断一般利益的意思 最近的文化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公民是赞成行政权服从于宪法委员会对其规定的界 限,而且赞同宪法委员会在解除行政权的约束时要考虑法庭或高层委员会的利益,更令人满 意的是引发信任,这种信任对于良性调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这条通过社会文化运动引出的道路上,人们不仅能够获得一些可以重建金融理性 的机会,而且有可能获得使社会的人类实际意义得以重建的机会 经济与社会分离的终结 工业社会的体系,至少在其最后的阶段,是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分离为其特征的, 人们对它的理解完全是以定量分析为根据的,而此时,社会还停留在经济和价值的领域。这 种分离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尤其是在这方面提出一种特别不同看法的瑞典模式里达 到了最高限度。人们认为瑞典工业的竞争性能够甚至应该根据国际竞争中占主导的理性原则 来肯定,而这个国际竞争是瑞典企业在其中名列前茅的。作为回报,对因此获得的产品分配 进行担保的原则不得不出自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它们与经济思考无关,除了在某个综合 性的哲学看法的框架里:经济目标是对最大的天然国有产品的保证,而这个产品的平均分配 是对社会安宁的保证,社会安宁又可以维持经济效率 在60年代里,甚至在70年代里,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是以一般的方法维持了经济(纯理 性的,完全近似于技术的领域)与社会(分配公平的领域、价值选择的领域)之间的这种区 别一对立。关于这两个范畴的思考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论确实延续了很长时间。可是,只要知 识分子的争论还靠那些基于经济理性之上的良性社会管理的结果,而且还继续靠“社会”参 与生产的需要来维持的话,那么实践,特别在法国,也继续依赖于两种秩序之间的严密分离。 在哲学上有很教养的,十分精通于把专制支配者的状态保持下去的法国传统工程师非常赞成 在社会的秩序里工作,当然这个社会秩序是在他的理性范围的。他是根据打赌式经验的推论 逻辑来要求人们为他确定目标,他自己负责为自己找到实现此目标的最好手段一一这里的意 思是说,包括人类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将会取决于他的实践选择,因为他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日本竞争的泛滥使这个过于完善的理性模式有了爆裂的危险,甚至在人们转向受服务和 高工艺支配的后工业社会时,已经开始使它受到质疑了。其实,在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因素 重新占有了优势,可相互替换的人越来越少。企业为了保持可自由竞争的状态,必须调动组 织内的人文资源和重新引进组织外部复杂人文关系的忧虑,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与客户的关 系,而且包括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关系。社会不会受限于分配,而会成为生产要素整体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过,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不再是集体的和等级的,而是越来越具有个性 的社会。还有其他一切领域里,数量也在把位子让给质量。况且此时,“旧式”社会已经倾 本文原名 L Etat et les regulations du social, i选自 Michel crozier著 Etat modeste, Etat moderne Strategie our un autre changement(Editions Fayard, France, 1987),pp 149-1711 41.1 国家与社会调节 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已成为过去。但是，社会要能够变得更加理性，其自身的调节就 应该得到更好的理解。 社会支持系统的沉重好象有些不可抵抗，究其原因，它们仅仅受到了那些面对一个既保 护他们又使他们贫乏的官僚主义国家，以行会形式自我调节的职业群体的纠缠。只要社会的 自动调节存在，受教育者、病人和被救济的人就有可能真的重新成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一些客 户，而且不再成为被治理者而从属于使自己患幼稚症的行会体系。 如果我们要想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国家一定是事先接受一个共同法则，即禁止以相同的 权威为涉及自己利害的纠纷充当仲裁人，这包含了国家不再垄断一般利益的意思。 最近的文化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公民是赞成行政权服从于宪法委员会对其规定的界 限，而且赞同宪法委员会在解除行政权的约束时要考虑法庭或高层委员会的利益，更令人满 意的是引发信任，这种信任对于良性调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这条通过社会文化运动引出的道路上，人们不仅能够获得一些可以重建金融理性 的机会，而且有可能获得使社会的人类实际意义得以重建的机会。 经济与社会分离的终结 工业社会的体系，至少在其最后的阶段，是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分离为其特征的， 人们对它的理解完全是以定量分析为根据的，而此时，社会还停留在经济和价值的领域。这 种分离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尤其是在这方面提出一种特别不同看法的瑞典模式里达 到了最高限度。人们认为瑞典工业的竞争性能够甚至应该根据国际竞争中占主导的理性原则 来肯定，而这个国际竞争是瑞典企业在其中名列前茅的。作为回报，对因此获得的产品分配 进行担保的原则不得不出自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它们与经济思考无关，除了在某个综合 性的哲学看法的框架里：经济目标是对最大的天然国有产品的保证，而这个产品的平均分配 是对社会安宁的保证，社会安宁又可以维持经济效率。 在 60 年代里，甚至在 70 年代里，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是以一般的方法维持了经济（纯理 性的，完全近似于技术的领域）与社会（分配公平的领域、价值选择的领域）之间的这种区 别-对立。关于这两个范畴的思考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论确实延续了很长时间。可是，只要知 识分子的争论还靠那些基于经济理性之上的良性社会管理的结果，而且还继续靠“社会”参 与生产的需要来维持的话，那么实践，特别在法国，也继续依赖于两种秩序之间的严密分离。 在哲学上有很教养的，十分精通于把专制支配者的状态保持下去的法国传统工程师非常赞成 在社会的秩序里工作，当然这个社会秩序是在他的理性范围的。他是根据打赌式经验的推论 逻辑来要求人们为他确定目标，他自己负责为自己找到实现此目标的最好手段——这里的意 思是说，包括人类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将会取决于他的实践选择，因为他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日本竞争的泛滥使这个过于完善的理性模式有了爆裂的危险，甚至在人们转向受服务和 高工艺支配的后工业社会时，已经开始使它受到质疑了。其实，在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因素 重新占有了优势，可相互替换的人越来越少。企业为了保持可自由竞争的状态，必须调动组 织内的人文资源和重新引进组织外部复杂人文关系的忧虑，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与客户的关 系，而且包括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关系。社会不会受限于分配，而会成为生产要素整体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过，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不再是集体的和等级的，而是越来越具有个性 的社会。还有其他一切领域里，数量也在把位子让给质量。况且此时，“旧式”社会已经倾  本文原名 L`Etat et les régulations du social,选自 Michel Crozier 著 Etat modeste, Etat moderne ── Stratégie pour un autre changement (Editions Fayard,France,1987),pp.149-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