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期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 ·101· 然有效。在宗教红市，中国的权力部门对官方批准的宗教并未一视同仁。 (二)黑市(The Black Market) 当现有教堂和寺庙无法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时，许多人就会另谋他路。事实上，宗教黑市最早 是由20世纪50年代（当时政府极力创建国家的“爱国”宗教团体）的国家反宗教政策所催生的。许 多信徒出于神学和政治考虑，拒绝加入这些宗教团体。 宗教黑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地下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执政党之间的恩怨肇始于 1949年新中国成立。Madsen62]471说： 1949年，在竭力反对共产党的庇护十二世教皇(Pope Pius XⅡ)领导下的梵蒂冈，以 驱逐出教会作为惩罚，禁止中国天主教与新中国政权进行任何合作…然而，由于梵蒂冈 反对与共产党进行任何合作的强硬态度，所以很难发现有哪个天主教主教或神父会接受 天主教爱国会中的领导职位。事实上，接受这一职位的一个要求是停止对梵蒂冈的拥护， 而这在天主教徒看来，是对他们身份的重大背叛。 中共权力部门几乎得不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合作。在持续不断的强权手段下，权力部门成功 建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协会”[45]。在中国最著名的天主教领袖（如上海大主教龚品梅①）被 判长期监禁后，中共权力部门才找到五个愿意在爱国协会中承担领导职位的主教。这几位主教未 经梵蒂冈批准继续按立了其他几位主教。然而，“大多数天主教徒，不论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都拒 绝加入由这些主教所掌管的机构。他们秘密进行信仰活动，有时还面临被严惩的威胁”[62]472。如 今，地下天主教会具有良好的组织。地下天主教主教会议与得到官方批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 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并行运作[62]473。中国天主教徒总数的最新估计是1200万[62]468，其中大 约有400万与官方批准的天主教会有联系，“大概600~800万的天主教徒与所谓的地下教会有 关”[62]472 起初，基督徒，包括小群聚会所(the Little Flock)、真耶稣教会(the True Jesus Church)、其他教 派组织和一些独立堂会中的信徒，都拒绝加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权力部门再次采取囚禁顽 固的宗教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的王明道和上海的倪柝声。于是，许多基督徒同意加入“三自” 爱国运动。然而，当1957年，权力部门指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勒令所有的基督徒进行联合礼 拜，许多基督徒又离开了“三自”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一圣公会信徒(Episcopalians)、卫理会信徒 (Methodists)、浸信会信徒(Baptists)和其他宗派成员一被迫解散他们的宗派，进行统一的集体敬 拜。所有教会的财产都被集中到“三自”爱国会。许多基督徒，尤其是那些有宗派背景的基督徒，以 完全停止教堂礼拜作为回应。然而，作为敬虔的信徒，他们不会停止聚会敬拜，于是他们就采取在 家里或野外聚会。2002年，我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温州进行田野研究期间，当地基督教的一个带 领人指着布满树林的山坡对我说，文革期间他们晚上就是在那里举行聚会敬拜。每当聚会时，安排 一个人在山脚放哨，如果发现有警察或民兵，他就会用一个手电简提示情况紧急，会众就会散开。 他告诉我，他们从未停止过聚会敬拜。基督徒在其他许多地方采取的都是类似的秘密措施[63]。这 些地下的“家庭教会”(house churches)成为20世纪80年和90年代中国宗教复兴的种子[64]。 尽管自1979年以来，在“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支持下，许多教堂重新开放，但不少的“家庭教 会”仍继续在地下活动。反对者对“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批评，是其无条件的政治服从和高层领导 中的自由神学。而且，作为福音派基督徒，他们不能赞同禁止在教会场所之外传教的规定。由于家 庭教会的存在和活动是非法的，它们“易于遭受更具强制性和惩罚性的国家行动，包括身体骚扰、拘 留、罚款、劳改或刑事诉讼及监禁”[60]492[65]。然而，家庭教会遍布极为广泛，以致政府难以对其进 行有效根除。 ①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天主教神父获释出狱，但龚品梅直到1988年被驱逐去美国治病时才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