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国文化潮流,由“思想解放运动”和“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追 逐”两部分组成,而他所列举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不过 就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那几位实验派的小说家和诗人。于是 作者断言,“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和理论批评被评介,给当代中 国文学造成巨大的冲击”,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 几乎同时涌入中国大陆的,只不过它被当作“现代主义”加以接 受和借鉴,而这种“误读”是一种历史的“弄拙成巧”。所以按照 这样一种看法,所谓中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对于西 方战后的先锋派、实验派文学的一种模仿和紧跟。 然而,冷静地回顾一下那段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后现代 主义”之所以会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成为 个“响词儿”,实在是应该归因于某个特别的契机,以及为数有限 的几部论集在国内的传播。这个契机是美国著名文论家詹明信 教授于1985年9月至12月在北京大学的讲学,他的讲稿很快 译成中文,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出版,在中国文学界 和文化理论界产生过很大影响。而国内学界接受“后现代主义” 概念,被作为主要依据和参考的则是两部论著:一部是美国最早 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批评家伊哈卜·哈桑(Ihab Hassan)的(后现代的转折〉( The Post modern turn,1987),此书 开始并没有全译本(直到今天全译本也只是台湾版的,未在大陆 学界流行),但哈桑的主要观点和他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来龙去脉 的介绍,曾受到国内学人的广泛转引;另一部是荷兰学者佛克马 ( Douwe Forkema)和伯顿斯( Hans bertens)编选的论文集〈走向 后现代主义》。此书英语原名“ 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其意思无非就是“对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不知译者何以 要译成“走向后现代主义”。此书投放市场以后,“走向后现代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