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X&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哈佛燕京 人文国惑 与反思 西方后现代世义思潮 盛宁著 生活·讚耆·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人文惑 与反思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 盛宁著 生活·“·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日书在版编目(CIP)微据 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盛宁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7-108-01033-X I.人…Ⅲ.盛…Ⅲ.后现代主义-研究-西方国家Ⅳ.H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5577号 實任编辑许医农 封面设计宁成春 出版发行生活·讚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信东街22号) 邮编100010 经销新华书店 排版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版次1997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0 字数204千字 印数0,001-8,000册 定价16.00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遹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引言 持续了不少年头的关于西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讨 论,有点像一颗光焰夺目的彗星,在当今文坛的上空划过一道闪 亮的圆弧之后,现在终于拖着长长的尾巴渐渐地远去了。曾几 何时,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这些本身界定就不够清楚的术 语,被炒得沸沸扬扬,乃至所有的“主义”一夜之间仿佛都落伍过 时了,若不赶紧添上一个带“后”字的前缀,那就很可能要被剥夺 继续存在的理由。理论竟也变得如此的浮躁,实在令人不可思 议。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有一个或隐或显的声音似乎一直不 绝于耳,那就是西方都已经后现代了,我们该怎么办?面对西方 讨论的“后现代”而提出上述这个问题,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至少包含着一种对于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其 中也许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准备,即早晚有一天当我们也实现了 现代化以后,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然而,仔细检索这些年 来我们的文坛上对于西方后现代问题的介绍和评述,情况却并 不是这样,其中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话语的平移”。 我所谓的话语的平移”,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指在对西方 思潮的热点进行考察时只把具体的理论概念论点和命题抽出, 不太注意这些观点和说法所产生的背景和语境,不太注意这些 观点和说法的背后更隐蔽的动机和所指,因而有意无意地将本
来是有特定所指的概念当作了某种普遍性的命题。这一点,要 认识并不难,但是却难以做到。学术素养的欠缺当然是原因之 ,但更多的往往是缺乏足够的耐心。 醫如,谈及“后现代”,势必都要提及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 让一弗朗素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而提到利奥 塔,自然就要说起他所谓“宏大叙述”解体的高论,人们每每就 要提及他那句“向同一性开战”的口号。“向同一性开战”,这似 乎已被认为是利奥塔作为一个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界定标 识。仅仅这一句话,可以被引申出的意思就太多了,而流传最 广的一点共识,就是把“后现代”等同于“向一切同一性开战”。 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样的一个认识,又实在太粗 泛,太大而化之了。利奥塔所谓的“同一性”具体指的是什么? 利奥塔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向同一性开战的?利奥 塔向所谓的同一性开战还有没有他的最终底线?所有这些问 题,在大量的讨论“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却似乎很 少有涉及的。 其实,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对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背景就曾有很好的分析,问题 是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詹明信认为,利奥塔的“后现代” 话语是在两大思想理论背景上展开的,这两大背景又可以说是 两个大大的“神话”,即由于被人反复地言说而不再对其自身的 合理性加以论证的那些大叙述:一个是所谓“人类的解放”,另 个则是“思辨的同一性”。前者是西方启蒙运动,更具体地说是 法国大革命留下的思想传统;后者则是日耳愛、黑格尔式的思想 传统。这两个传统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一切行为进行解释的依 据和出发点。而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对我们不假思索就作 2
为依据和出发点的假设提出一点疑问呢?而就在这些提问和回 答的过程中,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很微妙的错位:比如利奥塔针 对的所谓启蒙运动留下的“人类的解放”的神话,显然只是指被 纳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那一脉,因而当他把“马克思主义”也与 启蒙运动挂钩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实际上与我们就有 种本质的区别,因为他所谓的“人类的解放”,并没有经过马克 思的“从空想到科学”的扬弃。再比如,利奥塔所谓的“同一性”, 固然指黑格尔所代表的日耳曼思辨传统,即先行认定一个先验 的、统一的、绝对的理念,它统领一切,包容一切等等,然而,利奥 塔又有他更具体的所指,这就是由当下德国哲学最主要代表尤 根·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提出的“交往共识”说。利奥 塔认为,哈贝马斯所谓通过话语交往能够过渡到一个遵循理性 共识社会的设想,纯属一种植根于“同一性”的哲学传统的残留。 而这种“同一性”之所以要被否弃,因为在利奥塔看来,所谓 共识”的理想,即使不是“强制性的”,也是一种对于“服从”的 推崇。 这里看来有必要对存在于当代西方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普遍 的心态作一点阐述。在一定意义上,西方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 义体制的“大一统”( monolith)状况,可以说向来具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恐惧。过去的浪漫主义也好,世纪之交的现代派也好,直 至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新左派等 等,他们都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批判,有些批判应该说还是相当激 烈的。然而,他们发现,他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体制、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种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话语,却好像有 种无法抗拒的包容力似的,作为个人,无论你采取怎样的反抗方 式结果就好像孙猴儿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般,到头来总还是
