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要求，因而，公众判意无疑是司法机构个案处置的有利参照，这又进一步为司法活动贴近 社会生活，为司法社会效果的提升与增强提供了可能。 2·公众判意可能存在的偏失 毋庸讳言，公众判意也可能存在某些偏失，概括地说，这些偏失体现于如下方面： 第一，公众判意中包含着相对落后的法律观。 公众判意与阶段时期的社会意识直接相关。因此，社会意识中相对落后的法律观在公众 判意中也有明显体现。首先，公众判意往往依然把人治视为司法审判的制度背景。一方面， 在其表达的判意中，尽管包含了对立法的尊重，但潜在意识上仍然认为法律是可以变化、变 通，可以人为地规避的。公众判意中显现不出足够的法律信念。当公众判意与个案司法处置 的结果相一致时，一些公众甚至不认为这是法律在公众影响下得到正确适用，而往往将其理 解为法律外力量所产生的效果，从而使人治的印象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公众判意的表达 对象，往往并不仅是相关的司法机构，而主要指向的是相关党政权力机构，其目的在于使公 众对个案的态度成为一种引起党政权力机构所重视的民意，并进而通过党政权力机构对司法 机构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人治化的思维方式。其次，由于重刑主义在我国具有 长期的影响，特别是死刑的适用在我国相对较为宽泛，因而社会公众具有过度倚重刑事手段， 从严从重适用刑罚的主观倾向。特别是对于危害社会治安、官僚渎职以及贪污腐败等关及群 众切身利益、民愤较大的案件，社会公众适用重刑的要求更为强烈。14长期畸高的“罚值” 与某些情绪化的偏向相结合，使公众对这些类型的案件难以形成恰当的认识。对于“少杀”、 “慎杀”的刑罚理性化趋势以及我国刑事实践所无法回避的国际因素的制约，社会公众更缺 少足够的理解。这是公众判意最突出的偏失。 第二，公众判意往往缺少对法律上程序性、技术化要求的理解与重视。 社会公众在对司法个案的认识中，所注重和追求的是个案处置的实质性公正。与之不同 的是，司法机构对案件的处置尚需考虑诸多的程序性、技术化要求，需要考虑法定的形式要 件的完备。因此，诸如举证责任、程序失权、诉讼时效、追诉时效、不告不理、疑罪从无、 上诉不加刑等制度设定，很难为普通公众所理解。依照这些规定而形成的司法处置，也不容 易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此外，公众对个案处置功能的认识有时也会失之片面。通常的偏向 是，重视个案评价的公平与公正，而忽略法律对未来行为的导向作用：重视个案处置在当下 的效果，忽略这种处置的长远影响：重视某一种利益的保护，而忽略多方面利益的应有平衡。 从法律技术角度看，公众之理与法律之理存在着一定的偏离和差异，公众判意的法律“技术 含量”相对较低。 第三，公众判意中可能夹带着某些偏激的社会情绪。 在肯定公众判意蕴含正当的社会要求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公众判意所可能夹带的某些偏 激的社会情绪。在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社会阶层、群体严重分化，社 会矛盾高度复杂的情况下，公众判意所直接或间接体现出的诉求也是极为复杂的。尽管公众 诉求的主导方向应予肯定，但在某些社会矛盾激发下所形成的偏激的社会情绪也容易藉此加 以表达。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个案中的某些因素容易被过度放大，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难免 会有一定的偏失。特别是对于涉及到社会管理层的案件，公众对社会管理的某种不满往往会 衍化为对案件当事者作极端化处置的要求。近年来，社会上反映出的扩大对贪腐行为死刑适 4较为典型的案件如张金柱案、刘涌案。张金柱案：张金柱原河南省郑州市某区公安分局局长。1997年8 月24日，张金柱驾车撞死一人后，将另一名受害人挂在车下逃逸，致其重伤。该案由《焦点访谈》等主流 媒体披露后，引发社会强烈反响。1998年1月12日，郑州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金柱死刑。二审维持 原判。刘涌案：刘涌原为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2003年4月，刘涌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2003年8月11日，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证据存疑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媒体公布判决结果后，引发舆论浪潮。2003年10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此案。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 涌死刑。