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世界历史 2007年第3期 第三，冷战结盟。冷战使得世界政治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分化。冷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又具有怎样 的不同于其它不同国际关系形态的特征？根据传统的权力平衡逻辑，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德、日） 无疑只能“跟着美国跑”。然而，美国的盟友们对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影响表明盟国对美国的“主动”影 响也不容忽视①。首先，美国盟国将自身利益置于“同盟”利益之上。由于集体防务与经济重建需要 美国长期大量的投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英国从二战一结束便致力于“锁定”华盛顿的“欧洲为主、 亚洲为次”的战略取向，伦敦的历届政府附和并参与了美国在亚洲的“危机处理”，但其“集体行动”始 终以避免“美国陷入亚洲”为原则。日本也屡次向华盛顿施压，以求不使东京的“区域防务”负担过重、 对外经济利益受损。其次美国决策者十分看重欧洲主要盟国对其“中国政策”的反应。这一点在文 官身上表现最为强烈。从艾奇逊、杜勒斯、腊斯克邦迪、麦克拉马拉到基辛格，均不同程度地出于对 盟国的“担忧”与“顾虑”，说服总统与军方不得对中国“冒险”，以“避免自由世界分崩离析”。再次，美 国的“亚洲盟友”有明显的“搭车”倾向。特别是南韩与台湾。由于深谙美国朝野十分在乎所谓“政治 信誉”的价值，它们不断以此“要挟”运作华盛顿“一步步走向亚洲泥潭”。 第四，冷战“内线”。冷战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国内政治生态，使得内政外交的互动强度加大，分野也 变得模糊了。在考察美国对外关系史时，学者通常忽略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干预作用”。尽管基于理性 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利益应高于任何政党利益”的考虑，美国冷战期间确立了在对外政策上“两党一 致”的原则，但白宫在进行针对中国的战略思考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反映在国会中的政党之争， 如共和党控制的第80届国会对杜鲁门所谓“同情共产党中国”的压力，迫使民主党政府在朝鲜冒险②。 在对华政策上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两党政治”，无疑影响了美国与对外与国防有关的高级行政主管委 任机制设立（如构建新闻总署、“美国之音、国防情报局等）、预算分配（对台军援拨款）、法案制定(《福摩 萨（台湾》决议案》、《台湾关系法》等）及军事行动允准等国家行为。另一方面，白宫也会有意利用国会为 其对华政策服务。例如，艾森豪威尔曾多次以国会为筹码抵制英国、日本、法国要求美国“克制”对华敌 意的压力：肯尼迪、约翰逊甚至尼克松均曾试图建立“国会对话管道”，以此试探北京的对美意图。这种 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的互动，起码是美国对华政策运作的一个不容轻视的决策层面。 第五，冷战“智库(Think-Tank)”。由非官方机构针对对外政策实施咨询的“智库”的出现实际上 是冷战的产物。在西方大国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区域研究的加强与普及，“智库”与对外政 策制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例如，美国的涉及对华政策的智库包括“半官方”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 企业研究所、东西方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非赢利基金会（如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 会、亨利·卢斯基金会等)”"以及设在大学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组织（如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康纳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如果对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些“智库”在冷战期间至少发 挥了五方面的作用③(1)确定政策“议程”：通过学者的专项研究报告，提出“热点”问题，建议政策的 中长期研究议题排序与计划安排：(2)“聚焦”舆论：通过发表论文、演说、答记者问等形式，引导媒体， 炒作“热点”，如60年代关于“接触中国”与“遏制中国”争论的公开化；(3)教育动员：主要通过为年轻 学者和博士生符合智库“思想”的研究项目提供研究资助（如博士后和博士论文奖学金）、组织专业人 ①参见翟强：《美国的盟国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因语大学、上海因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 文，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②参见许光秋：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③参见王建伟：《美国的智库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 论文，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第三 ,冷战结盟。