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纵横·2005年第1期 集。 资计算，总投资为1500亿元。如果假设全国 (三)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劳 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每年每市完成20亿 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的变化是历史性的，它正在 元投资，合计是6000亿元以上；2800多个县级 彻底改变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社会结构。农业劳动 行政区平均每年每县1亿元投资，合计约3000 力的比重从1978年的70.5%降低到2002年的 亿元。加在一起就是约10000亿元投资。实际的 44.1%。1978-2002这24年间，全国劳动力从 投资要比这个数字大许多。在中等以上城市的建 4.02亿增加到7.37亿，增加了3.36亿，但其 设中，20亿元的投资量并不算很大，不过是投 中的农业劳动力只增加4170万，90年代以来农 资建设几座大楼或几条街道的路面和管网系统而 业劳动力的总量已经有所减少。在24年里新增 已。在大城市的立体交通建设中，20亿元不过 的3.36亿劳动力中，有2.9亿在非农产业获得 是4公里地铁的建设投资。在城市化过程中，还 了就业岗位，基本上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过去 有大量的其它投资，如：水资源供应、环境保 20多年，平均每年我国要增加约1200万个非农 护、跨区域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 产业就业机会。24年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 设，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大量资本性投资等。 降26.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1个百分点。 因此，快速城市化的时期也必然是高强度固定资 如果此后的18年继续以这样的平均速率下降， 产投资的时期。 到2020年，农业劳动力将只占24.3%。 快速城市化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 (四)城镇人口比重（城市化率）的提高。 以上等级的时期，这也正是国民财富快速积累的 80年代，我国曾试图靠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工业 时期，除基础设施等公共财富的积累外，住房、 化，让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及家庭人口“离 汽车等家庭财富也加快积累，还有机器设备、运 土不离乡”，实质是把工业化与城市化两个进程 输车船等企业财富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是通过投 割裂开，希望实现工业化而不提高城市化水平。 资活动实现的，所以，这个时期的投资强度之大 尽管如此，城市化的水平仍逐年提高，城市人口 要超过其它发展阶段。 的比例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3年的 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对钢铁、建材、设 40.5%,平均每年提高0：88个百分点。城市化 备、车辆等投资品的极旺盛的需求，在市场信号 进程是逐渐加速的，从1978至1995这17年， 的引导下，生产投资品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扩大， 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1995至 生产能力增强，产量增加。而这些产品基本上是 2003这八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这个 由对能源、原材料消耗较大的重工业提供的，由 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徒限制的状况下实 此造成对能源电力、交通运输和矿石、原材料的 现的。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巨大需求。除快速城市化的带动，还有全球制造 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2003年改革户 业向我国集中的因素，也在加大对我国能源电力 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 和交通运输的需求。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以上国 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 家的水平前，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个百分点更快。假设201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 始终比较强，国际资本向我国的转移会维持较长 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2011至2020年 时间。两个重大因素共同作用，第二产业在我国 平均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 经济中将长期保持较高比例，形成对能源电力和 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据最乐 交通运输的压力。 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 (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在持续高强 按67%-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 度投资时期，发生经济过热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9.3亿，17年内将增加3.6-4.0亿城镇人口。 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概率也比较高，这就对宏观经 二、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济政策的调控能力提出了比较强的挑战。 (一)对能源和交通的压力。快速城市化导 城市建设投资是容易大幅波动的。地方政府 致高投资率。面对城市人口大量的增加，各地必 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以地 须加快城市建设。城市建设的投资量巨大，其中 方财政多年的剩余财力为偿债资金来源，形成地 包括城市各类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投资。1998 方政府的信用基础，负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将 年以后实行投资拉动政策，我国平均每年建成 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特别突出的投资和融资形式。 5000公里高速公路，按平均每公里3000万元投 地方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可能使某些城市在一届政 万方数据经济纵横·2005年第1期 集。 (三)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劳 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的变化是历史性的，它正在 彻底改变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社会结构。农业劳动 · 力的比重从1978年的70．5％降低到2002年的 44．1％。1978—2002这24年问，全国劳动力从 4．02亿增加到7．37亿，增加了3．36亿，但其 中的农业劳动力只增加4170万，90年代以来农 业劳动力的总量已经有所减少。在24年里新增 的3．36亿劳动力中，有2．9亿在非农产业获得 了就业岗位，基本上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过去 20多年，平均每年我国要增加约1200万个非农 产业就业机会。24年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 降26．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1个百分点。 如果此后的18年继续以这样的平均速率下降， 到2020年，农业劳动力将只占24．3％。 (四)城镇人口比重(城市化率)的提高。 80年代，我国曾试图靠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工业 化，让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及家庭人口“离 土不离乡”，实质是把工业化与城市化两个进程 割裂开，希望实现工业化而不提高城市化水平。 尽管如此，城市化的水平仍逐年提高，城市人口 的比例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3年的 40．5％，平均每年提高0．88个百分点。城市化 进程是逐渐加速的，从1978至1995这17年， 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1995至 2003这八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这个 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徒限制的状况下实 现的。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2003年改革户 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 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 个百分点更快。假设201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 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2011至2020年 平均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 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据最乐 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 按67％一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 —9．3亿，17年内将增加3．6—4．0亿城镇人口。 二、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一)对能源和交通的压力。快速城市化导 致高投资率。面对城市人口大量的增加，各地必 须加快城市建设。城市建设的投资量巨大，其中 包括城市各类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投资。1998 年以后实行投资拉动政策，我国平均每年建成 5000公里高速公路，按平均每公里3000万元投 资计算，总投资为1500亿元。如果假设全国 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每年每市完成20亿 元投资，合计是6000亿元以上；2800多个县级 行政区平均每年每县1亿元投资，合计约3000 亿元。加在一起就是约10000亿元投资。实际的 投资要比这个数字大许多。在中等以上城市的建 设中，20亿元的投资量并不算很大，不过是投 资建设几座大楼或几条街道的路面和管网系统而 已。在大城市的立体交通建设中，20亿元不过 是4公里地铁的建设投资。在城市化过程中，还 有大量的其它投资，如：水资源供应、环境保 护、跨区域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 设，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大量资本性投资等。 因此，快速城市化的时期也必然是高强度固定资 产投资的时期。 快速城市化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 以上等级的时期，这也正是国民财富快速积累的 时期，除基础设施等公共财富的积累外，住房、 汽车等家庭财富也加快积累，还有机器设备、运 输车船等企业财富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是通过投 资活动实现的，所以，这个时期的投资强度之大 要超过其它发展阶段。 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对钢铁、建材、设 备、车辆等投资品的极旺盛的需求，在市场信号 的引导下，生产投资品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扩大， 生产能力增强，产量增加。而这些产品基本上是 由对能源、原材料消耗较大的重工业提供的，由 此造成对能源电力、交通运输和矿石、原材料的 巨大需求。除陕速城市化的带动，还有全球制造 业向我国集中的因素，也在加大对我国能源电力 和交通运输的需求。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以上国 家的水平前，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始终比较强，国际资本向我国的转移会维持较长 时间。两个重大因素共同作用，第二产业在我国 经济中将长期保持较高比例，形成对能源电力和 交通运输的压力。 (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在持续高强 度投资时期，发生经济过热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概率也比较高，这就对宏观经 济政策的调控能力提出了比较强的挑战。 城市建设投资是容易大幅波动的。地方政府 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以地 方财政多年的剩余财力为偿债资金来源，形成地 方政府的信用基础，负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将 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特别突出的投资和融资形式。 地方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可能使某些城市在一届政 万方数据 一5一