会要求，因而，公众判意无疑是司法机构个案处置的有利参照，这又进一步为司法活动贴近 社会生活，为司法社会效果的提升与增强提供了可能。 2·公众判意可能存在的偏失 毋庸讳言，公众判意也可能存在某些偏失，概括地说，这些偏失体现于如下方面： 第一，公众判意中包含着相对落后的法律观。 公众判意与阶段时期的社会意识直接相关。因此，社会意识中相对落后的法律观在公众 判意中也有明显体现。首先，公众判意往往依然把人治视为司法审判的制度背景。一方面， 在其表达的判意中，尽管包含了对立法的尊重，但潜在意识上仍然认为法律是可以变化、变 通，可以人为地规避的。公众判意中显现不出足够的法律信念。当公众判意与个案司法处置 的结果相一致时，一些公众甚至不认为这是法律在公众影响下得到正确适用，而往往将其理 解为法律外力量所产生的效果，从而使人治的印象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公众判意的表达 对象，往往并不仅是相关的司法机构，而主要指向的是相关党政权力机构，其目的在于使公 众对个案的态度成为一种引起党政权力机构所重视的民意，并进而通过党政权力机构对司法 机构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人治化的思维方式。其次，由于重刑主义在我国具有 长期的影响，特别是死刑的适用在我国相对较为宽泛，因而社会公众具有过度倚重刑事手段， 从严从重适用刑罚的主观倾向。特别是对于危害社会治安、官僚渎职以及贪污腐败等关及群 众切身利益、民愤较大的案件，社会公众适用重刑的要求更为强烈。14长期畸高的“罚值” 与某些情绪化的偏向相结合，使公众对这些类型的案件难以形成恰当的认识。对于“少杀”、 “慎杀”的刑罚理性化趋势以及我国刑事实践所无法回避的国际因素的制约，社会公众更缺 少足够的理解。这是公众判意最突出的偏失。 第二，公众判意往往缺少对法律上程序性、技术化要求的理解与重视。 社会公众在对司法个案的认识中，所注重和追求的是个案处置的实质性公正。与之不同 的是，司法机构对案件的处置尚需考虑诸多的程序性、技术化要求，需要考虑法定的形式要 件的完备。因此，诸如举证责任、程序失权、诉讼时效、追诉时效、不告不理、疑罪从无、 上诉不加刑等制度设定，很难为普通公众所理解。依照这些规定而形成的司法处置，也不容 易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此外，公众对个案处置功能的认识有时也会失之片面。通常的偏向 是，重视个案评价的公平与公正，而忽略法律对未来行为的导向作用；重视个案处置在当下 的效果，忽略这种处置的长远影响；重视某一种利益的保护，而忽略多方面利益的应有平衡。 从法律技术角度看，公众之理与法律之理存在着一定的偏离和差异，公众判意的法律“技术 含量”相对较低。 第三，公众判意中可能夹带着某些偏激的社会情绪。 在肯定公众判意蕴含正当的社会要求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公众判意所可能夹带的某些偏 激的社会情绪。在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社会阶层、群体严重分化，社 会矛盾高度复杂的情况下，公众判意所直接或间接体现出的诉求也是极为复杂的。尽管公众 诉求的主导方向应予肯定，但在某些社会矛盾激发下所形成的偏激的社会情绪也容易藉此加 以表达。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个案中的某些因素容易被过度放大，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难免 会有一定的偏失。特别是对于涉及到社会管理层的案件，公众对社会管理的某种不满往往会 衍化为对案件当事者作极端化处置的要求。近年来，社会上反映出的扩大对贪腐行为死刑适 14较为典型的案件如张金柱案、刘涌案。张金柱案：张金柱原河南省郑州市某区公安分局局长。1997 年 8 月 24 日，张金柱驾车撞死一人后，将另一名受害人挂在车下逃逸，致其重伤。该案由《焦点访谈》等主流 媒体披露后，引发社会强烈反响。1998 年 1 月 12 日，郑州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金柱死刑。二审维持 原判。刘涌案：刘涌原为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 2003 年 4 月，刘涌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2003 年 8 月 11 日，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证据存疑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媒体公布判决结果后，引发舆论浪潮。2003 年 10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此案。12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 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