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的变化。 当人类文明进化到这样的阶段,即人类开始自觉地反思知识与行动的关系,追求政策相关 知识的时候,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就发端了。拉斯韦尔认为,分析公共政策的专门程序的出现 “与文明相对突然地从自发的部落或氏族社会中的出现”和“世界历史中城市文明的扩展和分 化有关”。①在古代文明发祥地,我们可以找到政策研究的最初尝试。产生于公元前21世纪的 汉谟拉比法典( Hommurabian Code)可能是已知的最早与公共政策有关的文献。它涉及司法程 序、财产权、贸易和商业、家庭和婚姻关系以及公共责任等等。在古希腊,有一个“智者”阶 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充当统治者的“智囊”(柏拉图曾是西西里统治者的顾问,亚里士多德是亚 历山大的私人教师),我们在西方的圣哲贤人的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政策和 政府管理的论述。在古代中国,“士”阶层的出现很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辅助统治者审时度势 选择时机、进行政策咨询的谋士。上可追溯到夏商之家臣,西周之命士: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 霸,有识之士挟术怀策周游列国。《战国策》专门记述了这些策士们的言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政策硏究及咨询的著作;诸子百家的著作也包含了大量的政策研究的思想 和经验。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丰富的政策思想遗产。 中世纪的城市文明的分化和扩展产生了一种方便于专门知识发展的职业化结构,政策相关 知识及这种知识的产生者的角色在缓慢地发生演化,封建统治者召集各种专家来提供公共领域 的政策建议,特别是那些统治者自己难以做出决策的领域。根据韦伯( Max Weber)的说法,这些 领域主要是财政、战争和法律。②中世纪政策相关知识的产生者的角色已经分化,主要的团体 是专家官员或韦伯所称的“职业政治家”,教会牧师包括基督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等他们 是中世纪专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团体,大学教师这是中世纪新出现的知识分子群体,大 学培养出来的法官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相当突出,以及人文主义的文学家等。 当然,在古代和中世纪产生政策相关知识的程序和方法基本上是不科学的。他们主要依赖 于神秘的手段或宗教仪式来预见未来。但这样的程序部分地依赖于经验获得的证据,政策建议 最终也要由实际的证据来检验,因此,早期的政策硏究者或咨询者的杈威部分地依赖于他们的 建议是否取得好的政策结果,而不是依赖于产生这种知识的程序。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和经验研究的成长,政策研究或政策相关知识的产生逐步 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它自己的特殊程序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 础上。在19世纪,应用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社会复杂性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 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形式确立起来。因此,这一时期 政策研究中新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上的变化,神秘主义、魔术和神圣的东 Harold D Lasswell, A Pre-view of Policy Sciences. New York: Elsevier Inc, 1971, pp.9, 13 9 See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by Hars C. Gerth and C.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882 相应的变化。 当人类文明进化到这样的阶段，即人类开始自觉地反思知识与行动的关系，追求政策相关 知识的时候，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就发端了。拉斯韦尔认为，分析公共政策的专门程序的出现 “与文明相对突然地从自发的部落或氏族社会中的出现”和“世界历史中城市文明的扩展和分 化有关”。① 在古代文明发祥地，我们可以找到政策研究的最初尝试。产生于公元前 21 世纪的 汉谟拉比法典(Hommurabian Code)可能是已知的最早与公共政策有关的文献。它涉及司法程 序、财产权、贸易和商业、家庭和婚姻关系以及公共责任等等。在古希腊，有一个“智者”阶 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充当统治者的“智囊”(柏拉图曾是西西里统治者的顾问，亚里士多德是亚 历山大的私人教师)，我们在西方的圣哲贤人的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政策和 政府管理的论述。在古代中国，“士”阶层的出现很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辅助统治者审时度势、 选择时机、进行政策咨询的谋士。上可追溯到夏商之家臣，西周之命士；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 霸，有识之士挟术怀策周游列国。《战国策》专门记述了这些策士们的言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政策研究及咨询的著作；诸子百家的著作也包含了大量的政策研究的思想 和经验。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丰富的政策思想遗产。 中世纪的城市文明的分化和扩展产生了一种方便于专门知识发展的职业化结构，政策相关 知识及这种知识的产生者的角色在缓慢地发生演化，封建统治者召集各种专家来提供公共领域 的政策建议，特别是那些统治者自己难以做出决策的领域。根据韦伯(Max Weber)的说法，这些 领域主要是财政、战争和法律。② 中世纪政策相关知识的产生者的角色已经分化，主要的团体 是专家官员或韦伯所称的“职业政治家”，教会牧师包括基督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等他们 是中世纪专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团体，大学教师这是中世纪新出现的知识分子群体，大 学培养出来的法官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相当突出，以及人文主义的文学家等。 当然，在古代和中世纪产生政策相关知识的程序和方法基本上是不科学的。他们主要依赖 于神秘的手段或宗教仪式来预见未来。但这样的程序部分地依赖于经验获得的证据，政策建议 最终也要由实际的证据来检验，因此，早期的政策研究者或咨询者的权威部分地依赖于他们的 建议是否取得好的政策结果，而不是依赖于产生这种知识的程序。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和经验研究的成长，政策研究或政策相关知识的产生逐步 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它自己的特殊程序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 础上。在 19 世纪，应用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社会复杂性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 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形式确立起来。因此，这一时期 政策研究中新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上的变化，神秘主义、魔术和神圣的东 ① Harold D. Lasswell, A Pre-view of Policy Sciences. New York: Elsevier Inc., 1971, pp.9,13. ② See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by Hars C.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