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通报之进行与处理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订，以及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的修正通过，皆在在显示法 案的背后拥有众多热心人士的推动与关注，也反映了社会对于落实儿童少年保护 的期待。法案的通过也确立了儿童少年不再属于父母、家庭的「私产」，而是将 儿童与少年视为国家的资产，必要时需由国家确保亲权(parenting)的遂行，亦 即应以国家的责任来保障儿童少年的权益。惟国家如何来执行此一贵任？由于儿 童少年保护工作处处会碰触公权力介入家庭，干预父母亲权与家庭隐私之问题。 甚且因为儿童少年虐待事件是发生于室内，而且经常是发生在家庭中，使得政府 想要确切知道此类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是很闲难的.若是要进一步介入处理更非 易事。因此，在受虐儿童少年的保护服务上，那些为儿童少年辩护、提供服务 以及为儿童少年设立基金和拟订相关保护政策的人，一方面对于儿童少年虐待事 件的发生率与盛行率相当关心：另一方面，则希望透过一些特殊管道以了解儿童 少年受虐事件，并解决受虐儿童少年之问题。管道之一，即是实行儿童虐待责任 通报制度。 事实上，儿童少年遭受虐待责任通报制度是将医学上对于儿童少年虐待诊断 予以法典化的一种作为，赋予医学上处理儿童少年虐待事件的法律上权力。医师 与医疗专业人员因为责任通报制度，而获得法律上的权力来决定儿童少年虐待的 施虎者与受虐儿童少年，并且对相关问题提出建议。同时，它也赋予儿保社福机 构（儿保社政机关和儿童福利机构）处理此类事件的法律权力。因此，儿童少年 虐待责任通报制度有二个主要的政策上目标：第一，此种规定可以鼓励那些经常 与儿童少年有接触的专业人员，以及知道有儿童少年处于危险情境的社会大众 将儿童少年遭受虐待事件通报给儿保社福机构知悉第二，此种规定由于规范了 处理的程序，可以有系统地将发生于家庭内的儿童少年遭受虐待事件转介给那些 助人专家。其主要的目标，除了企图复原(rehabilitate))受虐者与施虐者之外，并且 希望在儿童少年安全可以确保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家庭的完整性。 从责任通报制的本质来看，责任通报制对于儿川童少年受虐事件，具有及早发 现、及早处遇的功能。但是另一方面，责任通报制的理念虽然获得关切儿童少年 权益人土的支持，却也由于执行技术尚未妥善律立，以及可以运用资源的不足 从而可能衍生诸多的困难。其中之一是：并非所有的专业人员都依照责任通报制 的规定通报，甚至就连最严重的儿童少年遭受虐待事件也没有完全被通报。专业 人员在决定是否要通报其所知悉的儿童少年受虐情形时，可能会以一些标准来考 虑是否要通报，如：受虐儿童少年的处境是否严重或是危急、所掌握的证据是否 足够、所发现的虐待疑案是否达到可通报的标准、通报后的保护服务能否发挥效 益而对案家有所帮助、通报是否会触怒施虐者而造成更严重的虐待行为等因素。 而专业人员在执行通报角色上，也可能面临一些困难而影响通报意愿，诸如：分 析虐待的能力有限、对儿童少年曹受唐待行为的界定不清楚、缺乏相关信息等 27 27 肆、通报之进行与处理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订，以及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的修正通过，皆在在显示法 案的背后拥有众多热心人士的推动与关注，也反映了社会对于落实儿童少年保护 的期待。法案的通过也确立了儿童少年不再属于父母、家庭的「私产」，而是将 儿童与少年视为国家的资产，必要时需由国家确保亲权（parenting）的遂行，亦 即应以国家的责任来保障儿童少年的权益。惟国家如何来执行此一责任？由于儿 童少年保护工作处处会碰触公权力介入家庭，干预父母亲权与家庭隐私之问题。 甚且因为儿童少年虐待事件是发生于室内，而且经常是发生在家庭中，使得政府 想要确切知道此类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是很困难的，若是要进一步介入处理更非 易事。因此，在受虐儿童少年的保护服务上，那些为儿童少年辩护、提供服务， 以及为儿童少年设立基金和拟订相关保护政策的人，一方面对于儿童少年虐待事 件的发生率与盛行率相当关心；另一方面，则希望透过一些特殊管道以了解儿童 少年受虐事件，并解决受虐儿童少年之问题。管道之一，即是实行儿童虐待责任 通报制度。 事实上，儿童少年遭受虐待责任通报制度是将医学上对于儿童少年虐待诊断 予以法典化的一种作为，赋予医学上处理儿童少年虐待事件的法律上权力。医师 与医疗专业人员因为责任通报制度，而获得法律上的权力来决定儿童少年虐待的 施虐者与受虐儿童少年，并且对相关问题提出建议。同时，它也赋予儿保社福机 构（儿保社政机关和儿童福利机构）处理此类事件的法律权力。因此，儿童少年 虐待责任通报制度有二个主要的政策上目标：第一，此种规定可以鼓励那些经常 与儿童少年有接触的专业人员，以及知道有儿童少年处于危险情境的社会大众， 将儿童少年遭受虐待事件通报给儿保社福机构知悉；第二，此种规定由于规范了 处理的程序，可以有系统地将发生于家庭内的儿童少年遭受虐待事件转介给那些 助人专家。其主要的目标，除了企图复原(rehabilitate)受虐者与施虐者之外，并且 希望在儿童少年安全可以确保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家庭的完整性。 从责任通报制的本质来看，责任通报制对于儿童少年受虐事件，具有及早发 现、及早处遇的功能。但是另一方面，责任通报制的理念虽然获得关切儿童少年 权益人士的支持，却也由于执行技术尚未妥善建立，以及可以运用资源的不足， 从而可能衍生诸多的困难。其中之一是：并非所有的专业人员都依照责任通报制 的规定通报，甚至就连最严重的儿童少年遭受虐待事件也没有完全被通报。专业 人员在决定是否要通报其所知悉的儿童少年受虐情形时，可能会以一些标准来考 虑是否要通报，如：受虐儿童少年的处境是否严重或是危急、所掌握的证据是否 足够、所发现的虐待疑案是否达到可通报的标准、通报后的保护服务能否发挥效 益而对案家有所帮助、通报是否会触怒施虐者而造成更严重的虐待行为等因素。 而专业人员在执行通报角色上，也可能面临一些困难而影响通报意愿，诸如：分 析虐待的能力有限、对儿童少年遭受虐待行为的界定不清楚、缺乏相关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