冷战使得世界政治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分化。冷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又具有怎样 的不同于其它不同国际关系形态的特征 ? 根据传统的权力平衡逻辑 ,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德、日) 无疑只能“跟着美国跑”。然而 ,美国的盟友们对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影响表明盟国对美国的“主动”影 响也不容忽视 ①。首先 ,美国盟国将自身利益置于“同盟”利益之上。由于集体防务与经济重建需要 美国长期大量的投入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英国从二战一结束便致力于“锁定”华盛顿的“欧洲为主、 亚洲为次”的战略取向 ,伦敦的历届政府附和并参与了美国在亚洲的“危机处理”,但其“集体行动”始 终以避免“美国陷入亚洲”为原则。日本也屡次向华盛顿施压 ,以求不使东京的“区域防务”负担过重、 对外经济利益受损。其次 ,美国决策者十分看重欧洲主要盟国对其“中国政策”的反应。这一点在文 官身上表现最为强烈。从艾奇逊、杜勒斯、腊斯克、邦迪、麦克拉马拉到基辛格 ,均不同程度地出于对 盟国的“担忧”与“顾虑”,说服总统与军方不得对中国“冒险”,以“避免自由世界分崩离析”。再次 ,美 国的“亚洲盟友”有明显的“搭车”倾向。特别是南韩与台湾。由于深谙美国朝野十分在乎所谓“政治 信誉”的价值 ,它们不断以此“要挟”、运作华盛顿“一步步走向亚洲泥潭”。 第四 ,冷战“内线”。冷战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国内政治生态 ,使得内政外交的互动强度加大 ,分野也 变得模糊了。在考察美国对外关系史时 ,学者通常忽略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干预作用”。尽管基于理性 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利益应高于任何政党利益”的考虑 ,美国冷战期间确立了在对外政策上“两党一 致”的原则 ,但白宫在进行针对中国的战略思考时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反映在国会中的政党之争 , 如共和党控制的第 80 届国会对杜鲁门所谓“同情共产党中国”的压力 ,迫使民主党政府在朝鲜冒险 ②。 在对华政策上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两党政治”,无疑影响了美国与对外与国防有关的高级行政主管委 任、机制设立(如构建新闻总署“、美国之音、国防情报局等) 、预算分配(对台军援拨款) 、法案制定《( 福摩 萨〈台湾〉决议案》《、台湾关系法》等)及军事行动允准等国家行为。另一方面 ,白宫也会有意利用国会为 其对华政策服务。例如 ,艾森豪威尔曾多次以国会为筹码抵制英国、日本、法国要求美国“克制”对华敌 意的压力;肯尼迪、约翰逊甚至尼克松均曾试图建立“国会对话管道”,以此试探北京的对美意图。这种 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的互动 ,起码是美国对华政策运作的一个不容轻视的决策层面。 第五 ,冷战“智库( Think2Tank) ”。由非官方机构针对对外政策实施咨询的“智库”的出现实际上 是冷战的产物。在西方大国 ,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 60 年代区域研究的加强与普及“, 智库”与对外政 策制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例如 ,美国的涉及对华政策的智库包括“半官方”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 企业研究所、东西方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 “、非赢利基金会(如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 会、亨利 ·卢斯基金会等) ”以及设在大学的“区域研究”(Area St udies) 组织(如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康纳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 。如果对其稍作比较 ,就会发现这些“智库”在冷战期间至少发 挥了五方面的作用 ③: (1) 确定政策“议程”:通过学者的专项研究报告 ,提出“热点”问题 ,建议政策的 中长期研究议题排序与计划安排 ; (2)“聚焦”舆论 :通过发表论文、演说、答记者问等形式 ,引导媒体 , 炒作“热点”,如 60 年代关于“接触中国”与“遏制中国”争论的公开化 ; (3) 教育动员 :主要通过为年轻 学者和博士生符合智库“思想”的研究项目提供研究资助(如博士后和博士论文奖学金) 、组织专业人 64 世 界 历 史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参见翟强《: 美国的盟国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 文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参见许光秋《: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 ,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参见王建伟《: 美国的智库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 论文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