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解释是否行得通,就必须诉诸于对于翻译实践的效果的把握,而无法予以先 天的判定;另一方面,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上述意义把握的过程中所起 到的作用则被贬低到了极点,因为依据新实用主义的立场,在翻译实践中我们所 关注的乃是语词在主体际间的“流通价值”,而非语词所孤立地代表的东西是什 么。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谈论“实在”(只要这种谈论被严格限制在日常 语用的范围内,它就是合法的),而是说:我们得彻底摆脱那种关于“实在”的 那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用法,即认为“实在”的对应物就是旨在“再现”实在 的“镜式本质”。用罗蒂自己的话说,即:“……我们既不需要区分实在与表象, 也不需要区分被发现之物与被制作之物。我们希望用较为有用的事物与较为无用 的事物之间的区分来取代实在与表象之间的区分”。12很显然,罗蒂在此所说的 “较为有用的”与“比较无用”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已经牵涉到了语言工具 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因为“有用”与否本来就是针对工具在环境中所起到的 作用而言的。从这一评论中自然也就不难引申出他对于语言之工具本性的如下断 言了:“……无论工具是一个锤子、一把枪、一个信念还是一个命题,使用工具 都是有机体与其环境打交道的组成部分。把运用语词看作对付环境的工具,而不 是再现实在内在本质的尝试,也就是抛弃了人类的心灵是不是触及到了实在的问 题,抛弃了由认识论的怀疑论者提出的这个问题”。13 罗蒂为自己找到的另一个围剿“镜式本质”的同盟者则是伽达默尔。他特别 看重伽达默尔对于“教化”( Bildung)的强调。不难想见,按照传统的“镜式哲 学”的观点,人类知识的积累过程就是不断获取关于外部实在的真实资讯的过程。 但在伽达默尔那里,“知识构成”的地位却被“教化”的地位所取代了,换言之, 依据伽氏解释学对于所谓“效果历史意识”的说明,我们去了解原子论与欧洲历 史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我们之外,而就是为了使得我们自己变得更有教养,并拥 有更为丰富的谈论事物的方式。在援引伽达默尔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罗蒂进一步 地将他自己的“无镜的哲学”与传统的“镜式哲学”之间的差别描述为“教化哲 学”与“系统哲学”之间的差异。所谓“系统哲学”,其基本信念就在于认定认 知范型乃是教育的基本范型,故而此类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追求最完美的认知 范型,并将人类文化体系中的其它范形还原为这一范型,以期求得主体际间最具 普遍性的公度性。本着该信念,系统哲学家总是以为自己是在为人类的千秋万代 而著书立说一—比如,当圣托马斯在利用亚里士多德来调和教父哲学之时,当笛 卡儿与霍布斯在批判经院哲学之时,当黑格尔在以一种君临天下的王者气概回顾 西方哲学史之时,或当卡尔那普试图利用新逻辑的技术工具一劳永逸地终结历史 上的种种形而上学“胡说”之时,他们总是自负地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人类在“哲 学”这个名目下所能做的极致一一尽管更为自负的“系统哲学”的徒子徒孙们往 往会在他们身后毫不客气地用自己的新思想系统取而代之。与之相对应,教化哲 学家的态度则要谦逊得多:他们只想为现有的时代一一而不是万世万代一一提供 些讽语或警句,却并不在意时间的流逝总会使得这些讽语、警句失去效用这 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化哲学”所做的颠覆工作,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哲 学革命”并非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哲学革命”虽然必然包含着对旧有思想体系 的摧毁,但完全也可能同时是以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为目的的一一可“教化哲 学”却自始至终都拒斥了这种野心。14在罗蒂心目中,那些堪称教化哲学家典 12罗蒂著:《后形而上学希望》,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页101。 13《后形而上学希望》,页1 14请参看《哲学与自然之镜》,页345~346语言解释是否行得通，就必须诉诸于对于翻译实践的效果的把握，而无法予以先 天的判定；另一方面，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上述意义把握的过程中所起 到的作用则被贬低到了极点，因为依据新实用主义的立场，在翻译实践中我们所 关注的乃是语词在主体际间的“流通价值”，而非语词所孤立地代表的东西是什 么。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谈论“实在”（只要这种谈论被严格限制在日常 语用的范围内，它就是合法的），而是说：我们得彻底摆脱那种关于“实在”的 那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用法，即认为“实在”的对应物就是旨在“再现”实在 的“镜式本质”。用罗蒂自己的话说，即：“……我们既不需要区分实在与表象， 也不需要区分被发现之物与被制作之物。我们希望用较为有用的事物与较为无用 的事物之间的区分来取代实在与表象之间的区分”。12 很显然，罗蒂在此所说的 “较为有用的”与“比较无用” 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已经牵涉到了语言工具 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因为“有用”与否本来就是针对工具在环境中所起到的 作用而言的。从这一评论中自然也就不难引申出他对于语言之工具本性的如下断 言了：“……无论工具是一个锤子、一把枪、一个信念还是一个命题，使用工具 都是有机体与其环境打交道的组成部分。把运用语词看作对付环境的工具，而不 是再现实在内在本质的尝试，也就是抛弃了人类的心灵是不是触及到了实在的问 题，抛弃了由认识论的怀疑论者提出的这个问题”。13 罗蒂为自己找到的另一个围剿“镜式本质”的同盟者则是伽达默尔。他特别 看重伽达默尔对于“教化”（Bildung）的强调。不难想见，按照传统的“镜式哲 学”的观点，人类知识的积累过程就是不断获取关于外部实在的真实资讯的过程。 但在伽达默尔那里，“知识构成”的地位却被“教化”的地位所取代了，换言之， 依据伽氏解释学对于所谓“效果历史意识”的说明，我们去了解原子论与欧洲历 史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我们之外，而就是为了使得我们自己变得更有教养，并拥 有更为丰富的谈论事物的方式。在援引伽达默尔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罗蒂进一步 地将他自己的“无镜的哲学”与传统的“镜式哲学”之间的差别描述为“教化哲 学”与“系统哲学”之间的差异。所谓“系统哲学”，其基本信念就在于认定认 知范型乃是教育的基本范型，故而此类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追求最完美的认知 范型，并将人类文化体系中的其它范形还原为这一范型，以期求得主体际间最具 普遍性的公度性。本着该信念，系统哲学家总是以为自己是在为人类的千秋万代 而著书立说——比如，当圣托马斯在利用亚里士多德来调和教父哲学之时，当笛 卡儿与霍布斯在批判经院哲学之时，当黑格尔在以一种君临天下的王者气概回顾 西方哲学史之时，或当卡尔那普试图利用新逻辑的技术工具一劳永逸地终结历史 上的种种形而上学“胡说”之时，他们总是自负地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人类在“哲 学”这个名目下所能做的极致——尽管更为自负的“系统哲学”的徒子徒孙们往 往会在他们身后毫不客气地用自己的新思想系统取而代之。与之相对应，教化哲 学家的态度则要谦逊得多：他们只想为现有的时代——而不是万世万代——提供 一些讽语或警句，却并不在意时间的流逝总会使得这些讽语、警句失去效用这一 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化哲学”所做的颠覆工作，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哲 学革命”并非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哲学革命”虽然必然包含着对旧有思想体系 的摧毁，但完全也可能同时是以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为目的的——可“教化哲 学”却自始至终都拒斥了这种野心。14 在罗蒂心目中，那些堪称教化哲学家典 12 罗蒂著：《后形而上学希望》，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 7 月第一版，页 101。 13 《后形而上学希望》，页 102。 14 请参看《哲学与自然之镜》，页 345~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