要被资本主义的这套话语招安收编。右翼势力最为猖獗、对左 翼进步势力的迫害最甚时期,当属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五 十年代。美国学者艾伦·特拉亨伯格( Alan Trachtenberg)在描 述西方战后的知识界思想状况时指出,整个五十年代可谓“服从 的年代”( age of conformity)而在战后将近二十年期间,美国人 从媒体上所能读到听到、看到的,凡乎是千篇一律的对于所谓 “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世纪的颂扬”。那么,反叛和批评的声音有 没有呢?有,但是非常的微弱。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理 查德·霍夫斯塔德( Richard Hofstadter)这样一些学者认为,战 后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崇尚自我放逐”的倾向。 所谓“崇尚自我放逐”,无非是一种个人的、与中心意识形态 保持距离的态度,出于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恐惧而自己选择了 个边缘位置,然而他们所惧怕的对象实际上却是游移不定的,它 可能是一个笼统的资本主义,但它更可能是所谓“斯大林主义” 式的共产主义。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倾向,战后法国 的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倾向,利奥塔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祥一个 代表。他步入思想理论界时,是法国意识形态冲寒异常激烈的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1968年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学潮和工 人罢工,导致了戴高乐政权的倒台,然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 又导致右翼势力的复辟回潮,左翼和右翼、激进和保守,各种政 治势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詹明信指出,利奥塔是在所谓 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后开始写作的,而这种“后马克思 主义”,实际上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传统的一种全面 反动,其矛头所向,在哲学层面上就是黑格尔/卢卡契的“同 性”( totality)概念。利奥塔本人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曾 加入所谓¨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激进组织,但在被詹明信称之
为“相当麦卡锡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之前,他就与 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认识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也就比较 容易解释、为什么哈贝马斯会赞同包容同一的日耳曼传统,而身 处法国思潮旋涡之中的利奥塔,则高扬起了“向同一性开战”的 大旗了。3 如果说上述那种“话语的平移”主要是指在西方文化传统之 内将特殊性与一般性混淆的话,那么,还有一种“话语的平移”, 则指的是忽略东西方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 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把本来是西方的文化传统无条件地搬到 了东方,嵌入我们的话语系统。其结果,不仅与上述那种“话语 的平移”一样,会把原本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而更为不 幸的是,它还将引起我们自身一系列的思想混乱。 八十年代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 流、学术往来日渐频繁,经历了文革十年禁锢的中国学界,与外 界乍一交往而受到的冲击和震动,今天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恐怕 是很难体会的。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国外(主要是西方)思想 文化理论界所有时兴的观点,几乎都被引上中国文坛一一亮相, 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刚刚把“现代化”确定为 奋斗目标的国人来说,这个术语实在是有点费解,然而更令人不 可思议的是,就在人们还不太明了这个术语的外延和内涵的时 候,已经有那么一些学者,言之凿凿地咬定中国也产生了“后现 代主义”,理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把中国紧紧捆 绑在现代化’这驾马车上,冲破一切阻碍去追赶发达国家。”1 但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一下他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那 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只是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文学创作 时尚来理解的。比方〈无边的挑战)一书的作者就认为,八十年
代中国文化潮流,由“思想解放运动”和“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追 逐”两部分组成,而他所列举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不过 就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那几位实验派的小说家和诗人。于是 作者断言,“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和理论批评被评介,给当代中 国文学造成巨大的冲击”,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 几乎同时涌入中国大陆的,只不过它被当作“现代主义”加以接 受和借鉴,而这种“误读”是一种历史的“弄拙成巧”。所以按照 这样一种看法,所谓中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对于西 方战后的先锋派、实验派文学的一种模仿和紧跟。 然而,冷静地回顾一下那段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后现代 主义”之所以会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成为 个“响词儿”,实在是应该归因于某个特别的契机,以及为数有限 的几部论集在国内的传播。这个契机是美国著名文论家詹明信 教授于1985年9月至12月在北京大学的讲学,他的讲稿很快 译成中文,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出版,在中国文学界 和文化理论界产生过很大影响。而国内学界接受“后现代主义” 概念,被作为主要依据和参考的则是两部论著:一部是美国最早 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批评家伊哈卜·哈桑(Ihab Hassan)的(后现代的转折〉( The Post modern turn,1987),此书 开始并没有全译本(直到今天全译本也只是台湾版的,未在大陆 学界流行),但哈桑的主要观点和他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来龙去脉 的介绍,曾受到国内学人的广泛转引;另一部是荷兰学者佛克马 ( Douwe Forkema)和伯顿斯( Hans bertens)编选的论文集〈走向 后现代主义》。此书英语原名“ 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其意思无非就是“对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不知译者何以 要译成“走向后现代主义”。此书投放市场以后,“走向后现代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